由于剧情片是个很难界定的范畴，通常除了以上所述类型特征较为明显的影片，其他都可以纳入剧情片的范畴。类似于《乱世佳人》这样脱胎于文学名著的影片，在美国电影史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著都被好莱坞纳入了拍摄范围，有的名著甚至几次三番地被改编、拍摄成经典影片。这些名著对生活的解析极为深刻，并且具有天生的号召力，为电影改编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具有相当的风险。这一时期的名著改编影片有葛丽泰·嘉宝主演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和《茶花女》（Camille，1936），罗伯特·莱昂纳德（Robert Leonard）执导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940），根据路易莎·梅·奥尔科的文学名著改编、由乔治·顾柯执导的《小妇人》（Little Women，1933），根据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由维克多·弗莱明匿名参与执导的《大地》（The Good Earth，1937）等。
葛丽泰·嘉宝还主演了包括《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1930）、《大饭店》（Grand Hotel，1932）和《瑞典女王》（Queen Christina，1933）等在内的一批经典剧情片。她在这些影片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她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葛丽泰·嘉宝塑造的瑞典女王形象几乎成了她自己的化身，王者的气质和终身保持的神秘感让她永远在电影界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大饭店》在相对集中的时空中，以横剖面的形式演绎了各类人的故事。在故事结尾，蒙在鼓里的欢乐和事实上的悲哀混杂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这种叙事结构此后被作为一种模式沿用至今，高度戏剧化的电影由此诞生。
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女星费雯丽以《乱世佳人》的郝思嘉一角在好莱坞崛起，她为这个角色倾注了全部心血和艺术才华，其塑造的郝思嘉形象已经跨越了民族、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1940年的一部由马尔文·勒罗伊执导的凄美爱情片《魂断蓝桥》中，费雯丽又成功塑造了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整部影片富含的东方情调的细腻情感也是这部影片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为传颂的重要原因。
这种解析战争背景下爱情的影片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套路。由迈克尔·柯蒂兹执导、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卡萨布兰卡》把浪漫的回忆和对战争的反思结合在一起，使忘我的牺牲更受看重，整部影片蕴涵着爱国主义的主题和反法西斯激情。迈克尔·柯蒂兹非常善于把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矛盾纠葛有机地组织起来，在激烈的戏剧冲突与悬念设置中为我们创造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影片表达了美国人在爱情和道义之间所做的选择，它在“二战”初期具有反对孤立主义的象征意味。影片中那种悲伤的浪漫混合着危险的异国情调，把男女主人公在乱世重逢时各自身不由己的无奈和矛盾挣扎渲染得淋漓尽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的军队闪电般地横扫整个欧洲大陆。摩洛哥北部城市卡萨布兰卡成为人们逃向自由之地——美国的必经之路。一时间，各路难民云集卡萨布兰卡，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取得出境护照求生。男主人公里克所开的夜总会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汇集交易的场所，里克偶然得到的两张出境签证成了几方势力共同关注的焦点。