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智锋、刘春
对话时间：2004年1月13日
对话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对话人：胡智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传播》副主编）
刘春（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电视策划人、制作人、评论人）
文字整理：张国涛（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
胡智锋（以下简称“胡”）：2002年，你的“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两篇文章在我刊连续发表之后，在业界和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后来有不少文章从中引用了你的言论，可喜可贺。《现代传播》对媒介批评类的稿件发表不是太多，但是你的那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批评是我们刊物所提倡的。近两三年来，《现代传播》在业界和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稳步提高，这为我们继续开展这种与人为善的、建设性的媒介批评提供了一个扎实的平台和空间。我想这是我们展开这次对话的前提和初衷。
你在“盛世危言”和“航空母舰”当中所谈到的问题，现在虽然已经过去两年了，但要得到真正的解决看来还需要更多时日。两年来，整个中国电视格局，从中央到地方，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步和发展，成绩不可磨灭，但问题更不能忽视。尽管有些问题更多是以往问题在今天的延续，但它正是传媒业界和学界最关注的焦点内容。我想我们今天对话的内容，就是对中国电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盘点，对当前中国电视的格局进行尽可能深入的会诊，我想我们对话的标题就叫“会诊中国电视”，目的就是给中国电视把把脉。我们来做“电视医生”，把中国电视当作一个患者，它既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亚健康的部分，还有病患的部分，通过把脉和会诊，可以发现哪些地方是健康的，哪些地方是亚健康的，哪些是病患的部分，给出一个客观的、辩证的“问题单”，然后就业界和学界普遍感兴趣的和关注的问题进行若干探讨。
刘春（以下简称“刘”）：这个出发点选得很好，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也不是“形而上”地谈些“主义”，我们是先来发现问题，然后研究问题。
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
·中国电视近20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
·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
胡：从你的个人感觉来说，目前围绕中国电视的生存状态，中国电视最危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刘：讨论这样的问题，我总是愿意先说好话，为什么呢？因为进步来之不易，我一向是这个观点。大家都知道，中国电视近20年有一个“逢三变革”的历史巧合，1983、1993、2003，这三个年头都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革。1983年是“四级办电视”，“四级办电视”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重复建设、机构臃肿等。但是，它对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而且放在整个国有企业、整个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来讲，如果当年彩电不是重复建设，哪能带来今天激烈的竞争，哪能杀出像长虹、海尔这样的大型家电企业。像现在香港控制得很好，只有两家电视台，还有一个有线台，没有什么竞争，所以香港电视也没什么大的发展。我认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四级办电视”带来了中国电视机构的繁杂，繁杂以后市场格局就比较复杂，生存环境就比较恶劣，就为展开激烈的竞争提供了前提。这是所谓的“八三变革”。
胡：是的，1983年的事情已经争论很多，现在依然未停。“逢三变革”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年代上的历史巧合，这里边可能也暗含了一些内在的规律，实际是中国电视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一个自然爆发。“八三变革”的背景是中国电视前20多年的发展，而变革带来的后果当然也是始料未及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当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即无论它的变革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在结果上都出现了一种“歪打正着”的现象。就“八三变革”而言，其初衷并非像后来的结果那样。1983年全国第十一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四级办电视”的目的和动机，应当是为了更好地将党中央的声音传达到千家万户。结果没想到，地方借助改革开放的动力，利用“四级办电视”的由头，将新兴的电视媒体变成了地方领导表达自己的政治需求、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的一个重要渠道，这是始料未及的。此外，地方还把本来意义上的电视插转站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电视媒体——电视台。对这样的结果，批评最多的当然是利益受到冲击最大的中央电视台，它认为涌现出这么多地方电视台剥夺了它的很大一部分市场。
刘：我插一句话，从表面上看，“四级办电视”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是按照行政区划来设计它的产业布局的，显然是不符合电视的技术属性和传播规律的，但是中国有很多事情总是靠行政的力量和手段来推动的。
胡：对，当时电视市场就是靠行政手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在今天的电视领域内，依靠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和市场前进的惯性仍然没有结束，行政手段依然是非常有力的一种方式。从正面来说，行政手段能把中国电视从整体上做大，如果不是“四级办电视”，只是由国家台（中央台）、省级台两级电视台，那就很难形成现在庞大的局面；但是反过来看，“四级办电视”带来的问题，是有限的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有限的市场得不到充分的开发，给今天电视产业的继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
