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大众传播何以实现安全的学术探险，在经历了一路幽暗的甬道之后，终于走到了阶段性的路程终点。在这里所面对的，不再是细如蛛丝的逻辑推理，而是一片开阔地。作为大众传媒的安全功能的后现代解读，媒介安全的话语基础就是论证安全是一种话语，而且是适合大众传媒传播的话语，即“媒介安全话语”，在这片开阔地上，几种重要的思想在这里汇集，如大川入海。支持安全话语的四大支柱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学科及其大师们。
第一节来自哲学的安全话语：福柯的安全话语观
一、福柯的话语研究及其方法意义
话语可以被看作福柯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出“可以粗略地称为人文学科的东西可以作为话语的自我体系。”（Foucault，1972：45）他试图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话语，即避免争论它们说的是否真实、它们的陈述是否有意义，甚至提出把人文科学中所说的一切都作为“话语——客体”来研究。他认为考古学方法是一个关于话语的理论——与具有为众人所接受的概念、合理化的主体、习以为常的客体、优先的策略、产生合理的真理主张的一切学科成直角（德赖弗斯、保罗·拉比诺，1992）。
对话语的研究，贯穿福柯学术生涯的始终，其最早的起源来自《古典时代疯狂史》。《古典时代疯狂史》是福柯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福柯第一本重要的著作。英美的文学新批评派最先把“话语”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用在他们的学术实践中，他们提出了“文类话语”，认为诗歌、小说、戏剧各自的话语不同，不同的话语有不同的内涵，而文类话语又有等级高下之分，诗歌的话语是最高级的（张宽，1995）。福柯借鉴并发扬了“话语”一词，并将之用于政治文化分析。1970年福柯当选为法兰西院士，其就职演说的题目就是“话语的秩序”（黄华，2006）。可见话语是福柯最引为骄傲的研究成果之一。但话语作为福柯著作中出现最频繁的术语，同时却也是最矛盾的术语之一（Sara Mills，2002）。我们一般认为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的定义是相对完善的。话语“时而是所有陈述的整体范围，时而是可个体化的陈述群，时而又是阐述一些陈述的被调节的实践。”“话语这个本该成为陈述的界限和外表的词随着我的分析或者分析应用点的转变，随着陈述本身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我不曾使之发生变化么？”（福柯，1998：98）这个问题为本研究提供了价值依据，福柯自己也发现了，他的话语观是变化的，是发展的，而“话语”一词的意义也随着其话语观的变化而变化着。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因此就能够从“话语”的“变迁”，找到福柯从话语观到安全观的发展轨迹。
福柯的考古学就是对知识的先在结构作本原的揭示，然后对各种话语出现的条件、变化的形式、环节以及规律进行分析。考古学的难度在于，不但要还原话语产生之前的原状和原貌，更要对形成的因素一一进行甄别、检视、敲打、触摸，以辨识其背后的面孔，寻找权力角逐的根源（郝庆军，2004）。
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其核心是寻找“话语”中的“权力”以及权力关系。
因此，本研究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把福柯使用的“话语”一词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语言陈述，或陈述语言，这类陈述不包含权力关系。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话语虽由符号组成，但话语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去指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我们不能把话语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而我们正是要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福柯，1998：49）。虽然福柯本人认为话语比语言符号更多，但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他使用的“话语”却有不少仅仅是一种符号性的语言陈述。