刚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的捷克左翼领导人维克多·拉兹洛和妻子伊尔莎也来到卡萨布兰卡寻求去美国的签证。在里克的夜总会，里克和伊尔莎不期而遇。他们以前曾在巴黎有过一段很美好的日子，但就在纳粹入侵之前，他们准备一起离开巴黎之际，伊尔莎突然不辞而别，这使里克感到痛苦并怀恨在心。伊尔莎得知里克有出境签证后，便去找他，向里克讲述拉兹洛对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重要作用，请求里克以大局为重，不计较儿女私情，交出签证，帮助拉兹洛离境。里克要求伊尔莎对发生的一切作出解释，伊尔莎失声痛哭，是做妻子的责任和对拉兹洛的崇敬迫使伊尔莎放弃了对里克的爱情。里克虽然表现得铁石心肠，但最终他摈弃了乱世中的儿女私情，安全地送走了伊尔莎和拉兹洛，自己毅然重新投入到反法西斯抗战的洪流之中。
这部影片的剧本由多名编剧共同打造，摄影师阿瑟·埃德森(Arthur Edeson)运用娴熟的光线处理，比如利用光打出的人影变化来表现人物关系等，另外，别具一格的内景搭台，也凸现一种封闭的感觉。卡萨布兰卡是一个朦胧地带，人们在正义和邪恶两方之间的夹缝中生存。这里充斥着逃避、苟且偷安、为生存不择手段的人们，卡萨布兰卡的繁荣建立在匍匐的人性之上，而里克的夜总会就是一个视窗，在这里可以看到各式人性的混杂，里克和法国警官雷洛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善于周旋在各色人等之间，他们同是表面冷漠，但对善恶对错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的人。亨弗莱·鲍嘉那种外冷内热的沧桑男子形象和英格丽·褒曼高贵典雅的个性，都树立了后来好莱坞浪漫类型电影的角色典范。但是，克劳德·伦斯(Claude Rains)饰演的警官雷诺的形象似乎比男女主人公更胜一筹，其对人物的复杂性和两面性的把握备受影评家们的推崇。而在电影故事架构上，民族大义与儿女私情间“大我”与“小我”的矛盾冲突，更加重了本片深入人性心理的感性色彩。这部除了机场迎接德军代表一场是外景外，其余全都在摄影棚内拍摄的小银幕黑白片，使“卡萨布兰卡”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北非小城声名大噪，很多人由此也对“二战”的战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关注。黑人歌星杜利·威尔逊演唱的《时光流转》也借此片被世界范围内的人们传唱为经典。
第三节《公民凯恩》
在20世纪40年代的好莱坞，类型电影创作达到鼎盛时期。程式化的剧情结构，金碧辉煌的宏大场面以及俊男靓女永远是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砝码，此时电影的艺术性仿佛已经退居到了次要地位，电影普遍缺乏创意和灵感，这种模式已经让好莱坞故步自封，无法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的横空出世就显得尤为重要。
安德烈·巴赞曾盛赞奥逊·威尔斯和他的处女作《公民凯恩》是现代电影的奠基石，“无论是谁，只要拥有一部像《公民凯恩》这样的电影，就只能给人一个感觉：高山仰止。这种成就足以让人睥睨天下，傲视群雄。”虽然此话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是这也足以证明这部影片在电影史上所占据的崇高地位的确是不容置疑的。面对这部影片艺术价值和票房价值不符的现象，有影评家解释说：“它并不是那种让人一望而知的情节片，而是一部对生活高度凝练，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心理世界的理性体验的影片。它的意义深邃，需要反复咀嚼，它是一部纯粹的‘电影的诗’！”
《公民凯恩》这部影片的剧本是豪斯曼、曼凯维支和威尔斯三人花三个月时间写出来的，它以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一生及其与电影明星玛丽安·戴维斯的情史为蓝本，冷嘲热讽地编造了报业大王查尔斯·福斯特·凯恩的传记。《公民凯恩》在同赫斯特的激烈斗争方面胜过了影片票房，那时的观众更倾向于轻喜剧电影，而不是结尾令人感到不适的灰色精神分析剧。精心设计的戏剧结构（闪回）在一些视觉革新（长焦距镜头）的配合下，表现了一种文化抱负，这种抱负和各制片公司流行的制片方式形成对照。影评家安德鲁·贝兹恩也认为《公民凯恩》超出了当时美国观众的“平均智力年龄”。《公民凯恩》背叛了好莱坞一贯的逃避现实的传统，把镜头直接切入美国社会中最有权势的报业大王的私生活中。它以现代的叙事结构揭示了一部残酷的发家史，一部悲剧式的感情发展史。《公民凯恩》通过闪回镜头来表现剧中人物重述过去而打断情节的调查式情节结构，也成为一种模式。记者汤姆逊询问了五个与凯恩生前关系密切的知情者，这五个人各自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凯恩的生活，使凯恩的一生变得完整、复杂、立体。
