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颁布的《人权宣言》再一次把人权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人权宣言》认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
今天，自由、平等的理念不仅在美国、法国的政治生活中深入人心，而且是西方国家宪法政治的基本精神，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
西方的宗教价值观主要来源于基督教。虽然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政教分离，但是从核心价值观来看，民主价值观和宗教价值观并不能截然分开。相反，它们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比如在美国，美元上就赫然印着“我们相信上帝”；美国总统在宣誓就职时也要手扶《圣经》；美国的国家公职人员也可以同时是教徒。政教分离只是表明宗教不干涉国家事务，国家权力也不干涉宗教事务，并保障信仰自由，从而避免因国家权力推崇某一宗教而带来的社会紧张和分裂。
因此，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是在欧美等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宗教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宗教价值观体现了人间博爱的道德理想，而民主价值观则体现了自由、平等的法治精神。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共同维护和促进西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和国际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总是优先考虑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宗教价值观及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交往。比如，美国就十分亲近那些拥有基督教信仰和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许多这样的国家已被美国视为“盟国”；如果一个国家虽不信仰基督教但却建立了民主政治制度，这样的国家也是美国愿意交往的，像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这些国家中，有的也成了美国的“盟友”。而像中国这样和美国既没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又没有相似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美国愿意与之交往，更多的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而并不是因为价值观方面的吸引。
（二）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当西方国家打着自认为是普适的价值观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树立国家形象的时候，中国也在日益成熟地运用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
与西方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核心价值观不同的是，中国人把“和”或“和谐”作为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核。在中国人的实践中，无论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强调大同世界的理想，还是提倡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和谐相处，无不是这一基本价值观的体现。目前，中国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中国运用其核心价值观处理国内外问题的鲜明体现。
“和”的含义最早来源于上古时期的音乐，是指音乐节奏与旋律的和谐，音乐中所表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内容的和谐，以及聆听、欣赏音乐之人内心世界的和谐。“和”的基本含义是多样、统一的。
对“和”之含义最早作出比较明确的阐释并为后人广泛引用的，是孔子《论语》里的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大意是说，君子之间能够和谐相处，但却各自保留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小人虽然气味相投，附和逢迎，但却由于各为己利而不能和谐相处。它实际上也说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即：不同的人或事物之间可以和谐相处，但不一定要彼此相同，各具色彩的人或事和谐统一、融合在一起，更能体现“和”文化的基本思想。
“和”文化的这一基本思想体现在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它强调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上要和谐相处；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要和谐相处；强调人要修身养性，追求自我的平静与和谐。可以说，“和”或“和谐”，体现了中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等各种矛盾问题上的最高智慧。
现在所提到的众多与“和”有关的概念，大多是从“和”的这些基本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比如：“家和万事兴”，强调的是家庭和睦对于家庭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气生财”，强调的是“和”对于生意发展的重要意义；所谓“和蔼”、“和解”、“和平相处”乃至建设“和谐社会”，都是强调“和”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和”体现在处理国家或民族关系问题时，它强调的是“和平共处”对于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此，“和”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观，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和”文化、“和为贵”的思想，在当今这个仍然充满动荡、混乱以及冲突、对抗的时代，显得十分重要。中国现在提倡构建“和谐世界”，这也是中国“和”文化的精神对于世界文明与发展的贡献。
三、西方国家媒体的话语权设置
西方国家媒体进行话语权设置，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以自由、平等、博爱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基本的依据。
自由和人权是西方国家国际传播中普遍适用的两个战略性议题设置。
首先，西方媒体通过“自由”、“人权”等议题设置，为本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提供道义支撑和舆论支持。
比如，科索沃战争还没有爆发，美国媒体就积极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设置议题，为战争爆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造势。而这一议题的核心就是“人权”。在这一基本议题的框架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对南联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什么南联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什么南联盟的行为造成了令人不能忍受的人道灾难，等等。
1999年3月24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尽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但舆论的焦点已不在于此。由于此前有目的的舆论攻势，战争早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战争爆发时，无论从外交上还是从舆论上，一切似乎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其次，西方媒体还通过“自由”、“人权”等议题设置，对他国的事务进行干涉和指责。
比如，西方媒体经常指责中国缺少宗教信仰自由、新闻自由，以及指责中国保护人权不力，等等。这些论调的出现，莫不是建立在西方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当然，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指责并不总是出于维护其价值观以及所谓“伸张正义”的道义目的。很多时候，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或者是维护特定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每当此时，价值观实际上是被歪曲地利用了的，维护不便言说的背后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目的。
