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金融危机与经济安全中的大众传媒
非传统安全将金融危机与经济安全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2009年，当全球陷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时，中美两国大众传媒在积极应对危机，实现媒介安全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何镇飚，2009）。大众传媒在金融危机中的首要作用就是安全，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一、媒体预警功能，提前引起关注
广电媒体作为环境监视功能最为明显和迅速的大众传媒，在金融危机的早期阶段——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初期，就已经向社会发出了预警。2007年8月16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栏目中，第一次对“次贷危机”进行了分析与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及时报道了相关信息。2008年7月15日，美国彭博电视台播发了专访：《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的金融危机》，直接向社会预警：“次贷危机”已经演变成了席卷全美的“金融危机”。同年8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出现了针对此次“金融危机”的报道。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在10月由《经济信息联播》和《经济半小时》联手推出系列特别报道《直击华尔街风暴》，就次贷危机引起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就其对中国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科学的预测。这一节目收视率很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充分发挥了电视检测社会环境并积极作出反应的预警功能，使国内公众对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有了及时而充分的了解，各相关部门也因此有了预判和准备的时间。
二、设定危机议程，促使社会重视
麦库姆斯和肖（Mccombs and Shaw）用“议程设定”来描述一种在选择的情境中长期受到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媒介所赋予的“议题”重要性或者显著性的次序会影响到公众对议题的认知。不同媒体的议程设定的功能是不同的，而电视是议程设定功能很强的大众传媒。
中央电视台的《直击华尔街》系列报道从2008年的9月一直持续到当年的12月30日，通过连续、高频次的播出，使“金融风暴”成为各级政府与民众高度关注的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在采访两会代表时，提问的重点经常也聚焦于金融危机，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为应对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舆论基础。
对于电视的这一危机议程设定功能，美国的电视媒体也很擅长加以应用。2008年9月27日美国总统竞选的首场电视辩论中，美国PBS（公共广播网）“新闻时间”的广播电视主持人吉姆·拉勒尔担任辩论主持，他在电视辩论伊始就说：“尽管本场辩论的焦点是外交政策，但经济问题过去两周来一直是竞选的核心，所以今天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经济的。”第二场电视辩论中，来自全国广播公司（NBC）的主持人汤姆·布罗考在设定辩题时，把经过遴选的网民提问抛向奥巴马、麦凯恩两人，使辩论再次将重点集中在经济问题上。从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可以看到，电视主持人把“金融危机”列为辩论的首要议题，充分彰显了电视的“议程设定”功能，显示了电视媒体对民意的积极反应和对金融危机的高度关注。美国广电传媒的行为直接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方面，使美国总统候选人和普通大众都高度关注金融危机，对危机有了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另一方面，则为美国受众展示了未来两党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使公众对危机的解决方案有了大致的直观了解。
三、有效避免恐慌，实现社会安全
根据皮勒得和卡茨的研究，人们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对大众媒体有严重的“依赖”，渴望通过大众传媒获取全程参与社会所需的资讯，而人们对媒介资讯与阐释的期待现象，事实上是由媒介造成的。这种现象尤其以“电视”为然，电视讯息不只用于满足资讯的需求，也具有逃避压力，以及产生和外界搭线的感觉（费斯克，1996）。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人们对于这一社会危机的恐慌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不知道危机的危害性有多大，另一方面是对如何解决危机的迷茫。而大众传媒具有“媒介安全”的功能，可以战胜媒介恐慌和社会恐慌。
2007年7月3日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播出了报道：《亚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增强》，这已经为新一轮的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预先做了心理上的防范。2008年9月17日，央视播发了《德财长：美金融危机不会引发欧洲多米诺效应》的新闻。经过研究可以发现，在金融危机的相关报道中，央视非常注意将各种乐观的声音平衡地报道出来，而不是一味地报道危机的负面信息。这种全面、客观的报道方式是对恐慌的最好制止。
在对负面新闻的报道中，关于《受金融危机重创德国巨富自杀》这一国际新闻，央视只在2009年1月7日的《新闻30分》和下午4点30分的新闻中播发了两次，没有进一步的渲染，而且更多报道的是这个事件的特殊性，而不是金融危机的共性，也避免了出现可能引起公众恐慌的镜头或语言。
这样成熟而负责任的报道是电视媒体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积极作用的体现，在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的同时，避免了恐慌，进一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2009年两会期间，电视直播的多次新闻发布会也都把应对金融危机作为重点内容进行报道，例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中起到了明显的成效。政策实施后，有些数据涨得太猛，包括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但为了应对危机，宁可出手快一点，出拳重一点。”这样的电视新闻报道，在议程设定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电视传播迅速、覆盖面广、报道直观的优势，稳定了社会情绪，避免了可能引发的公众恐慌心理，实现了媒介安全。
第二节信息安全、文化安全与媒介安全
