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恐慌是真实存在的，但外星人入侵却是虚构的。虽然外星人是虚构的，但社会恐慌却是真实存在的。正如前节所述，媒介恐慌的特点和条件之一是，公众潜在的对某一危机事件的预判性恐慌心态。1938年，全世界笼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里，美国民众更是担心二战的战火会烧到自家门口。这一阶段公众非常关心国际时事，而他们获取关于战争信息的主要渠道就是刚刚方兴未艾的广播媒体。《火星人入侵地球》所用的手法——急促的、喘着气的报道，同一个月前报道“慕尼黑危机”时的方式如出一辙。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传播学教授麦克尔·赫密斯说道，“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年代，人们会想，‘战争的威胁可以来自各个大洲，当然也可能来自太空。’”（洛厄里，德弗勒，2004）当年轻的奥逊·威尔森把19世纪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改编成广播剧本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它的虚构成分太多而且滑稽可笑。他们考虑取消它，但奥逊·威尔森坚持要播放。于是制片人说：那好吧，既然要播，就让它再紧张刺激点，要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让人们觉得真有这么回事。他们选择在万圣节前一天播出这个节目（Jaap van Ginneken，2003）。
非常明显，此时由媒介制造的恐慌大大超越了现实的恐慌。如果用△R和△M来表示的话，△R几乎为零，这是一场完全虚构的危机事件，而△M却是非常惊人的巨大。用S=△M/△R的公式计算，S媒介安全指数达到无穷大，媒介恐慌非常严重，而媒介安全几乎完全丧失。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非但没有起到任何的安全作用，反而站到了安全的对立面。
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这个节目成了报上的头版新闻，把当时最受关注的有关希特勒的新闻报道也挤走了，可见现实的危机在媒介恐慌面前相形见绌。请看如下标题：电台制造战争，惊动全国；电台宣布“火星人进攻地球”；全国大恐慌，有如狂潮突起。而《纽约时报》在头版的报道中描述了头一天某位听众的恐慌：“极度恐慌的听众塞满了道路，有的藏在地窖里，我在枪中装满子弹。在纽约的一个街区，20多个家庭中的人们都冲出房门，他们用湿毛巾捂住脸，以防止吸入火星人的‘毒气’。”（洛厄里，德弗勒，2004）
据普林斯顿大学事后调查，整个国家约有600万人收听了该节目，约有120万人产生了严重恐慌，要马上逃难。实际上，广播剧播出时，开始和结尾都声明说这只是一个改编自小说的科幻故事，在演播过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还曾4次插入声明。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该节目会对听众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洛厄里，德弗勒，2004）。
普林斯顿大学通过对大量样本的研究，认为导致这次媒介恐慌有三大原因。首先，美国公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广播的信任。当时广播成了美国公众首要的新闻来源，公众认为广播会用来发布重要的声明。例如英国首相张伯伦通过广播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要在《慕尼黑协议》中作出让步；罗斯福总统通过“炉边谈话”，用促膝谈心的形式，给美国人战胜危机注入了信心。爵士乐、流行音乐等通过广播给公众提供了娱乐和安慰，肥皂剧和体育转播也使美国人民能够忘却经济萧条的悲惨。其次，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众的恐慌情绪一触即发。这个节目播出时，美国正在长期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并且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另一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最后，节目使用了高超的表现技巧——特别是独创性地运用了“现场报道”的方式和“专家”访问。这让处在广播第一次兴起时期的美国民众难以区别新闻和娱乐节目的区别，因此媒介引发的社会恐慌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火星人入侵”地球的媒介恐慌事件之后，一系列媒介恐慌事件接连爆发。1944年，类似的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在两个拉美国家——智利和秘鲁也造成了恐慌。智利的这个节目由威廉·斯蒂尔创作，他把故事的地点设置在圣地亚哥南面15英里的潘多阿托郡（Puente Alto），也写到了火星人占领整个国家的恐怖场面，运用新闻报道的形式，讲述了圣地亚哥的市中心被毁，武装部队被击败，路上挤满了逃跑的难民。智利有好几千人受到惊吓。这个节目播出后，愤怒的智利民众施加压力，要求电台关门。
