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媒介空间论的脉络梳理
要进行媒介空间研究，首先必须了解其依赖的理论框架——媒介地理学，并对其内涵及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缘起于文化地理学。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媒介地理学到了1985年才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被提出来。媒介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往往以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角度来观照媒介塑造的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所以被纳入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图之中。而且媒介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其他相关领域相互交织与融合，并不能完全分清彼此的界限。文化地理学与媒介地理学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又是晚近才出现的一个次级领域，在梳理媒介地理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从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入手，逐渐将那些模糊不清的边界尽力呈现出来。
一、“新”、“旧”地理学的转向
“地理学”（geography）一词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由“geo”（希腊文，意指大地），以及“graphein”（希腊文，意指描述）组成，即“大地之描述”。地理学的产生，并非因为人们好奇于地平线的另一端存在着什么而发展出来，而是因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自然认知的渴求。而且，地理学的知识形式，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地理学的思考方式去审视其他领域。
地理学从来就有一个广阔的范围，其自身的价值需要通过与其他研究领域相结合，进而表现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进行文化的阐释。不管人文地理学是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都不可能是纯粹自然的、理性的，而是与文化和其他社会现象密不可分。地理的关注包括历史积累效应、因人的参与而遭到抑制或扭曲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以及造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区别的文化行为差异。地理学本身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在自然与环境的表象之下，它还重视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成因以及哲学意味。思想家康德及其追随者赫特纳便认为：地理学属于宇宙学，不是理性科学，是对宇宙的最深层的思考。地理的目标不是解释规则和确立定律，而是探索经验中具有时空结构的特殊性资料。于是，时间和空间也被康德用作形塑其理论的基础结构。
1860年以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累积性的效果开始显现。工业革命之后促成的交通、通讯事业的发达，改善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状况，也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政治格局生动的反映出经济和地理上的变迁，于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创造了地理学新的空间视角。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逐渐被引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人都对当时以及之后的地理学研究贡献了新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期的地理学具有两个方向，一是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方向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互作用，界线并不鲜明。同时，因为新的交通、工业和城市化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形貌，区域地理学也随之成为地理学科的研究中心，原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已经式微。另一方向即对纯粹的自然地理的研究，例如德国地理学家徐律特（Otto Schluter）提出的“地景科学”（a science of landscape），旨在避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二元性，而专注于地貌、土壤及植物之间的关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库恩（Thomas S.Kuhn）提出以科学进步机制来分析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激变，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s），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的地理学需求。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互动的增多，社会空间秩序被地理学家所关注，“空间”的视角被引入地理学研究中，这便促使了地理学的现代化。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Chorley）通过新书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的成功。
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面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
二、文化地理学：文化空间的生产与表征
文化地理学专注于文化的流动、变迁和种种复杂关系，以及复杂关系中呈现的差异，这些都能给媒介空间论以启发。通过各种文化所标示出来的地点、空间与景观，与自然地理一样真实可信。这种描绘文化的视角，便是文化地理学，它也是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成果。文化与地理互动所产生的意义，远比二者作为各自孤立的个体所具有的意义更加丰富。
文化，被当作是多样的、碎片化的事物，就更需要从地理的角度去进行观察与审视。