第二类是包含隐性权力关系的话语，也称为“弱权话语”，这类话语有“知识型”的特征，类似能产生行为的“言语行为”，更多的是一种带价值判断的陈述，虽然表面上看不到，却已经有了“权力”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提出有“属于单一知识系统的一组陈述，例如诊所话语、经济话语、自然历史话语、精神病话语”（Foucault，1972：107-108）这种话语控制和分配原则，是从话语内部开始的内部原则（汪民安：2002：152）。
第三类是包含显性权力关系的话语，也称为“强权话语”。与真理、权力密切关联。强权话语可以支配客体，使之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主体用强权话语对客体进行描述，在扭曲客体的同时，验证自身，赋予自身合法性的地位。这种权力关系不是控制话语内容，而是针对说话主体。第三类话语是福柯最成熟的“话语观”，也是产生“安全话语”的理论前提。
在1976年的演讲中，福柯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权力关系在生产真理话语的时候，执行了什么样的权利的规则？”他认为：“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福柯，1997）可见，话语与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权力关系生产话语，而话语则建立和巩固权力关系。
二、福柯的安全话语研究
对于本章节所论述的“安全话语”，福柯是最早进行研究的学者。福柯把“安全”作为“权力”之后的话语延伸，在从《规训与惩罚》到《性史》之间，甚至在《性史》的最后部分，福柯始终试图用话语理论和方法，来清晰地界定和研究“安全”问题，这也是福柯“安全话语”的研究雏形。
福柯在学术生涯的晚期，不再只是从“监狱”、“疯癫”等底层和“制度的微观状况”来研究现代社会的权力形式。从1978年开始，福柯在原有分析的基础上，新增了全新的因素——安全。福柯认为，权力不再局限于对个体的规训化，而是着眼于全体居民范围内的风险管理，即着眼于其全部疆域内的“安全”。福柯在1978年1月说：“自由仅仅是对安全配置的补充。”（Foucault，2007：78）自此，福柯将标志着自由的治理和理性的自由当作一种新的“真理”（福柯，2010）。福柯认为，自由国家不会限制性地影响社会，而要创造一种秩序，并在秩序中发挥作用。这就预示着，国家如果不限制性地影响社会，就需要类似“媒介安全”这样的话语机制来发挥作用。“安全机制”就辅佐着市场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形成。
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指出，这种自由不是“安全”——权力的自我技巧性策略。自由国家中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缺位，或是有限度的缺位，而是自由必须由治理理性确立，并得到其保障。福柯认为，这个与个体自由相伴相生的，就是“安全配置”，其目的在于，克服从全体居民中滋生出来的风险，成全与保障个人自由的贯彻（Foucault，2008：67）。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了规训配置以个体适应规范为目的（福柯，1999）。但在《领土、安全与人口》中，福柯指出，和个体规训相反，自由的治理理性中的安全配置，来自于规范统计学的概念，即现存之事、即将发生之事、可能之事，以及各种情况在居民中的分配曲线意义上的规范性。安全配置并不谋求规训可能之事，而要理解其“特征”和变化，控制由此产生的风险（Foucault，2007：53）。
福柯分别举例用鼠疫和天花说明了规训与安全的区别。福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发现，近代早期，欧洲就出现了鼠疫，在鼠疫出现时，政府当局将城市空间划分为可监控的小空间，并规训个人，以避免传染和传播鼠疫。
换而言之，福柯发现对鼠疫的健康传播是“个人规训”的。而在18世纪，当局以统计式观察的方式对天花作出反应，即运用统计学计算、分析事实上出现的病例，通过给居民注射疫苗的方式，避免天花传染。这就是典型的“安全配置”（Foucault，2007：42）。通过应对鼠疫和天花两种传染性疾病的不同方式，证明了安全话语建构从个体或局部规训向集体安全发展的过程。福柯的案例，是早期的运用话语研究非传统安全的雏形。
在更宏观层面的安全，例如国家安全的研究上，福柯得到了类似巴里·布赞的结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福柯阅读过相关文献。他认为“国家恐惧症”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作为“战争类型”的种族主义，它自己的生命取决于地方的死亡和被杀。但“他人之死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我以下述方式幸存，即他人之死提升了我个人的安全性。”（Foucault：2008：69）通过对种族主义与安全的研究，福柯就从对病态、孤立的研究，进入到了“生命政治”。
