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的谈话节目有一套固定模式。节目开始他先发表一番似乎糊里糊涂不着边际的议论，但内容大多与当前的热门话题相关。1995年10月，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以无罪结案，引起了许多人对于案件本身和美国司法制度的疑虑。不久，辛普森的律师又向伊藤法官提出归还财产的申请。大卫于是在当时一期节目的开场白中说：“辛普森已经从伊藤法官那里拿回了自己的护照。现在他想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取回我的手套呢？’”所有的美国人都知道，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手套是证明辛普森有罪的主要证据，因而这个笑话中的讽刺意味也就显而易见。然后是所谓“十大话题”（Top Ten Lists），他把国际、国内最重大的事件都歪曲成没有一点正经的笑话。在“傻子荟萃”（Stupid Pet Tricks）这个片断中，展现用鼻子吹炸气球这一类“绝活”。接下来才是整个节目的正菜大餐——对于名流嘉宾的访谈，现场观众也会参与进来。在同嘉宾谈话的时候，大卫仍然会大放厥词，对各种流行事物和知名人物挖苦讽刺，但从来不会刻薄地对待在场嘉宾。1994年3月他与女歌星麦当娜对话，麦当娜满嘴脏话，仅那个F打头的脏字就用了十几次，还把一条穿过的内裤送给大卫，引起了现场观众的起哄。
但大卫还是非常克制地维持了现场的秩序，给女嘉宾保留了面子。这是夜间谈话节目的一个原则：一定要保持轻松愉快的气氛。由于嘉宾大多是演艺界明星，因而明星们当场献艺也是少不了的内容，明星们为自己的新作宣传，观众欣赏到最新的表演，各得其所。大卫的夜间谈话以及所有其他夜间谈话节目都分为六七个段落，每个段落六七分钟，中间插播商业广告。这些价格不菲的广告时段为其节目带来丰厚的利润。
雷诺出生于1951年，在接手《今夜》节目之前当过电视滑稽演员，也在夜间谈话节目中当过嘉宾。他的风格比大卫略显严谨，他对“即兴”谈话不但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而且还常常要在俱乐部里进行小规模预演。但就形式而言，雷诺的夜间谈话节目与大卫的节目如出一辙。在第一时段里他先来一段类似单口相声的独角戏，然后是热点话题或“个人告白”（由一些现场观众当众宣布一些从未示人的隐私，例如一个姑娘对她姐姐说：“我曾经同你过去的男朋友上过床。”）再后是明星访谈、明星表演。其他几乎所有的夜间谈话节目也都同样遵循着这种延续多年的模式。
夜间谈话节目虽然在形式上变化不大，但在内容和主题方面，90年代的夜间谈话却与50、60年代的同类节目大相径庭。现在的夜间谈话敢于触及所有严肃和敏感的话题，甚至可以说以这类话题作为主体内容，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以最不严肃的态度来处理这些话题，用一种嘻嘻哈哈的方式让主题中的严肃消解。这种极具后现代意味的话语方式作为沉重现实生活的一种润滑剂，对于生活紧张而单调又总是要面对太多严肃问题的普通大众，确实能够起到抚慰与放松的作用。这或许就是那么多的美国观众，特别是年青一代观众对这类节目情有独钟的原因。一位谈话节目研究者对此总结说：“在这些幽默场面背后，夜间谈话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对于这个社会的感悟，我们所笑对的正是那些让我们焦虑，对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欢笑，我们对这些问题感觉好一点了，并且因此得到放松，有了较好的自觉。”
三、形态（二）——奥帕拉·温弗丽与日间谈话
与夜间谈话不同，美国电视中的日间谈话节目从不回避现场冲突，甚至是有意挑起这种冲突，让嘉宾之间、现场观众之间、嘉宾与观众之间激烈的对立意见直接碰撞，怒形于色的争吵时有发生，吵到不可开交，继之以老拳大打出手的事情也并不算罕见。
一个日间谈话节目通常就是一场专题辩论会，它所追求的不是轻松幽默，而是观点交锋所带来的戏剧性冲突。
自70年代的《唐纳休访谈》节目以来，全国性的日间谈话节目基本上是以辛迪加节目的方式制作和播出的，也就是说，它不像“大卫”或“雷诺”的节目那样属于CBS或NBC这样的全国商业电视网，在全国所有网络系统内的附属台进行联播，而是由节目辛迪加公司分别出售给各个地方台，由地方台选择合适的时段播出。因此，一个有影响的日间谈话节目可能同时出售给几百个地方，能够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收视；而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日间谈话节目却只能占据很小的一块市场。这种机制造成了空前激烈的竞争，也逼着主持人和节目制作公司让自己的话题更敏感，讨论更激烈，甚至有点出格也在所不惜。
在日间谈话节目方面，被公认为最大成功者的是黑人女主持人奥帕拉·温弗丽。她1954年出生在一个底层社会家庭，从小没有父亲，19岁还没有从田纳西州立大学毕业就进入纳什维尔的一家电视台，成为当地第一位黑人，也是第一位女性新闻播音员。1977年，奥帕拉首次主持巴尔迪摩一家地方电视台的日间谈话节目《人们的交谈》，以极富耐心地倾听这样一种友好的风格赢得了观众喜爱。1985年，她因出演影片《紫色》而获奥斯卡提名，知名度大为提高。