从一开始，文化地理学就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跨越了多种门类的知识与视角。在其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新”与“旧”的转变。例如地理学与人种学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交叉的两门学科。文化地理学的最初萌芽可以追溯到16世纪拉菲托（Lafitau）或莱里（Lery）的人种学说，这些学说对新大陆中不同的种族、民族与风俗予以详细的描述。同时期的一些文学家们也用真实或虚构的话语来描述周围的文化与地理空间图景。真实与想象地理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得到研究。19世纪末，德国政治理论家拉策尔（Ratzel）出版《人类地理学》（Anthro pogeograhie，1882-1891）一书，书中借用达尔文学说中的某些视角，以生物学的观点去研究文化。正如生物圈中存在的差异和为生存而进行的争斗一样，不同民族和族群之间的差异也通过不同的文化表现出来，并形成不同的“生活空间”。
民族的文化与伦理差异得到了文化地理学者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得到极大发展的环境决定论，代表者为埃伦·塞坡尔（Ellen Semple），认为各种文化的形式是由于各地区的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的行为结果。伯克利学派的创立者卡尔·索尔（Carl Sauer）则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深入地研究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认为简单的生物类比或者单纯的因果关系并不能解释文化间的差异。他所建立的伯克利学派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更为透彻，将文化地理学、生物地理学与物质人类学紧密联系起来，主要对新大陆和移民的文化传播与变化进行探讨。他认为，不同的文化创造了不同的农业系统、居住系统以及交通系统等等，而这些关系在物质地理景观中留下了痕迹。因此，关注自然环境便能研究文化。按照索尔的观点，文化地理学的任务便是研究“人类在自然身上打下的印迹”，或者“人类在风景上留下的记录”，而对“印迹”与“记录”的解读主要是通过确定文化区域的边界来进行的。对文化区域的识别在于景观、建筑、耕作技巧以及人口特征等等。同一个文化区域内，文化的表现近乎同质化。
索尔的视角与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理学研究的方向，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其他的研究者逐渐对索尔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索尔过于偏重乡村和历史景观的研究，而忽视了城市的生活状况与文化特质。于是大卫·莱（David Ley）与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从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家（如帕克R.E.Park、伯吉斯E.W.Burgess）的研究中去探寻城市的文化景观。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索尔的某些观点并未完全遭到摒弃。杰克逊依循索尔的人文主义，继续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
随着研究对象的转变，空间与表征、权力与意义等更富有文化意味的内容逐渐成为地理学的新方向。这个新方向的具体内容由杰克逊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在1987年提出。前者在《意义之图》（Maps of Meaning，1994）中对地理学思想做了全新的解释，转而支持文化政治学理论支撑下的地理学研究，更加关注表征和意义层面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关注单纯的地理现象。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Remond Williams）所倡导的文化政治学，为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不少的研究内容及理论支撑。而两个关键性问题一直被作为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即差异的文化：意义、权力和抵抗；诗学和表征的政治。在城市的研究中，新文化地理学将生活方式看作构成文化的零星碎片，仍然运用“人种学”的方法论。同时，心理学尤其是行为心理学的思想被引入，使得人们又开始关注心理上的城市地图与世界地图，即头脑中的地理学成为研究的对象。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过于关注思想而不是物质世界，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实践意义。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内在的世界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文化与地理学研究的样本，对于象征以及表现的研究成为重点与核心。
段义孚（Tuan Yi-Fu）和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曾通过人与环境的关系来理解空间、地点等的地理学意义。大卫·哈维则认为他们对于人—地关系的阐述都是本质主义的，即人地关系适用于解释任何人、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而实际上，除了本质之外，差异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更为重要。不同的场所、语境都有着特别的内涵，并且体现着不同的权力关系。文化、权力与地点的互动，形成了更为丰富的地理图景。多种学说和领域的交叉，以及城市、乡村等生活区域的空间化呈现，由此产生的想象的地理和表征的意义则成为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不少地理学家借鉴社会学、物理学中的空间理论，将地理学引入更深的研究层面。例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对地理学中的空间问题以及意义层次予以极大的关注，写作了“空间三部曲”，即《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以及《后大都市：城市与区域研究》，将空间理论作为研究城市的一种重要依据和方法，对真实的以及想象中的地理景观进行详尽分析。
到了晚近，地理学研究的中心才开始转移到社会群体，比如对女性、族群等个性特征的研究。也就是说，群体、阶级以及民族间的差异同样反映出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地理学的多样性，不同的群体占据着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索尔所认为的人们平等占有文化区域的情况并不现实。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作用之下形成不同的空间。尤其是对一些边缘群体的研究，产生了主流与“他者”的激烈碰撞。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就对性别、种族等在文化中呈现出的权力差异作了详细阐释。文化作为被忽略的元素而转变为中心的议题，也成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