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
谈话时使用的语言叫做口语，并同书面语相区别。我们通常所说的“有声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的音声化。
广播电视的传播，是以有声语言为主干或主线的，本应该包容两种形态：从内部语言外化形成的口语；从书面语转化形成的语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前者被挤压，后者被扩大，造成了必须有文字依据才能进行传播的状况。这不能说同极“左”思潮没有关系。
正是改革开放的形势，广播电视的兴旺发达，才使口语得到了新的生机，“有声语言”才以完整的形态发挥出应有的功能，1984年我提出“有稿播音锦上添花，无稿播音出口成章”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可是不久，口语的生机又面临着危机，它被神化的同时开始被虚化，被人化的同时开始被俗化。
对此，仍有不少认同者。有的主管领导还表现出“惟口语惟佳”、“独尊口语”的倾向。毫不夸张地说，广播电视界弥漫着“口语至上”的迷雾，我们怎能等闲视之？
一
当人们在共同劳作中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时，才产生了语言。开始极其简单，而后逐步复杂。语言产生之后，用以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交换信息、协同动作，显得非常方便、快捷。我国先秦时期的讲学、游说、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都离不开语言，可见一斑。
后来，产生了文字，语言有了视觉形式，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发挥的作用更大了。不过，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且时近时远，有时，书面语竟似脱离口语而另行其道。这同语言的发展有关，同汉字的特点也有关。我国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口头文学”，“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吾手写吾口”、“怎样想就怎样写”的提倡，白话文终于成为主流。
现在人们认识到口语是书面语的根本，同时也知道文学语言具有领导作用，书面语也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不应片面、偏执地认识二者的关系。
口语存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保有社会契约性的规则，保有个人需求性的意向。
口语的鲜活性、丰富性，带来了它的原创性和具象性。但是，由于口语主体的复杂性。
即兴性，必然造成了口语的芜杂性、缺损性，使之难于避免当下性和多向性的困扰。
口语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由于运用语言能力的强弱，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有的人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有的人笨嘴拙舌，词不达意，有的人言简意赅、语语中的；有的人贫嘴薄舌，言之无物，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推崇口语，不一定就是对口语的重视。
二
印刷媒介的出现，使书面语的作用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和迅速，促进了书面语的规范化和通俗化。
广播和电视的先后出现，使有声语言的作用发生了提升性的变化，信息传播更为快捷和生动，更为广远和多样，促进了有声语言的示范性和可听性的强化。
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有较长时间、较多节目都是由报刊书面语转化而来，染上了较为浓重的报刊书面语色彩，有人称之为“报刊的有声版”，提出“自己走路”，“走自己的路”。广播电视理应自己走路，不应依附于报刊，“剪刀加糨糊”是缺乏自主性、独创性的表现，采取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但是，什么是“自己走路”呢？取消报刊书面语，一切自己来么？那么，政府声明、法律条文、权威社论、专稿特稿……要不要播出？新闻要不要播报？专题要不要解说？
这些是不是书面语的“有声版”？
所谓“有声版”，不过是把文字变为声音的意思，带有明显的贬意。文字变为声音，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其两极是：简单地念字出声，是一种字音的拼接，谈不上表情达意，这是一极；另一极是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是一种有声语言再创作，不但能表情达意，还可以言志传神。这两极之间，就有多种层级的差异。广播电视的语言传播，应该以后一极为目标，并坚决摒弃前一极及其相关层级。因为它是大众传播，迥异于小学生念书、庠生谈八股文，也不同于生活中的念念信、读读报。
正因为如此，广播电视中的有声语言即使是由文字语言转化而来，那作用也是不容轻视的。这里可以略举一二：有声语言可以改变文字语言的语义和意向。正面的意思可以变成反面的意思，反面的话可以说成正面的话，而一个字也不增删更改。这一点竟有许多人不知道、不了解，于是以为既然文字语言审定了，播出去肯定不会有错。殊不知是有声语言传播主体掌握着生杀大权，决定着传播的“正面宣传”的内涵。
有声语言增减着文字语言思想感情的色彩和分量。文字语言中的褒贬爱憎，从视觉判断中可以体味到。但是，转化为有声语言之后，却可能变味儿。热情的赞扬，也许显得言不由衷，或者平淡冷漠；凝重的愤怒，也许显得敷衍了事，或者轻飘肤浅。生活琐事会播得有声有色，气势磅礴；国家大事会播得有气无力，与己无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视觉上的黑体字，听觉上却成了小七号，这不是对文字语言的扭曲么？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凝聚到文字语言中，行使着话语主动权，是外力无法直接干预的，也是文字语言本身所不能完全左右的。
有声语言还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度，这更是容易解释的。有声语言创作者的美学理想、审美能力会给文字语言以美化，当然也可以丑化。当为文字语言的风格加以有声语言的内省阐发的时候，创作者独特的人生感悟、具体感受和习惯表达样式，总要融入其中，并在有声语言的表达中给以个人风格的观照，形成稳定的艺术特色，为受众提供美感享受。
以上解说，不过是一种浅显的启蒙读物，但仅此也就可以证明“照稿念”、“念稿员”之类的认识，是怎样的可悲、可笑。
原来，书面语的“有声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自己走路”是须臾不可离开它的。
三
在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中，口语也可以先诉诸文字再转化为有声语言，也可以把书面语改得更符合口语要求。不形成文字语言，从语言主体的内部语言直接外化为有声语言，似乎更是“自己走路”的重要表现，要不，口语为什么备受青睐呢？
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蓬勃兴起的谈话性节目，日益重视口语化。不论是访谈、热线，还是综艺、体育，大量使用口语，有不少把文字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的节目，也模仿即兴口语的样子，给人以亲近、自然的感觉。一时间，“自然谈话”、“说自己的话”、“人际交流”等等，成为时尚。
但是，广播电视传播毕竟是大众传播，无论怎样“人际化”，也不应违背其传播规律。首先，广播电视的线性传播、单向性传播、限时性传播，不可能不产生对传者的约束性、对受众的强制性。而信息的准确和密集、时间的高效和短暂，交流的虚拟和反馈的后置，都改变不了“我播你听”的格局。这就必然要求提高传播质量，其中重要的是语言质量。
其次，广播电视的喉舌功能、舆论导向、思想倾向、价值取向，不能不发挥传者的引导作用，不能不增强受众的提升效果。“真、善、美、新、雅、精”的宗旨，必须落实到当代的人文关怀中，竭诚为受众服务，远离乡音俚语，杜绝粗制滥造，拒绝“西化”，埋葬媚俗。
再次，广大受众自有民族性、延续性、增长性、积淀性的文化期待，投射到广播电视，不能不产生反馈诉求的紧迫感，逼使广播电视去粗取精，舍末逐本，除旧布新，选优汰劣。
这里，重要的是“大众传播”，而不是什么“人际传播”。从语言传播的角度看，任何虚拟的人际传播，都被大众传播所整合而徒有其表。
大众传播的真谛在于“大众”二字。大众的真实存在，笼罩着传者和受者，或隐或显地承受着它的动力和压力，无可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