福柯对安全的研究，始终运用话语研究的方法，也开创了安全话语的研究先河，为今天的媒介安全创立了重要而新颖的研究方式，也为媒介安全话语及媒介话语安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福柯安全话语的当代应用
福柯的“安全话语”理论，正在当代得到应用与验证。2008年《福柯论政治、安全与战争》（Foucault on Politics，Security and War）一书出版，全书运用福柯独特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话语研究方法，分析了反恐战争、安全、领土、种族战争、艾滋病等当代安全命题（Michael Dillon，Andrew W.Neal，2008）。法国科技大学教授比果（Didier Bigo）以《安全：未开垦的处女地》论述了福柯的安全观，及其对当代社会的价值与影响。论文分析了1977年福柯关于安全与领土的演讲为何在30年后整理出版，一是因为福柯关于安全的重要论述重新被发现，“安全”是承接福柯“规训惩罚”与“生命政治及其治理”两大核心领域之间的重要概念，虽然这两个领域显然更受福柯迷们的追捧，而福柯本人也在演讲中声称他将不再研究安全概念（Foucault，1989）；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进入21世纪以后，安全的概念成为压倒性的重要命题，人们都希望从福柯的安全观中得到必要的借鉴（Didier Bigo，2008）。
比果认为，福柯安全观的核心是，“安全是一种流通（传播）自由”（Didier Bigo，2008：67）。福柯曾经在演讲中指出，安全试图通过事件或可能的事件的形式来设计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涉及时间以及未确定的空间。因此安全必须是动态而开放的，安全是动态的开放和自由的产物，与自由经济和社会密切相关（Foucault，2004：31）。福柯认为：安全是建立在风险的基础上的，认为安全与不同类别的不同风险的关系是以统计的分布为基础的。他认为安全允许以新形式介入风险、危险与危机（Foucault，2007：91）。在福柯的安全观里，安全不是通过战争建构的，也不是通过广泛的监视来实现的；安全不是例外建立准则的副产品，甚至也不是圆形监狱的副产品。安全是类型和概况的产物（Didier Bigo，2008：71）。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福柯对安全的定义是超前的。安全作为流通自由包括了四个方面：人口的流通、资金的流通、物品的流通和信息的流通。福柯论述过人口的流通，这种安全类似现在所说的人身安全，而人身安全正是人在行动中的安全。关于资金和物品的流通，福柯用领土、资本等概念也论述过，但对于信息流通自由则是大众传播出现以后的“安全”内容。我们因此可以这样理解，福柯预言了“媒介安全”的诞生。
和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疯癫话语”体系、“知识话语”体系等话语体系不同，“安全话语”并不是福柯成熟的话语体系，所以，我们只能用“安全话语”雏形来称呼之。福柯的“安全话语”雏形，对今天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主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福柯对安全的定义排除了战争、国家等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人口、流通等话语建构，继续一贯地采用微观权力和微观视角，其安全观也是注重个体的，而这些正是现代非传统安全的特征与研究方法，所以福柯的安全理论是一种朴素而超前的非传统安全，是被当代非传统安全研究所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运用政治与正常化来进行社会内部的区隔。福柯通过“安全、领土与人口”的演讲，影响了当代社会学家们，后者运用福柯的安全思想在市区按不同人种、不同区域、人为设置区域与流通障碍，建立不同的“社区”，从而实现区域化的“安全”。
（3）生活环境中的流通自由就是安全。福柯最伟大之处在于，他认为安全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自由的实现。安全和福柯所研究的微权力一样，也是一种网状结构。当代著名学者鲍曼（Bauman）认为，福柯的这一理论来自《规训与惩罚》，却很好地解释了全球化（Bauman，1998：22）。全球化不是点对点的国际传播，而是一种“网状结构”，全球化追求的是“流通和传播自由”，人才、物资、资金和信息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国与国之间流通与传播，从而最终实现了人类“安全”。
（4）安全是对风险和危机的治理。福柯通过研究安全找到了“治理”，并成为其名著《性史》的重要主题。而治理对安全的贡献就在于，福柯论证了安全不是一种短期的权益应对，而是长期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