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出版界人士看来，日本出版行业的“再贩制”，可能比“菊花与刀”还重要。
从字面上看，“再”即“二次”之义，“贩”即“销售、零售”之义，“再贩制”就是再销售制度。出版社通过图书批发公司把图书（出版物）批发给书店，是“第一次销售”；书店把图书卖给读者，是“第二次销售”。这样看来，再贩制即再销售制度其实是一种零售制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图书零售制度相比，日本图书再销售制度的特点在于，图书的价格由出版社指定；出版社通过批发公司监督书店执行；书店既无权涨价销售，也无权减价销售。所以，更准确地说，再销售制度是一种图书定价销售（零售）制度，即图书固定价格销售制度。
再销售制度的半个世纪历史
在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出版行业在总体上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对于图书的价格，出版社可以自由地定出“本体价格”（不含消费税的价格），图书交易公司（图书批发公司）可以自由地定出批发价格；书店则可以根据行情自由地或按定价销售或涨价销售或减价销售。
在二次大战时期的1941年，日本政府因为战争的需要，成立了日配（其全称为“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后改为“日本出版配给统制会社”），把日本的出版社、图书交易公司和书店统一管制起来。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图书的定价、批发价格、零售价格也实行“统一”。这为日本出版行业“战后”实行再销售制度埋下了伏笔。
二次大战结束后，驻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勒令日配解散，出版行业因此“松绑”。但是，由于日配多年的统一管制，日本出版行业的流通渠道变得比较单一：出版社（出版商）→图书交易公司（批发商）→书店（零售商）成为主要渠道。
日配解散以后，在大多数出版社、书店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一批出版人士和发行人士站出来，相继成立了东贩（全称为“东京出版贩售”）、日贩（全称为“日本出版贩售”）等图书交易公司，重新开始出版、批发、零售的运转。在1953年以前，出版社按照以往不成文的交易惯例给图书定价，图书交易公司把图书批发给书店。由于还没有“再销售制度”，出版社和图书交易公司不能约束书店，书店为了增加销售收入，一是雇佣外销人员走出去推销，二是涨价销售或减价销售。从“二战”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凭借减价销售，出现了“只要开店，就能赢利”的红火局面。
1953年，日本制定“垄断禁止法”，把图书、杂志、报纸等出版物认定为“垄断禁止除外的商品”，即不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在价格上有所垄断的商品。日本官方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认定，是考虑到提高国民的素质离不开出版物，要让全体国民买得起、买得多出版物，就必须“垄断”出版物的价格，使出版物的价格水平不能高于但可以低于国民的收入水平。从“垄断禁止除外的商品”认定出发，自然就催生出了“再销售制度”。
“再销售制度”是一种定价销售制度，说出版物是“法定的再销售商品”，等于就是说出版物是“法定的定价销售商品”。其基本内容是出版物的定价、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由出版社指定，出版物通过图书交易公司分配给书店，书店在出版物的零售过程中，没有权力涨价销售或减价销售，只能按定价销售。另一方面，这种出版物流通形式属于出版社通过图书交易公司委托书店销售，因此，与“再销售制度”相配套的是“委托销售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书店从图书交易公司进货，卖不完的到第6个月可以退货，到第7个月对图书交易公司及出版社进行结算（回款）。
在“二战”以后的日本，出版物流通的渠道虽然多种多样，但出版行业70%以上的出版物是走出版社→图书交易公司→书店的渠道。而在这一渠道流通的出版物，有80%为东贩、日贩所主宰，剩下的20%才是其他几十家图书交易公司可以分食的“蛋糕”。所以，1953年在法律上认定的“再销售制度”，意味着从整体上重新确立了日本出版物的流通发行秩序。1956—1957年，随着出版社与图书交易公司、图书交易公司与书店分别签订“再销售契约”，出版物市场进一步强化了“定价销售”。围绕再销售制度，出版社俨然成为“法律的代言人”，图书交易公司无形中成为“法律执行的监督者”，而书店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
必须承认，“再销售制度”确立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把出版行业变成有限垄断行业，客观上为出版行业“保驾护航”，使之步入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1954—1996年，出版行业年年呈现增长趋势。例如，日本出版行业的销售总额（销售总收入），1954年不足3000亿日元（1万日元约合700元人民币）；1984年达到1.63万亿日元；1994年上升为2.54万亿日元；1996年更是登上“二战”之后的最高峰，达到2.69万亿日元（约合1890亿元人民币）。
“弹性运用”再销售制度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应当说日本出版行业的发展与日本经济的发展基本同步。但由于出版行业的特殊性，在某些时期也不尽一致。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直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进入了低增长或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时期，而日本出版行业却正在朝着自己的“富士山顶”攀登。这让其他行业很不平衡，也让官方觉得出版行业不能无限期“保护”下去。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为由，几次三番要废除再销售制度。经过出版行业的据理力争以及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国民的反对，每次都以“废止”的拟议开始，以“存续”的结论收场。然而，代表政府意志的公平交易委员会并没有放弃，在经过几次失败的回合之后，巧妙地向出版行业提出了“弹性运用”再销售制度的要求。
1998年3月31日，这是一个让出版行业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公平交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出版物再销售制度可以继续存在。但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利益，必须在维持出版物再销售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灵活地弹性运用再销售制度。为此，向出版行业提出6项要求：1.弹性运用有时限再销售、部分再销售等再销售制度。
2.引入各种减价制度，争取实现价格设定的多样化。
3.在再销售制度的运用方面，要确保发行者的自主性。
4.向消费者（读者、顾客）提供服务券等，以确保促销手段的不断发展变化。
5.应对直销、通信销售等发行流通渠道的多样化，价格设定也应当多样化。
6.谋求合理、和谐的流通，做到交易关系的明确化和透明化，革除交易惯例上的弊端。
历年来，与公平交易委员会展开有关再销售制度是存在还是废除的交涉，代表出版行业一方的主要是书协（其全称为“日本书籍出版协会”）、杂协（其全称为“日本杂志协会”）、版交协（其全称为“日本出版交易协会”）和日书联（其全称为“日本书店商业组合联合会”），这四个行业协会被统称为“出版行业四团体”。公平交易委员会既然同意保留再销售制度，出版行业四团体就得做出姿态，也没有理由反对“弹性运用”。
在出版行业四团体的号召下，出版行业极不情愿地拉开了落实6项要求、弹性
运用再销售制度的序幕。
1998年，日本各地的书店普遍举办“谢恩价格书市”。借着当年东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平台，以往似乎与这种博览会没有多大关系的书店，也积极参与其中，争相打折销售图书。接下来的几年，书店都如法炮制。因为“弹性运用”的诱惑，各种超大卖场的大书店、拥有数十家数百家甚至数千家连锁店的大书店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