第二年，著名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国王世界”（King World）就与她签订《奥帕拉访谈》的节目合同，规定付给她25％的出售收入。这档节目当年走红，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进入90年代后，她的节目始终处于日间谈话节目收视率排行榜的顶端。据《福布斯》杂志统计，她在1995至1996年度的总收入为1.71亿美元，也就是每天的平均收入接近50万美元。
奥帕拉的谈话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在各台播出，时长一个小时，同样被许多次广告分割成几分钟的小段落，没有表演，很少音乐，虽然偶尔会有社会名流或是准名流来做嘉宾，但更多的时候都是些来自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普通人。她的每一次谈话通常都是紧扣一个主题，而且经常涉及到性、强奸、乱伦、卖淫、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同时对于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与另外一些富于煽动性的日间谈话主持人不同，奥帕拉把自己的谈话节目办得更像是一次小组心理治疗活动，一种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心理压力解脱方式），在她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积心底的压力。她非常善于倾听，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
一位传记作者在《奥帕拉·温弗丽：真实的故事》一书中写道：“一般来说，广播电视的访谈者只是提出问题，却并不认真听回答，他们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或是下一个新问题上，但奥帕拉仔细地倾听客人们的谈话，并且利用谈话的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这就是她适应当今时代的风格，由于对观众和嘉宾的生活进程充满关切，由于能同他们进行交流，这种风格大获成功。”奥帕拉的关切和友善并不意味着在她的节目中都是和气一团，因为话题尖锐，总是会在嘉宾及现场观众中引起不同观点，引发争论，但总起来讲，奥帕拉的节目中火药味不像其他一些同类节目那么足。在1997年4月30日的一期节目中，奥帕拉邀请引人注目的情境喜剧女明星爱伦·狄金奈尔丝作为嘉宾，该明星是位公开的同性恋者，而且最近刚刚邀请奥帕拉友情出演了一集她的情境喜剧。奥帕拉在谈话开始时对爱伦说：“许多人说，我参加了你的演出说明我赞同女性同性恋，但我只是想支持你按照实实在在的自我生活。”
这当然是为本次谈话定的调子，但很多观众却不以为然，一位激动的女观众当场质问：“《朋友们》（Friends）里有同性恋婚礼。《相依为命》（Relativity）中有同性恋接吻。我还在《纽约重案组》（NYPD Blue）中看到了同性恋关系。现在是你们的节目。我觉得像是被这类东西塞到嗓子眼了。为什么？为什么？”她还谈到，她不能接受让十岁的儿子看到爱伦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还带着大字标题：“嘿，我是个同性恋者！”“你想不想知道我很正直？我没有在封面上说：‘嘿，我很正直！’谁都不知道这一点，也没有人关心这一点。”爱伦则调侃说：“事实上《时代周刊》应该想办法同你接触一下。”在这次谈话中，爱伦（以及奥帕拉）也不乏支持者和温和的批评者，观众甚至引用《圣经》里的内容进行争辩。但无论如何，奥帕拉控制了局面，而观众则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另一些面向更为年轻的观众（34岁以下）、更开放性的日间谈话，例如《莉基·蕾克访谈》（Ricki Lake Show）和《杰尼·琼斯访谈》（Jenny Jones Show），更为追求戏剧性冲突。谈话的主题本身往往就极具冲突性，例如家庭不和、婚外风流等等。
谈话往往分为三幕，在第一部分里，先由一位“受害者”讲述自己的不幸故事，博得现场观众的同情；然后主持人邀请“伤害者”出现，让他在观众很难理解的气氛中说明自己的理由，这种说明常是越抹越黑，火上加油；在第三幕，更多的与事件有牵连的人，例如婚外恋的第三者或是当事人的父母、朋友出现了，他们或提供更多的事实，或发表自己的看法，大多会让“伤害者”更为窘迫；直到最后的“尾声”，主持人才会请出一位家庭问题专家或是心理医生，做出一点道德上的结论或心理分析。这些嘉宾中的一些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在节目中的处境和要扮演的角色（如“伤害者”），所以在现场失态的很多，或悲、或怒、或茫然无措、或愤而退场。但也许正是这些无法预期的对立、碰撞和失态，大大吊起了电视观众的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