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革”文人告密“荒唐之恶”的反思
夏可君
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信仰之为信仰，就是有着秘密，有着对秘密的责任，有着对他者秘密的尊重！
但是，秘密的悖论在于：秘密一定是要分享的，只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你对我所说的秘密承担责任——不要告诉任何人，只有我们两个知道这个秘密，否则我们就不是朋友，否则你就不值得信任了。这个知道秘密的人也会如此重复，把这个秘密传递给另外一个他认为值得信赖的人，如此反复，秘密就不断被传递开来。但如此这般，秘密还是秘密吗？但如果一个秘密不被分享，只是知道者自己带进坟墓的话，那也根本就不是秘密了，既然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他的这个秘密。如何既知道分享了秘密，又没有泄密？并且没有以秘密来换取和交换什么利益？这些问题成为思考生命伦理的根本前提，如果以秘密来施行迫害，来交换生命，这即是恶的开始。
秘密，秘密的分享和对秘密的责任，构成了生命伦理最为核心的关系，构成了伦理的最初发生，甚至，也构成了信仰的核心。信仰的共同体或者共通体就是对秘密分享的团体，与之相应，告密则是背叛，就如同犹大的命运，是被抛弃，被诅咒。
秘密构成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本身。
对于宗教信仰，这是以秘密的方式守护秘密，信仰一直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上帝知道一切秘密，与之接近的人也就在分享他的绝对秘密。而且这共享要秘密地进行，每一个宗教组织都有其秘密的行规，不可被外人知晓，因此最为体现秘密的是宗教信仰。但同时，真正的宗教也要求绝对地尊重秘密，既然每一个生命都有着上帝赐予的秘密，尊重他的秘密就是尊重他身上的上帝的心意或者礼物！
但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一切秘密都被揭发的时代，以秘密或者不那么秘密的方式揭开一切秘密的时代。
诗歌，或者说文学，是以秘密的方式来暴露秘密——文学的写作是一个秘密，我们不可能知道文学的法则，但是文学确实在暴露我们命运的秘密，让我们与故事人物一起分享他的命运。如同诗歌写作，在“文革”中是最能暴露一个人内心秘密和情感心意的，也成为最为需要解密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聂绀弩的诗歌既没有保护他自己，也牵扯进更多亲密而且能够理解他诗歌秘密的朋友。越是亲近诗人，越是理解文学和诗歌，就越是具有进行秘密交换的条件，也越是可能成为解密者，即成为潜在的告密者！因此，我们就会理解，黄苗子越是有才气，也就越是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牵连者，不管他是黄苗子还是其他聂绀弩的朋友们，已经处于这个告密和背叛的境况之中。一个总体败坏的文化，如何能有庇护的可能性？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也一直没有找到揭开这个文字套索的方式，文人们就一直在无谓的牺牲和伤害之中煎熬！
经济行为呢？经济则是秘密地交换秘密，尽管我们知道商业运作规则，但是获利的方式依然是一个秘密，秘密一直在交换，但是秘密本身却不可见。如同说市场是无形的手，哪怕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却还是一个谜。在“文革”中，为了个体生命的存活，为了家人的存活，以秘密作为交换就成为最好的手段，尽管在最终的博弈中，自己和家人都成为秘密交换的牺牲品！秘密一直在要求一个献祭牺牲的逻辑：不仅仅是心灵的煎熬，而且就是身体的牺牲。“文革”是一个以秘密的交换来召唤生命献祭的时代，被迫害与主动伤害都在牺牲的交换逻辑中滋养着暴力：秘密的交换并没有转变出最小的暴力，反而扩大了暴力，这是生命的经济在秘密的暴力中无法解决的悖论。
政治，当然更加与秘密相关了，政治是拥有秘密的权力，政治就在于对秘密的少数拥有与严密控制，分有政治秘密的人也就分享了权利。表面看起来，“文革”似乎是一个没有秘密的时代，既然所有人都在告密，到了最后，不就一切都暴露出来了？可奇怪的是，越是告密，秘密越是在增加！似乎秘密在政治斗争中自身繁殖着！这是因为，既然秘密可以换来存活的权力，或者说知道更多的秘密可以充分保护政权的权威和权力，那就需要知道更多的秘密，需要更多的人来泄密，直到把不是秘密的也当做秘密！
