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贻白的话剧创作及艺术成就
刘平
周贻白先生不论在戏剧史研究，还是话剧创作、戏剧教育方面，都堪称大家，黄宗江先生称他为“场上案头一大家”，是非常恰当的。他在戏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与他浓厚的戏剧情结是分不开的。
一、周贻白的戏剧情结
周贻白先生从小与戏剧结缘，加入过戏班，演过文明戏、话剧，加入过长沙社会教育团新闻剧团，也加入过豫园京剧班。教过小学、中学，当过报纸校对、茶房、职员。在颠沛流离中求生存、觅学问，博览群书，自学成才。写过小说、诗词、曲艺、京剧、话剧、电影和戏剧研究文章。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两部著作，把中国戏剧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赵景深先生认为《中国剧场史》是“前无古人的开山著作”。
周贻白的话剧创作开始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战一开始，他就参加了上海抗日救亡协会，经常写一些抗战小品，如鼓词《蔡金花》、子弟书《黄花岗》、《赵老太太》、南词开篇《李香君》等。他还与欧阳予倩先生一起在上海抗日救亡协会从事京剧改革工作。此后，他连续创作出话剧《北地王》（一名《亡蜀遗恨》）、《李香君》、《绿窗红泪》、《花木兰》、《金丝雀》、《阳关三叠》、《连环计》、《天之骄子》、《天外天》、《酒绿灯红》（后改名《花花世界》）、《春江花月》（后改名《满园春色》）、《花蝴蝶》、《云淡风轻》、《姊妹心》等。
新中国成立后，周贻白一直在中央戏剧学院从事戏剧教育工作。他学识渊博，又有舞台实践经验，在戏剧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为戏剧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很多戏剧人才。
二、周贻白的话剧创作
周贻白的话剧创作与好友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有直接关系。
周贻白与唐槐秋是田汉1927年创办南国剧社时期的朋友。1939年底，唐槐秋率领中国旅行剧团（以下称“中旅”）回到上海，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当时上海已成为“孤岛”，演出环境很严峻，有很多戏不能演出。中旅是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以演戏为生，在一个城市长时间演出，必须经常换新戏，才能维持剧团的生活。据唐槐秋的妻子苏之卉回忆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的环境中，有好些老作家的剧本不能上演，而新的剧本几乎没有。唐槐秋只好求助于留在上海的几位朋友写剧本，其中一位是阿英，另一位就是周贻白。周先生在写作方面是位多面手，不论话剧、京剧、电影剧本，他都能写，而且出手快，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本子供应中旅的演出。”周贻白的剧本一经中旅演出，票房收益非常好。为此，“槐秋才恳请周贻白不停地写”。为支持中旅的演出，周贻白在这个时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话剧创作中去，写出了一部部优秀的剧作送给中旅演出。在另一篇文章中，苏之卉先生说：“槐秋的老朋友周贻白这时成了中旅的特约编剧，他为中旅写了不少剧本，上演的有《花木兰》、《李香君》、《连环计》、《金丝雀》、《绿窗红泪》、《满园春色》、《阳关三叠》、《花蝴蝶》、《姊妹心》等。”苏之卉：《风雨同舟十五年——回忆唐槐秋先生》，见陈樾山、刘平编：《唐槐秋与中国旅行剧团》，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版。由于周贻白在话剧创作方面的努力以及中旅的演出，活跃了上海孤岛时期的戏剧演出。
三、周贻白话剧的艺术特色
周贻白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心的剧作家。然而，孤岛时期的上海，演戏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他不能把自己的思想非常自由地呈现在舞台上，只能采取隐晦的办法，把思想隐藏在作品背后，以古喻今，在“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让观众去体会作品的深刻寓意，使他们在欣赏戏剧演出时受到思想上的启发。从这一点说，周贻白的话剧创作主旨是非常明确的，他作品中的“新生命”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提倡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气节，批判投降主义。
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下，中国人民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遭受到严酷的戕害。在这样的情势下，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气节，无疑是引导广大民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的最好办法。周贻白的话剧创作不论写历史题材还是写现实题材，都体现着这样的思想意识——即现代精神。