一、信息安全与媒介安全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正在分享信息化带来的巨大成果。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手段，也是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人类也正面临着信息安全所带来的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一系列信息安全事件，使信息安全成为了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也成为了关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谁拥有信息权，谁就获得了信息资源相对更大的利益和相对安全的权利”（张维华，2007）。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信息安全置于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
以前，政府运行的信息交换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信息安全风险往往取决于政府在信息交换过程中的权力的实现程度。当今信息时代，前述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甚至已经出现了“信息决定权力”的情形（尚小溥，张润彤，2010）。传统的信息安全包括“通信保密、计算机安全和信息系统安全、信息保障”（沈昌祥，左晓栋，2007：7）。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普遍认识到，对信息的流动进行有效管理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前提。
2006年，俄罗斯联合中国等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从国际安全的角度来看信息和电信领域的发展》，将信息安全定义为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在信息领域的根本利益，尤其将无节制的跨界散布信息、操纵信息流动、破坏社会心理和精神等列为主要的信息安全威胁之一（沈昌祥，左晓栋，2007：20）。
对我国来说，目前的信息攻击形式日益复杂化，病毒技术、黑客攻击和信息恐怖主义的结合，直接威胁着我国的信息安全。信息攻击形式可分为主动攻击和被动攻击。主动攻击主要包括对信息的修改、删除、伪造、添加、重放、冒充和病毒入侵等，被动攻击主要包括对信息的侦听、截获、窃取、破译和业务流量分析、电磁信息提取等。而信息恐怖主义的兴起，更使我国信息安全面临着有政治目的、有组织的威胁（尚小溥，张润彤，2010）。
信息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在信息空间的破坏，是一种针对计算机、网络和信息储存的非法攻击并造成人员或财产损失，至少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Denning，2000）。目前，大多数以网络战为导向的信息恐怖主义的攻击策略是瓦解性与破坏性相结合。破坏性攻击指利用恶意病毒、蠕虫等，造成现实或虚拟系统事实上的破坏；瓦解性攻击，指利用电子邮件炸弹、使用垃圾、涂抹网络等黑客技术“闷死”网络系统，造成现实或虚拟系统失效。信息恐怖主义利用信息技术实施的攻击往往是匿名攻击，有效制止这类信息攻击与惩罚信息罪犯的难度空前增大。
不断涌现的新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引发新的信息安全风险。一般而言，当某种新的信息技术投入应用时，人们往往对其潜在的安全风险知之甚少，防范风险的知识与技术有限，加之其所导致的信息技术环境的改变等，将增加信息安全风险。如属于社会软件范畴的对等网络技术在初投入应用时，就因使用了一种被称为智能隧道的技术，规避着防火墙、网络入侵检测等信息安全管理机制；作为基于IP技术的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语音通信系统的IP话音，在初投入应用时并未采用任何标准的加密流程和数据整性的核查，易被篡改和窃听，且易受恶意代码、拒绝服务等攻击（尚小溥，张润彤，2010）。
需要指出的是，媒介安全是一种传播安全，信息安全是一种技术安全。
传播安全和技术安全的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媒介即信息”，对于信息的监管是通过媒介监管来实现的，而媒介监管最便捷、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技术实现。例如我国互联网络的“关键字”过滤技术，不止是信息安全，也是运用在媒介安全中的技术尝试。
二、文化安全与媒介安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从文化的内容角度分析，国家文化安全状况评估指标体系，我们可以通过六项总体指标体系来评估国家文化安全，其中在第一项总指标文化活动与发展趋势中的子指标提出报纸与书籍、图书馆与文化用纸、广播与电视、电影院与电影、录音音乐，在第二项总指标文化贸易与传播趋势中子指标中包括了传播、传播新技术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从中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对于文化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化安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大众传媒来实现的。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拥有的文化霸权对本国的文化发展构成了威胁，这个威胁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可以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的。文化安全成为了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内容，文化安全也成为了媒介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前提”（曹泽林，2006）。潘一禾教授在《文化安全》一书中，将文化安全分为：非传统政治文化安全、传统文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语言和信息传播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其中，在当代中国的非传统政治文化安全中，又分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安全、国家政治文化安全、国家宗教文化安全。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传统安全中，又包括了传统文化和基本价值观的安全、中国特色的传统美德安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全（潘一禾，2007）。
文化安全也是媒介安全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一，需要辨析的是，通过大众传播的安全功能，是可以实现文化安全的功能和手段之一。但并不是新闻封锁、新闻审查或者其他通过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控制和约束手段。文化安全关注的是本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不受外来文化的侵害。这不是大众传媒的使命，更不是大众传媒的目的。相反，大众传播具有文化交流的功能，能够实现文化间的沟通与交融，促进文化与文明的进步。因此，针对文化安全的媒介安全，有两个特点。一是日常化，在日常的媒介活动中，就应注重对文化安全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传播；二是事件化，对于突发的文化安全事件，应及时、有效地采取专业措施，发挥大众传媒在危机中的安全功能，保护文化安全，避免大规模的社会骚乱或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