在秘鲁的利马，另一则类似的广播节目也造成了恐慌，不过由于当地收音机比较少，恐慌的范围也不大，但节目的后果却比前两个要严重得多。当秘鲁人发现他们被愚弄，世界并没有走向末日，于是他们把广播电台烧成了一片焦土（Howard Koch，1970）。
二次大战以后，媒介恐慌不再只是由电台引起，电视也参与其中，而且从美洲蔓延到了欧洲。由于冷战的爆发，核恐慌成了很容易关联的一种刺激。在中立国瑞典，电视播发了一条关于核工厂放射泄漏的“虚构新闻”，使公众陷入恐慌之中（Pugh，M.D.1980）。英格兰则因为一部电影《战争游戏》是否可以在电视上播出而展开了论战，这部电影是关于可能产生的核战争后果的纪实风格虚构剧作。这部电影如果在电视中播出，可以会造成“新闻”的假象，其恐慌感和媒体过度的宣传与关注，符合媒介恐慌的特点。在荷兰，近十几年也有类似的几个案例，其中最近的发生在1997年，是一次电视引发的媒介恐慌。一组著名专家和政客被要求模拟危机，一系列的模拟活动在海牙附近的雷顿（LEYDEN）大学被研究和开发出来。有一个模拟内容是放射云从国境线以东漂移而来，因为在近邻德国爆发了一次核事故。
这一项目必须被逼真地演练，于是演习在国境线两边展开，但各方却缺乏彼此的沟通，特别是地方媒体并没有得到足够多的信息。作为模拟，也包括了媒体的部分，于是一个由著名节目主持人主持的新闻节目参与了演习，但整个活动的项目组想当然地以为公众知道这些情况，只在节目前告诉了公众这个节目是模拟的，而且只说明了一遍。许多听众忽略了这个说明。很多老年人和外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电视节目只是演习的一部分。于是有人电话报警咨询自己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解救家人，还有人想逃离本地区（Hart，1990）。毋庸置疑，这个电视节目引起了大众恐慌。
对电影的研究也表明，到了20世纪70-80年代，电影中的视觉恐慌导致的社会恐慌达到了顶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白鲨》，在电影公映以后，由于恐惧影片中的食人大白鲨，美国海滨浴场的人数明显下降（Glenn G.Sparks，2008）。
三、媒介恐慌中的大众传播与社会——以英国疯牛病为例
（一）恐慌之源：现实中的风险
西方社会对于疯牛病也存在着多元的意见。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加帕·梵·金根教授（Jaap van Ginneken）在研究集体行为时发现，对疯牛病的恐慌就是一种“媒体过度宣传”（media hype）引发的社会恐慌，经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使公众误以为这是一场潜在的大灾难，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阅读或收看了报纸、电视后，误以为自己已经食用了被感染的牛肉，并有可能被传染疾病（Jaap van Ginneken，2003）。随着《自然》杂志刊登了学术论文，称被疯牛病感染的人数在100到8万之间（Ford，1996）。电视上也广泛播出得病的牛羊无法站立、并最终倒地的恐怖镜头。通过这些戏剧化的、视觉化的方式，使人们头脑中形成了对疯牛病的深刻印象与高度紧张。
事实上，在发现疯牛病早期，相关机构试图控制和规范关于这种可能带来危险的流行病的信息及其相关报道。所以，在1990年，对于此类研究结果有过媒介宣传的约束，在国家机构工作的科研人员都收到了“封口令”。这使新闻记者和媒体广泛批评官方的这一政策（Pols，1996）。1992年BBC英国广播公司播发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一位农民被感染疯牛病，微生物学家理查德·莱茨（Richard Lacey）认为，疯牛病有可能感染人类。而政府当局试图封杀这条新闻。到了1993年，疯牛病作为传染病到了危急关头，仅仅这一年里，就有约三千五百头牲畜因此宰杀（Jaapvan Ginneken，2003）。随着两名饲养牛群的农民感染疯牛病（BSE）而死亡，克雅氏病（CJD）这一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人类疾病受到关注。事实上，这一疾病非常罕见，在1995年英国全国仅有55人死于此病。而同在1995年，英国医生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注意到又有3名饲养牛群的农民因牛感染疯牛病（BSE）而使人得上克雅氏病（CJD）去世。但在这一年，英国当局仍然不愿意发布警报，因为这可能触发“牛肉”恐慌并危急英国的主要产业（Jaap van Ginneken，2003）。而病例相对太少，是否会导致疾病大面积流行的不确定，也是英国官方迟迟不发布疯牛病相关消息的原因。