刘：1993年的改革，我以为，确立了中国电视的两个标尺。第一个标尺是在内部机制上确立了制片人制，我特别看好这个制片人制。尽管现在制片人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财务控制问题，比如用工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没有当年《东方时空》推出的这个制片人制，那么中央电视台远远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格局。我常讲中央电视台节目改革最重要的动力都是来自于这个相对健全的制片人制。这个制片人制在栏目策划、栏目用人、栏目改版、内部评审、栏目扩张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一套灵活的办法；这个制片人制导致了中央电视台内部细胞的空前活跃，它不断分裂，不断扩张；现在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好栏目基本上都奠基于这个相对完善的制片人制。当然，它也有很多毛病，但我相信以后是可以克服的。“九三变革”确立的另外一个标尺，就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在过去也有，如《观察与思考》，但是到了《东方时空》，可以说是第一次以栏目化的方式，明确地、有规模地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监督，以致等同于某种政治权威。“九三变革”确立的两个标尺到了21世纪都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中国电视遇到了很多的宏观性问题，遇到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制度性问题。单纯地依靠节目、栏目的改版，单纯地依靠某种权威开展的那种舆论监督，电视改革的步伐已经走不下去了。我还发现，所有人都把电视改革的希望都寄托于上层，希望话语环境能够进一步宽松。实际上，电视改革已经不是这个问题了，因为宽松并不意味着电视就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胡：关于“九三变革”的争论也不少。我认为，“九三变革”最初更多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冲动”，同时也是央视改革的一种需要。包括像孙玉胜、梁建增、袁正明、时间、陈虻等这些比较前沿的电视人，当时可能就是一种职业电视人的“冲动”，这个在孙玉胜的《十年》当中有些论述。从中央电视台自身来说，它要建设一个国家级大台，当时就需要打开一个“缺口”，当时电视改革已经涉及到新闻改革，但在实际上，新闻本体性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突破。“九三变革”在节目栏目化、制片人制、主持人制等方面建立起来了新的框架系统，把制片人的形象、主持人的形象给托起来了，中国电视在传播手法和语态上都有了不少变化，电视的人际传播开始出现，同时内部制度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激活了原有电视机制的潜在活力，“九三变革”的意义更多是在这里。这一点我同意你以上的说法。同时，我还认为，“九三变革”的最后结果，实际上是上下合一、共同促成的，和“四级办电视”的情况有些相似。
刘：2003年，中国电视确实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制度上实现突破，但有些“变革”的迹象已经表现出来。第一，是“新闻”的出现。电视过去有新闻，但是，我一直认为电视总没有把新闻上升到非常重要、非常本质化的高度。我们看一张报纸看什么，不是只看它的文采、看它的副刊，而是要看这张报纸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同样对于一个电视频道，尤其是新闻频道，我们更是要看它所能够提供的信息。2003年，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直播，随着SARS的报道，随着新闻频道的开办，所有电视媒体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新闻”对其的重要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曾经说过，东方卫视可以办娱乐，但是在新闻上没有突破，东方卫视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主流媒体。为此，2003年各个台都在找自己的路子。中央台在直播报道、拓宽话语权、开播新闻频道等方面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在新闻方面形成了做大做强的架势，而地方台则更多在尝试本土化新闻、社会新闻的路子，适合于口语化传播、个性化传播。这是2003年一个非常大的突破。第二，很奇怪的是，2003年的电视改革的动力更多是来自于上层，大部分动作都带有自上而下的色彩。表现在：一是在新闻媒体的话语权方面给予了媒体较大的空间，包括央视新闻频道的开办、SARS的公开报道等等；二是上层提出了“三贴近”的原则。我很看好“三贴近”原则，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贴近现实，就意味着所有电视栏目都必须从当下社会、当下现实的需求出发；贴近生活，就是按照老百姓看得见的、很物质化的东西去表述；贴近百姓，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更人性化，这是“三贴近”。另外一个就是文化体制改革，尽管在2003年推进不大，但是文化体制改革将来会从根子上有所突破。我所说的这些好话，就是中国电视的“逢三变革”确实带来了一些新的进步，恐怕你也是这个看法。
胡：对于2003年的变革，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些迹象表明，电视改革确实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本土化新闻与民生电视的生长
·到了2003年，中国才真正开始拥有了自己所谓的“本土化新闻”
·只有真正从本土、本地出发考虑自己的内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容为王”
胡：中央电视台在凤凰卫视多年的刺激下，2003年在SARS报道、伊拉克战争、萨达姆被抓等这些大的报道环节，依靠它的覆盖率和影响力，占据了一个主导地位，似乎有了一种久违的“找到自己”的感觉，这其中也伴随着新闻频道的成长。另外一个问题，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本地化新闻的崛起，2003年增长最快的是江苏台城市频道的《南京零距离》，年底《南京零距离》一个栏目一年（2004）的广告拍出了一个多亿，现在火得不得了。频道总监景志刚有个新提法，他们把《南京零距离》的做法叫做“民生电视”，这个说法引起了上层的关注，因为它和“三贴近”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三贴近”对电视改革有着一种内在影响，在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价值取向、表现方式等方面，“三贴近”都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应该说，《南京零距离》抓住了这个机遇，尽管它不一定是自觉的，而是出于职业电视人的敏感，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但这恰好暗合了上层的需要。从他们本身来讲，《南京零距离》就是要做一个非常地道的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在以往做得都比较零碎，但是他们做得很有气势，架构也很完整。我认为，以《南京零距离》为代表这种所谓的“民生电视”，对今后中国电视媒体的发展将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说，1983年的改革是把电视扩张做大，把中国电视变成一个世人不可忽略的传播媒介；1993年的改革是把电视开始做强，通过电视内部和外部的一系列改革，使它摆脱了几十年来在整个传媒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成为强势媒体；而2003年的改革，应该是要把电视真正做强，至少从理论上说，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应该是往强里做。虽然目前还不太肯定，还有待观察，但应该是这么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