比如简单私密的日常生活，比如最为公开的酒桌上的牢骚话，比如远远超越作家本人意图的诗歌等文学文本，比如内心转瞬之间的念头，那些连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瞬间意念，等等，都成为政治要监控的对象！政治的成本之高，也迫使生命政治最终走向迫害和谋杀，只有谋杀一个人才可能减少秘密的繁殖，如同对种族的大清洗和灭绝。秘密，在某个特殊时代，成为谋杀生命或者身体的催化剂。这是生命政治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和身体如此紧密地关联起来，“文革”的暴力语言和身体的暴力行为的亲密关系，一直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思考。
当然，科学一直以发现秘密为进步的标志，但是也假定了自然的秘密一直是还有待发现的。启蒙理性要照亮一切，揭示一切，在秘密的逻辑上，也走向了自身的悖论。
“文革”期间对一切的揭发也是有着所谓科学主义的幌子的。当然，如同窃听技术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更加处于没有秘密的时代，我们的电话、手机、网络账号等等，无一不可以通过技术来解码，哪里还有个人的私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如何可能？在“文革”时代，尽管多是通过身体的接触来揭发秘密，生命政治的真相体现尤为彻底，而且把每一个人的内心意念都当做解剖的对象，还是指向身体的，只是技术更加原始一些。
只要与秘密相关，生命就会陷入困境：因为知道他者的秘密，就意味着进入责任和约束之中——不能告密。但是一旦秘密成为可以被分享的，就有着泄密的可能性，不是自己，就是其他相关和不相关的人，最后被“坐连”。一旦秘密与政治相关，知道他人的秘密就意味着权力的争夺，政治既然认识到秘密的力量，就要知道所有人的秘密，唯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秘密。知道秘密，并且忠诚于秘密，构成生命最为艰难的责任。但是，一旦秘密成为权能，说出更多的秘密，甚至，把不是秘密的也变成秘密，让整个社会都成为一个秘密交换的染缸，在秘密的繁殖中，就出现了恶！
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理解阿伦特面对德国人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时的困境：因为恶已经平庸化，迫害或者谋杀已经成为政治的任务和公开的秘密，任何人作恶似乎都变得合法和麻木了。这里还涉及康德对根本恶的思考！对于中国人，根本恶或者人心的败坏在于：不仅仅是被迫告密、被迫说谎，而是主动告密；最为着魔的是，把不是秘密的都看成秘密，把一切都变成秘密，并且以此作为交换来实施迫害；最终，成为根本恶的是，这一切如此荒唐和可怕的事情，最终都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忍受，并且不被反思，因为荒唐已经把所有人都黏滞在一起，彼此都成为变节者。因此彼此都不必再说什么，整个社会都再次屈服于荒唐的漠然和贫乏之中，这才是中国人的根本恶——荒唐之恶，与西方的平庸之恶有所不同。
因为荒唐不同于西方的荒诞——那还有着怪诞和英雄的悲剧气概，也不同于荒谬——这还假定了真理和真实，但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追求真实，而荒唐又显得如此无意义，甚至都不必再去理会了，也就不必再次反思了，似乎连遗忘都没有必要，这是中国人特有的虚无主义！荒唐之“荒”——其实是对荒芜和虚无的经验，而荒唐之“唐”——则是对黏滞和唐突的经验。
在生命政治上，秘密的交换本来在例外状态才出现，毕竟不会每一个人都成为间谍，一般性的日常生活恰好是所谓的常态，常态也假定了所谓的安全、可靠和常识。但是在“文革”时代，每一天都在“革命”，这种持续的“革命”使每一天都成为揭发他人和告密的例外状态：因为知道秘密、发现秘密与汇报秘密，这本是例外时刻的事件，现在却成为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实，如同写日记，如同抄家要抄出日记。通过秘密的中介，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例外状态。“文革”是一个典型的持续十年的例外状态，如此之长，对文化和生命的伤害就更加大，深入了生命的骨髓！直到大家都麻木于这个例外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