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传统安全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安全问题与人类社会的诞生与发展相伴随。在汉语构字法上，“安”是屋檐下之女，意即受到保护的意思，或者说保护弱小的女子，也表达了安稳是人类生存之母、生存之基；“全”是“人”字下一个“王”字，意即人之最大、最高、最基本、最完全的需求。《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安全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安全是与危险、威胁、恐怖、恐慌相对应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安全”就其内涵而言，“指的是事物生存免受威胁或危险的状态”（陆忠伟，2003）。安全的梵文为sarva，意即无伤害或完整无损。安全的英文词条通常为safety或security，前者着重于物态的安全，后者注重于人文、社会的安全，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
从词源上讲，“安全”就是“拥有信任、保险和（客观）确定性的基础，”（Bill Mc Sweeney，1999）孟德斯鸠将安全理解为关于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存在于安全之中”。亚当·斯密认为，“自由和个人的安全”是“免于对个人和个人财产遭受暴力侵袭的境界”（Emma Rothschill，1995）。从这些词源来看，安全就成了与自由秩序和社会一致等价值观相重叠的人的价值。在当代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虽然对安全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安全”概念的实质性内涵至少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共识：“安全意为消除威胁”（郑先武，2009）。这个共识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和基本条件：一是没有对原有已承认的价值观构成威胁；二是如果这样的威胁存在，有能力以合理的代价保护自身免于该种威胁，即获取安全。安全其核心是围绕威胁的根源（即造成不安全的原因）、威胁的本质（不安全和安全的领域）、威胁的对象（安全指涉对象、威胁的消除，包括消除威胁的施动者即安全行为主体）和基本手段（即安全的途径）等四个核心问题展开。
政治学对安全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封建时代，安全主要指王权的维系。
《君王论》中马基雅维利探讨了安全问题，指出：“一位君主最好是既被人畏惧又被人爱戴。不过既然两者兼备是很难的，当两者之一必然有所欠缺时，被人畏惧要比被人爱戴更加安全。”（马基雅维利，1996）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非常明确，是否爱戴君王的主动权在人民手中，而是否让人民恐惧的主动权却在君王手中，对于君王而言，应该掌控他所能掌控的（被人畏惧），而不是去掌控他所不能掌控的（被人爱戴），因此马基雅维利得出结论：君王“被人畏惧要比被人爱戴更加安全”。值得注意的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恐惧可以被用来进行政治统治。这一发现不仅导致了历史上各类统治阶级运用恐惧来掌控人民，如阿尔巴尼亚官方运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来统治国内民众；希特勒利用“劣等人种”的威胁来发动保卫“雅利安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布什政府利用美国民众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发动了“反恐战争”并推翻萨达姆政权。虽然布什政府通过宣布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解除了美国民众的恐慌，但是利用恐惧实现政治目的的意图已经达到。恐怖分子无法实现被人爱戴，但是却可以用非常手段实现被人畏惧，从而使其政治主张得以广泛传播，并提升恐怖组织及其政治观点的“安全感”。如果统治阶级和恐怖分子利用大众传媒来制造恐惧感，那么效果将更快、更直接、更有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媒介安全是一个长期而重要的命题。
第一本将安全、恐慌（恐惧）与国家结合起来的政治学著作是17世纪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和马基雅维利相反，或者说延伸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霍布斯认为，实现公众的安全即免于恐惧，才是政治的重要任务。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章中指出：“人们希望安全保障能终生保持，对于这种保障说来，如果他们只在一次战役或一次战争等有限的时期内受某一种判断意见的指挥和统辖那是不够的。因为这时他们虽然能因为一致赴敌而取得胜利，但事后当他们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或是一部分人认为是敌人的人，另一部分人认为是朋友的时候，就必然又会由于利益的分歧而解体和重新陷入互相为战的状态。”（霍布斯，1986）在这段描述中，人际的和利益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当受到死亡威胁时，在自然状态下的人必然会尽一切所能来保护自己，以求得安全。霍布斯认为保护自己免于暴力死亡就是人类最高的必要，而权力就是来自于这种必要。霍布斯希望一个强大如利维坦的国家和政府能够保护人们的安全，或者使人们免于自然灾害，或者在战争中战胜敌国，保全自身。他的这一思想为“国家安全”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使安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家安全的代名词。假设霍布斯所设想的利维坦式的国家政权能够运用大众传媒来进行信息的发布，那么“国家安全”这一保护公民的安全概念将更深入人心和被受众感知。因此，即使国家安全是一个传统安全概念，媒介安全依然应该将其包含。
1704年，《安全法案》由苏格兰议会通过，这是安全最早进入国家政府体系（James Der Derian，1995）。在传统安全观中，“安全”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利益取向。政治安全及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重心所在，承袭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体系，保障国家安全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及维护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以国家中心论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认为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无法避免，军事实力与诉诸武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手段，也是确保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最后手段。所以传统安全观强调军事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成为了“安全”的最高原则，也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备手段，其他非军事手段只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工具（陆忠伟，2003：17）。