如《北地王》（一名《亡蜀遗恨》）和《花木兰》等剧，描写的虽是历史故事，体现的却是一种现代精神。《北地王》以刘禅的降曹，讽刺、批判了投降派；以北地王刘谌一家宁死不降，弘扬了民族气节，赞扬了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
《花木兰》以古代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志气与行动，赞颂着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批判了那些贪生怕死的行为。
《连环计》以王允借助吕布的力量除掉祸国殃民的奸臣董卓的故事，鼓励着为民除害的行为。
《李香君》以秦淮名妓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故事，揭露了阮大铖等统治者的残暴和荒淫无耻，讽刺了侯方域降清的失节行为，赞扬了“忠则尽命，死而后已”的民族气节。该剧被称为周贻白历史剧创作的一个经典。于1940年7月由中国旅行剧团演出。导演卜万苍非常欣赏这个戏，他说：“周贻白先生腹有诗书，胸具邱豁，近著《李香君》一剧，以疾雨惊风之笔，写黍离麦秀之情，戏剧也，亦即历史也。本人承乏导演，排练之日，即有感于斯。果也，一经登场，直使演者回肠，观者动魄，成绩之佳，迥出意外，用是知人心不死，公道犹存也。”
二是提倡自由、民主、团结的精神，主张个性解放。
《金丝雀》通过“金丝雀”的死，昭示着人们保持独立的人格、走自己的道路的重要意义。作者在“自序”中说：“金丝雀之死，实死于其所欲栖止之人”，并提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1940年，周贻白以“易乔”的笔名发表了《女性的解放》一剧，剧中相当部分的对话直接采自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但作者把故事情境放在了1938年的上海，在结尾明确指出：中国女性要想求解放，只有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去。——远走延安或直接参加抗战，基本上就是那个大时代背景下，中国娜拉们的出路了。
《绿窗红泪》描写一个家庭因财产之争而引发的灾难。剧中的姐弟俩从外人（舅老爷）手中争回财产，紧接着便发生了姐弟之间围绕财产所发生的明争暗斗，结果闹得家破人亡。该剧喻示着大敌当前，应当团结一致，不应发生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窝里斗。
三是在历史题材中“注入新生命”，以历史真实传达现代精神。
在历史剧创作中，周贻白的态度首先是严肃认真地考证，然后再发挥、创新。比如《连环计》的创作，此前曾有王独清的《貂蝉》一剧，两剧虽然写的是同一个故事，但在创作主旨上周贻白与王独清是有很大区别的。王独清在《貂蝉》一剧的“序”中说：“我这个剧本中的许多情节，都没有完全照历史上所留下来的那些死的遗迹去映写，我只是把历史当成一块被火山倾陷了的名胜的土地。我要在它上面用我的清热从新地建筑一所有生气的建筑物出来。”周贻白却不苟同这样的观念，他说，王独清所说，“其言虽辩，但既有新意，又何必以名胜为基础，述其事而传其人耶？且名胜之为名胜，自有其得名取胜之原因。若不究其实迹，徒作个人胸臆之陶写，则汉儿作胡儿之语，古人效今人之谈，而犹大书其人曰貂蝉，曰王允，曰吕布，曰董卓。不亦傎乎？”
周贻白认为，创作历史剧首先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弄清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再进行创作。他在《连环计》“自序”中说：“至于本人写作剧本之主张，凡取材历史者，必先征之正史；正史不足，始旁及其它记载。而后小说也，杂剧也，传奇也，择其可从者从之。但能不背大旨，仍于其中自留回旋余地。所谓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原不必以违背史实为能。话剧本为中国戏剧之新剧，既以旧有名胜为基础，则当保留其足供凭吊之处。否则建筑物虽有生气，其名胜已当然不系人心矣。此本人对于史剧之主观，亦即与王独清根本不同之点。”他认为，王独清的《貂蝉》实际上是“作者本身狂呼口号之宣传员也，历史云乎哉，戏剧云乎哉！”当然，他也不认为王独清在《貂蝉》中的创作没有可取之处，他说：“以今日剧坛风气言之，则王独清仍有足取。盖取材历史，而不为历史所拘，悍然创造其心目中之貂蝉，则较之一般以译作改头换面而命之曰创作者，其精神固卓然有以自立也。”
在“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可谓周贻白历史剧创作的主旨与艺术追求。不只《连环计》，其他剧作如《北地王》、《李香君》、《花木兰》、《连环计》等皆然。也就是说，周贻白虽然主张历史剧创作要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但是在创作上他并不主张拘泥于历史，而应适当地发挥。他说：“编写一个剧本，作者对于题材的选取，本事的结构，固可自由处理，同时，场子的结合，人物的分配，观目的穿插，对白的安排，在在都可视所需要而加以发挥。盖造化既已在受，只须调度有方，但能不背人情，至于其事之有无，初非观众所愿深究。”他在《北地王》的创作中就体现了这样的创作思想与追求。他说：“本剧虽为话剧形式，因系取材历史故事，对于题材的处理，不能不慎重将事。正史杂史，固未敢放过，既平话、演义，乃至旧有戏剧，亦偶有参酌。”
周贻白的历史剧创作绝不只是为了叙述历史故事，而是有感而发，以古喻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目的很明确，就是为现实服务。所不同的，他不是在作品中概念化地喊政治口号，而是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感动观众，给观众提供思考。这才是他创作历史剧的思想追求与艺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