从疯牛病传播的早期可以看出，政府当局对于发布可能带来社会恐慌性质的“警报”是非常谨慎的，甚至对大众传媒的报道有一定的压制和约束。不过，随着事态的发展，由大众传媒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一发不可收拾。
1996年3月21日，就在政府宣布可能导致疯牛的疯牛病（BSD）和导致人类神经疾病的克雅氏病（CJD）有某种关联的同一天，英国《每日镜报》在头版头条尖叫“疯牛可能杀了你。”报纸报道引用专家的观点，大约有一百万头被感染的病牛已经被消费（Moeller，Susan D.，1999）。第二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典、葡萄牙和荷兰宣布暂停进口英国牛肉和生牛制品，三分之一的英国学校取消将牛肉作为食谱。英国时任卫生大臣多莱尔（Dorrell）通过BBC承认，为了拯救英国的牛肉工业，危机解决的方案之一是屠宰并销毁1千1百万头牛，这将毁灭性打击英国一半的以养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以及35万相关产业工人（Moeller，Susan D.，1999）。到了第三天，麦当劳在其650家英国门店取消了牛肉汉堡而用“完全安全”的产品取而代之。
汉堡王、英国连锁快餐Wimpy店等都停售了牛肉汉堡，只有白金汉宫、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和伦敦塔保留了菜单上的牛肉。随着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疯牛病的广泛报道，英国国内民众立即开始了消费者罢购，细纹牛肉的价格一落千丈，已经很难用预警的方式来击退“肉类谣言”了（Jaap Van Ginneken，2003）。许多国家开始禁止进口英国牛肉及其制品（包括汤类、奶酪、饼干、巧克力、甜品、口香糖、冰淇淋等）。仅仅几天之内，超过99%的民众听说了疯牛病及其带来的恐慌，生牛肉市场则暴跌了98%的交易量。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大量养牛农民和牛肉加工公司倒闭，约9千人失去工作，英国国家统计局下调了下一季度5%到10%的农业产值，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减少了1%到2%。英国时任首相梅杰高调批评了大众传媒所引发的国内消费者的“集体歇斯底里”，认为是受了反对党和外国势力的影响（Wittenberg，D.，1996）。但欧盟主席雅格斯·桑特尔（Jacques Santer）却反过来批评了英国政府的错误管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德国的欧洲农业发言人弗朗兹·菲斯勒（Franz Fischler）抱怨没有被事先告知，就不得不面对欧盟的全体抵制英国牛肉出口（Wittenberg，1996）。
（二）恐慌之祸：媒介恐慌的形成
值得传播学研究注意的是，在疯牛病开始受到公众高度注意的时候，大众传媒在制造恐慌方面更加不遗余力。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在1996年预计，将有1200万头英国奶牛被宰杀，可能的损失在2000万英镑（De Kam，1996）。而现实情况是，最终只处理了100万奶牛，损失200万英镑。媒体认为只是英国的“处理能力”不足，才导致了这一情况。
疯牛病危机的升级出现在以默多克为首的传媒巨头们发起了“疯牛战争”（每日快报）、英国牛肉战（每日邮报）、牛群之战（太阳报）的系列报道，以抗议欧洲对英国牛肉的抵制和限制。这一升级使卫生、畜牧领域的社会议题，上升为全民性、甚至全球性的公共政治议题，并且成为英国国家安全隐患。默多克的太阳报因此发行量达到400万份。英国媒体甚至游说英国欧盟议员提议退出欧洲联盟，而大众传媒组织的民意调查显示，认同退出欧盟的比例高达43%。《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一系列活动称之为“疯狂、糟糕和危险的”，其危害远大于疯牛病本身（Wesseling，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