由于西方媒体认为它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适用性，因此，它们在依据这一价值观主张利益和权利的时候，或者是依据这一价值观攻击对手的时候，总是显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且在许多时候，这种权利主张或攻击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利益集团获取自身利益的重要武器和筹码。
案例十五
中国的全球争吵——西方还不理解导致中国与日本、东南亚和美国发生分歧的力量
中国的崛起永远不会是完全和平的。但最近，一系列有潜在危险性的争论将北京与其邻国、华盛顿和欧洲对立了起来，这再次表明，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还不理解驱使中国行动的力量所在。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全球警察，那中国就是一个年轻而老于世故的全球流氓，反抗着它未参与建立的现有国际体系。
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在上次气候变化谈判中陷入愤怒的僵局，这也反映了双方处理问题方法上的根本不同。北京坚决捍卫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像其他碳排放大国在它之前所做的那样。它的立场让人想起伊朗对其“核权利”的坚持。
这副主权至上的样子也能部分解释中国在其“估价过低”的货币问题上与西方的另一场争论中的立场，这是上周末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的讨论焦点，会议最终无果而终。中国领导人例行公事地说，在汇率问题上，中国不会受他国支配。此外，中国领导人对物价暴涨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也有所顾虑。在这个事例中，不安全感也使得自尊和顽固有所加强。
中国官员欣然承认，中国有一种历史偏执症，这影响着它现在的行为。中国一名外交官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领土连年丧失，这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本国渔民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抓走一事很难接受。
他说的是中日在东海海域钓鱼岛归属权问题上最近发生的纷争，在这场纷争中，一名中国拖渔船船长被扣留。此次冲突致使不时影响中日关系的两国厌恶感和民族主义愤怒情绪再度爆发。此次的情绪爆发时间很短，现在已经基本平息。然而就中国的其他国际争端而言，切实存在和潜在的紧张状况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显然也没有长期的补救办法。
首届亚太国防部长会议今天在河内举行，参会代表包括五角大楼的罗伯特·盖茨。本次会议给了中国的邻国一个机会，可以探讨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最近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表现得过于自信的事宜。这些国家说，中国日益把这两块海域看作自家的后院——就像华盛顿曾经将拉丁美洲看作自家后院一样。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今年早些时候曾说过，在上述海域航行自由并和平解决争端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触怒了北京。在河内，盖茨对这番话进行了补充和加强，他敦促各方以多边的方式解决分歧——北京认为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权益的不敬。
在就台湾问题发生争执之后，美中军事对话正慢慢恢复；盖茨应邀将于明年访华。然而华盛顿公然支持（并武装）中国的邻国，同时坚持奥巴马总统所说的“在亚洲的领导角色”，这可能使其重蹈“中国对抗西方”的覆辙，只不过这一次是在亚洲的舞台上。这样的前景令美国《时代》周刊上周提醒人们注意“亚洲的新冷战”，也就是随着北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会发生纷争。
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是，中国越来越多地将民间船只，通常是渔船队，用作“民兵舰队”，以非官方形式代表海军在有争议的水域活动。去年，两艘分别名为“胜利”号和“无瑕”号的美国军舰就受到了据说与中国海军协同工作的民间船只的侵扰。
弗朗索瓦·戈德芒在题为《中国意义上的地缘政治》的研究报道中指出，这些都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该研究报道已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戈德芒说，西方原本认为中国在发展自身经济力量的同时支持纯防御性的外交政策，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过时了。
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全球力量转移”已经在进行中。其最终结果如何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戈德芒的报道指出，但至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基于避免冲突的考虑而谨慎行事，这只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暂时性的策略。最终，成功崛起的中国将‘毫无约束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文章时，已经预先设置了一个前提：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中国正在全球与人争吵。
在作者看来，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制定的，这一建立于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正当性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不允许挑战的。中国如果试图改变这一体系，那是不可接受的。所以，美国是一个全球警察，而中国则是一个年轻而老于世故的全球流氓。
在1840年后的近150年间，中国屡遭侵略，国土丧失，人民深受创伤。如果中国要改变这种状况，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是受到了“历史偏执症”的影响，是在和西方对抗。
基于这些认识，作者最终得出结论：目前中国的谨慎行事只是其崛起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策略，中国最终将会“毫无约束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心目中充满了“西方正统论”的观念，对中国的认识戴了有色眼镜，偏见随处可见，看不到中国为了自身和平发展而作出的巨大的努力。
四、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权设置
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权设置也要立足于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把核心价值观作为媒体表达立场、阐明主张的“立言”、“立论”的基础，做到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名正言顺”。
2009年10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于北京举行的世界媒体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世界各地媒体应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携手并进，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他倡导全球媒体要充分运用自身特点和优势，广泛传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包容理念，致力于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胡锦涛主席的这番讲话，涵盖了中国国际传播话语权设置方面的几个最基本的因素。从“和”、“和谐”这一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出发，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设置，在战略层面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四个方面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在当今时代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道义力量和信心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