传统安全观以追求军事安全为最高指挥原则，军事对峙是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在冷战两极体系中，美苏两国极力发展军事优势，尤其在1952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Spunki号进入太空以后，美国和苏联就开展了激烈的武器竞争和军备竞赛，美国的核武器策略由50年代的“大举报复”策略转变为“弹性反应”策略。80年代后美国总统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和苏联开展旷日持久、经费惊人的军事比拼，从而导致90年代苏联解体（Barry Buzan，1987）。从冷战结束的那个阶段起，军事安全不再是唯一且最关键的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开始取代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成为最重要的安全议题。
第二节新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国际研究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相对于传统安全，又被称为“新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定义为“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造成生存性威胁的自由”（余潇枫，2007）。对于安全的研究在最近20年进入了“新安全”时期，也就是本研究所论述的“非传统安全”阶段。
孟德斯鸠安全观的提出，比霍布斯要晚近百年，但却更接近非传统安全的特征。1748年，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要有安全，或是人们自己认为享有安全”（孟德斯鸠，1961：188）。
孟德斯鸠已经预见到了安全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一种主观感受与评价。他的观点甚至接近后现代对于安全的认识与理解。
对非传统安全的理论进行追溯，我们就不能不提哲学大师康德。康德于1795年在其晚年的压卷之作《永久和平论》中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康德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国家之间的主权平等，“和平是必须被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人的自然状态。人要走出自然状态，就只能通过公民—法治，从而制止战争。康德认为安全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人们努力的结果。“人类在其道德的天职上，或者是继续朝着更坏倒退，或者是不断朝着改善前进，或者是永远停顿在被创造的世界中自己道德价值的目前阶段。第一种主张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的恐怖主义，第二种为幸福主义。”康德甚至在他的时代就提出了关于恐怖主义的人类历史观。“沦落为恶，这在人类不能是持续不断地，因为到了它的一定程度，它本身也就会绝灭。因此随着更大的、累积如山的罪行以及与之相应的灾祸的增长，人们就可以说：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能更坏了，最年轻的日子就要临头了；虔诚的热心人现在已经在梦想着一切事物的再度来临以及一个更新的世界了，当这个世界在烈火之中被消灭以后。”（康德，2005：69-70）康德对道德恐怖主义的论述，对后世的非传统安全具有重要影响，只是相关学者对此的研究还明显不足。
1983年，约瑟夫·奈和西恩·林恩琼斯等人撰文指出，由美国学者主导的安全研究，忽视了安全的经济、文化和心理层面的研究（Joseph S.Nye，Sean Lynn-Jones，1983）。这一系列研究，揭开了当代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序幕：批判安全研究。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一样，批判安全研究也是从批判性政治经济学衍生的。批判性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以权力和阶级为着眼点，检视政治与经济对于社会（包括媒体与安全）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治与经济的反作用。这一方法可以衍生至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研究的批判学派以及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分为“克劳斯/威廉姆斯学派”和“威尔士学派”两大主流派别。前者主要运用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宽泛的方法和观点；后者则采用世界主义、后实证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郑先武，2004：54）。随着“批判安全研究”（criticalsecurity studies）的兴起，“威尔士学派”和这一概念一起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奠基人。肯·布斯和理查德·维恩·琼斯等代表人物从拒绝传统安全理论开始，提出了七个拒绝。拒绝将国家及其主权置于研究中心的政治学解释；拒绝相信国家是人的安全的核心庇护者；拒绝描述世界事务事实的战略研究的优先地位；拒绝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假定和前提的模糊而简单的二元分法；拒绝现实主义古典说教中人性明显退化的观点；拒绝新现实主义结构明显支配施动者的说法；拒绝传统国际关系学方法中太多的模糊而欠妥的实证主义；拒绝用虚假的必然性限制和打击国际关系学研究者的想象力和兴趣等（郑先武，2004，56）。琼斯认为，过去的安全观念以国家为核心，对国家的盲目崇拜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民族国家成为安全话语的指涉对象，对民族国家的威胁来自其他的国家特别是邻国，以至于将国家安全等同于其居民的安全。他指出，就全球多数地方而言，国家非但没有培育可以实现稳定并创造繁荣的氛围，反而成为其民众不安全的源泉之一。琼斯进一步指出，全球政治显示，少数发达国家能够为其民众提供安全，但他们的安全是以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严重不安全为代价的。国家主义不是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和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相反，国家还是不安全的一部分（Richard Wyn Jones，1995）。
由克劳斯（Krause）和威廉姆斯（Williams）主编的《批判安全研究——概念与案例》于1997年问世，标志着“批判安全学派”的诞生，简单地说就是用批判的视角来进行安全研究，在这本研究集中第一次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研究了“从策略到安全：批判的基础”、“安全的主体”、“安全与自我”等（Keith Krause Michael.C.Williams，199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第二部分的标题为“安全话语”，虽然其中的三篇论文都没有直接涉及对安全话语定义的研讨，而是关于“战争话语：安全与南斯拉夫的个案研究”以及“重建安全”和“世界新秩序”，但却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创新的依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巴瑞·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eaver）等人进一步推动安全概念的“深化”，形成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由李普斯楚兹（Lipschutz）主编的《关于安全——世界政治的新导向》（1995），汇集了奥利·维夫，巴瑞·布赞，贝弗利·克劳福（Beverly Crawfor）等一大批在安全研究方面顶尖的大师级高手，成为关于国际、国家、地区安全最重要的著作，其中就提到安全问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而是出现了“新的导向”（Lipschutz，1995）。
巴瑞·布赞是最早的社会安全理论的创始人。他在《人民、国家和恐惧》中提出了社会安全的概念，认为：社会安全是以社会为客体而不是国家的安全，社会安全是“认同安全”，社会安全有更强的主观性（布赞，2009）。
社会安全已经朝着非传统安全迈了一大步，这是安全理论适应欧洲当时冷战实际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