奥逊·威尔斯这样阐述《公民凯恩》的主题：“《公民凯恩》的故事讲的是一位名叫汤姆逊的记者，为了弄清凯恩临终遗言的含义所进行的一场调查……他认定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应该说明这个人的一生——这点也许不假，可是他始终未能发现凯恩临终遗言的真正含义，但观众却弄清了。汤姆逊的这番求索使他接触了五位非常了解凯恩的人——五个对凯恩或者喜欢、或者爱、或者憎恨他的人。他们讲述了五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各持己见。所以关于凯恩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就像关于任何人的真相一样，只能根据有关他的说法的全部总和予以推测。”
《公民凯恩》的开篇是整部影片的一个隐喻。在经过一系列如世外桃源般的城堡大门外的推拉镜头展现后，观众被带到了多个镜头展现的凯恩卧室的窗前。随着镜头中的窗户越来越近，灯突然熄灭，凯恩说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句话：玫瑰花蕾。这时候镜头又将观众的视线转移到一份刊有这位出版大亨讣告的新闻影片上，这组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展示了凯恩传奇的一生：“凯恩的帝国在其昌盛时期，曾经控制着37家报纸、13家杂志和一个无线电广播网，是帝国中的帝国……”凯恩的母亲怎样从拖欠房租的房客手中得到一张矿产的契约而发了财；银行家成为幼年凯恩的监护人；凯恩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凯恩娶了总统的侄女，离婚后妻子和儿子死于车祸；凯恩离婚两个星期后又娶了“歌唱家”苏珊；凯恩为苏珊所盖的歌剧院和庄园；凯恩失去了对报纸的控制权；最后，凯恩孤零零地死在庄园。随后镜头来到了一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面有很多新闻记者在一起试图寻找凯恩临终的遗言“玫瑰花蕾”的答案。接下来的影片被分成了四个部分：银行家揭露了凯恩的早期生活；商业同行讲述了这个庞大的报业帝国和凯恩第一次的婚史；凯恩以前的好友则细致地描述了凯恩是如何走向年老沮丧的；最后，没有一个人能够揭开“玫瑰花蕾”蕴藏的神秘含义。汤姆逊对一个同事这样说：“‘玫瑰花蕾’也许是他没能得到的或是失去了的东西。不管怎样，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不相信一两个字能解释一个人的一生。”但是，观众在结束前已经知道了这个秘密。在该片结尾处焚烧庄园留下的废旧物品时，一副凯恩年少时珍爱的雪橇也在其中，赫然写着“玫瑰花蕾”的雪橇正在被火焰慢慢吞噬。这个被焚烧的雪橇和影片开头那个摔碎的水晶球遥相呼应，暗示出凯恩生命终结时，他所不能忘怀的仍然是童年时一些纯真的事，而非人们所猜测的大笔遗产的暗语或者是某个情妇的爱称，这揭示出凯恩内心深处尚未泯灭的人性的回归，从而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影片的谜底。
奥逊·威尔斯也经常使用抽象、隐喻的蒙太奇手法来压缩处理历时较长的情节发展，比如凯恩和第一任妻子之间的关系演变只用了六个镜头，场景完全不变，只是通过人物的衣服和动作变化来表现两人感情的疏远：第一个镜头中凯恩和妻子穿着礼服，气氛融洽地吃饭、聊天；随后的几组镜头，两人的交谈越来越少，争吵越来越多；最后一个镜头，凯恩看《问询报》，妻子却看凯恩对手的报纸《纪事报》，两份报纸的对立也象征着夫妻两人感情的对立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另外一场表现苏珊歌唱生涯的戏，苏珊在她破旧的公寓里为凯恩演奏钢琴，曲子没变，镜头化入上等公寓，一架崭新的钢琴，凯恩在为她鼓掌。这种场面和影片中完整无缺地表现事件真实性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公民凯恩》探讨的问题正是缠绕在美国人心中难以释怀的个人与国家的主题：“既渴望获得自由独立，又渴望获得社会认可；既追求个人抱负，又要注意社会的团结。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支配美国个人主义的紧张状态。既然美国革命推翻、摒弃了旧的传统社会，那么美国人也要这么做——这是美国个人主义神话的使命。但是，正如美国革命在自由原则的基础上缔造了一个新国家，美国个人——自由、民主、平等、独立、流动的美国人，就必须建立并服务于美国的社区、美国社会，这同样是美国个人主义神话的戒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