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费尔克拉夫之后，运用批评性话语分析进行的媒介话语研究更加深入，也更加触及新闻传播学的本质。通过报纸话语来研究战争特别是反恐战争，是话语研究和国际关系学衔接的重点。通过对报纸的媒介话语考察，可以发现为了实现安全目的，在反恐战争的不同阶段，媒介安全话语的重点和形式是不同的。政府的宣传机构和军事部门利用了媒介话语的传播，通过提供吸引记者的故事和媒体需要的信息，从而使大众传媒刊播尽量对军方和政府有利的新闻，使大众传媒参与到话语建构中来，例如美化侵略、加大宣传等，而这些做法都是“反新闻学”的（Richardson，2007）。
在2010年国际媒介话语研究最新著作《媒介与公众：媒介话语中的“他们”和“我们”》一书中，作者斯蒂文·柯曼（Stephen Coleman）和卡伦·罗斯（Karen Ross）指出：媒介组织装备了记录时间、空间和体验的设备，呈现出一种近乎神圣的状态，不只是简单地制造出版物或者节目，而是生产秩序、规范、技巧、风格、戒律以及世界观，从而促成公众的自我身份认知、路径依赖，以及安全（Stephen Coleman，Karen Ross，2010）。安全已经成为媒介组织最重要的“神圣”职责之一。身份的认知，是拉斯韦尔所提出的安全的基础。通过“我们”与“他们”的区隔，实现了身份的“安全”，这种安全是话语最适合营造的，特别是媒介话语。国外的学者也正在将媒介话语与安全功能联系起来考察，进一步证明了媒介安全话语的存在及其作用。
第三节哥本哈根学派：作为安全话语实践的媒介安全
一、安全话语理论的提出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对战争报道的批评，可以联系到作为批判性话语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衍生出的“批判安全”理论。媒介安全话语的第三个学科支柱是政治学中的国际关系。从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巴里布赞提出“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之后，不断有该学派的学者拓展这一学科领域。哥本哈根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韦弗尔（Weaver）提出“作为安全的话语”，第一次论证了安全本身就是一种话语。
树立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典籍就是1998年出版的《安全：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 Work for Analysis），国内翻译为《新安全论》，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哥本哈根学派创新性地指出，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语言学上的范畴，指“语言即行为”（Austin，1962）。从言语行为理论出发，布赞认为，“安全言语-行为”具有“催化条件”，可分为两个范畴：对内，合乎文法规范的语言——遵循这个行为的规则（或者，奥斯汀所辩称的，公认的惯例程序肯定是存在的，这个行为必须根据这些程序来执行）；对外，上下文语境和社会的——在这个行为可能制造的机会中，获取一个位置（这个特殊的人和境况，在一种假设情况下，肯定是合乎这个被启用的特别程序的援引条文）。在此基础上，“安全言语-行为”的特征为（1）国内的、对于遵循安全文法规则的“言语-行为”的要求。（2）社会条件就作为安全行为主体权威的立场而论，也就是言语者和听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听众接受这些主张的可能性，被转化为一种安全化尝试。（3）被断言为威胁的那些要素，或者成为安全化催化条件，或者成为阻止它的条件（布赞，2003：45-46）。
哥本哈根学派在《新安全论》一书中提出的另一个革命性的观点是，“安全行为主体”和“功能行为主体”可以彼此分开，两者共同形成安全的分析单元。“安全行为主体”指宣称某事——一个指涉对象——受到存在性威胁的某些人或集团，常见的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功能行为主体”指影响一个安全领域动力的行为体，如一个造成污染的公司在环境领域可以成为一个主要的行为体（Barry Buzan，Ole Weaver，Jaap de wilde，1998）。这同样也为媒介安全提供了理论支撑。根据这一理论，可以推断在媒介安全中，大众传媒是安全领域中的功能行为主体（行为体），发挥安全的作用并影响社会和公众。因此本研究的第七章把媒介安全作为大众传媒的现代功能加以考察。
而布赞的学生汉森（Lene Hansen）出版了《安全的话语实践——波黑战争的话语分析》一书，通过对大众传媒中波黑战争的报道，分析和研究了话语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甚至对战争的影响。虽然在该书出版的2006年，汉森还只是哥本哈根大学的助理教授，但她的研究却表明了哥本哈根学派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为媒介安全研究奠定了话语研究的基础。在该书中，汉森运用了话语研究理论和方法，对西方大众传媒关于波黑战争的细节进行了分析，通过解读英美官方对巴尔干政策，美国参众议院的辩论，西方媒体的报道，学术争论以及游记和自传，发现了媒介话语在国际关系与非传统案例建构中的重要作用（Lene Hansen，2006）。
二、作为安全话语实践的非传统安全研究
哥本哈根学派的汉森把“他们”和“我们”的这种媒介话语营造的“他我关系”和身份的关联，运用到了国际关系之中，从而探讨地区冲突与局部战争等安全问题与话语的关系。她指出，对外政策来源于身份的表征，主要是因为身份具有关系性（relational）、话语性（discursive）、政治性和社会性，通过不同程度的差异表征，建构出一种“我他关系”（Lene Hansen，2006：30）和国家安全一样，关于非传统安全的身份建构，主要是建构一个“我”和对“我”产生威胁的“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内容经常被表述为对“我”的威胁。话语建构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就是安全问题。这也是哥本哈根学派巴赞所说的“言语行为”。当牧师宣布一对新人结为夫妻时，那么在这句话说出的时候，行为也就产生了，而效果也达到了（结为夫妻）。
同样，当大众传媒报道一个事物或事件具有安全的威胁，是不安全的（或反之，是安全的），那么不安全和安全就同时成为一种现实的“建构”。美国在“9·11”事件后确定的两大战略任务，即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因此，所有的对外政策都围绕该话语而展开。对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布什政府也是用已经设定的话语体系，用恐怖分子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定义，这是大众传媒能够接受和愿意传播的安全话语。在成功地将伊拉克和萨达姆通过话语建构为“他们”之后，保护“我们”的安全就变得重要而正义了。Lene Hansen认为，当外部的“他”威胁到“我”时，就会形成迫切需要解决的安全问题。在极端情况下，这个外部的“他”通常会被描述为“邪恶、非理性、不正常、危险”等不安全的特征（Lene Hansen，2006：38）。美国正是通过媒介话语把自身描述成自由的象征，而萨达姆则是与自由对立的敌人。按照美国的政策话语逻辑，布什政府必须对萨达姆采取行动，否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安全问题，而且这种威胁还会波及全世界。美国正是通过媒介话语把萨达姆和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安全化的过程，将伊拉克对美国的威胁描述得迫在眉睫（孙吉胜，2009：116-117）。
第四节传播学研究：作为安全的话语和媒介安全话语实践
一、大众传媒制造恐惧话语
符号互动学派的大师阿什德提出了“作为恐惧的话语”这一观点，认为是大众传媒通过制造媒介话语产生了针对公众的“恐惧话语”。阿什德在其著作《制造恐慌》中指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时期发表的著名言论“让我坚持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并没有预计到美国的新闻媒体会有一天来制造恐惧。罗斯福警告公众小心恐惧，但今天恐惧通过大众传播建构大量问题和议题，包括并建构了主流公共话语。（Athied，2002：60）
恐惧话语可以被界定为无处不在的传播形式、符号认知与预期，以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确定的和体验的符号与物质环境中或有效环境中的危险与风险为核心特质（Pfuhl，Henry，199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