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2000年前后开始，中国电视各个层级的媒体纷纷开始了寻找定位的探索，以省级卫视的定位热情最为高涨，显然，这是媒体层面激烈竞争的一种反映。
胡：我个人近几年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若干不同层级电视媒体的策划工作，之所以更多聚焦于媒体层面，我想这一方面是中国电视自身的改革从节目、栏目、频道层面自然进入到媒体层面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社会整体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的步伐日益加快，电视媒体之间竞争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各个层级电视媒体的竞争中，省级卫视的竞争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为激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省级卫视承担着宣传省委省政府政令、塑造各省政治形象和社会形象的重任，因此，省级卫视往往是综合型的媒体形象。这必然带来省级卫视在性质、功能、内容、样式上的同质化、雷同化问题，而市场化、产业化则要求电视媒体在上述方面应当走差异化、特色化之路。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化、产业化的不同生存环境、不同要求，使省级卫视面临着在综合化形象和特色化形象之间进行选择的困难和矛盾。但巨大的市场生存压力，逼使省级卫视尽可能避开同质化、雷同化，而更多选择差异化、特色化。这就是近几年省级卫视纷纷开始寻找特色定位的主要原因。
杨：那您认为近几年省级卫视寻找特色定位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应当如何评价？
胡：在我的印象中，较早开始考虑定位的省级卫视有湖南和安徽。湖南卫视从《快乐大本营》等的成功受到启示，逐渐在电视剧、综艺节目、专题类节目，乃至新闻类节目中，逐渐向娱乐化方向靠近，塑造了湖南卫视的娱乐形象。安徽卫视则从电视剧广告营销的成功中获得启示，在电视剧的购买、编排、播出等方面做了多种探索，逐渐形成了“电视剧大卖场”的特色。此后，湖北卫视打出了“公益”，海南卫视打出了“旅游”，上海东方卫视打出了“财经”，贵州卫视打出了“西部黄金”，山东卫视打出了“情义天下”，江苏卫视打出了“情感”，广西卫视打出了“女性”，广东卫视和浙江卫视打出了“财富”，四川卫视和重庆卫视打出了“故事”等特色定位的旗号，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定位热潮。这些特色定位，从总体上看为各家省级卫视避开雷同化、同质化，寻求差异化、特色化生存与发展聚敛了人气，提高了收视，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回报，其成果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省级卫视定位有些是自觉的，有些是不自觉的；有些是积极主动的，有些是消极被动的；有些是理性的，有些又是感性的；有些是持续稳定的，有些则是波动变化的。尤其是不顾自己的特殊省情，也不太考虑已有的传统积累和资源可能性，在寻找定位过程中，也产生了盲目跟风，定位不清晰、不准确，或者名不副实的负面效应，甚至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同质化和雷同化。
杨：那么，在省级卫视定位策划方面，您认为应当从哪些方面切入，才能够尽可能找准位、找到位，而不是简单地贴标签？
胡：我认为，寻找定位是重要的，而找准位、找到位更重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用什么来支撑定位和落实定位问题。在为湖北卫视确立“公益”特色定位的过程中，我提出，要以主打内容、主打品牌、主要素材、主体行动这四个“主”来落实公益特色定位。主打内容应当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个方面去体现自然关怀、社会关怀、人性关怀，由这三种关怀构架出公益特色的主打内容；主打品牌则应当围绕最能体现公益品质的几档栏目，而不是所有节目，予以重点投入和推广；主要素材则意味着围绕公益特色去创造、引进和加工素材；而主体行动则是围绕公益特色去设计和组织相关媒体活动。这些思路和方法我想不仅对湖北卫视的特色定位是适用的，对于其他省级卫视的定位同样是适用的。
杨：您在电视节目、栏目、频道、媒体几个层面的策划实践，丰富而具体，这为您传播艺术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鲜活而生动的素材来源。而作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和研究领域，传播艺术的理论构建有着怎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胡：电视传播艺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范畴和研究领域，从我本人的积累来看，主要得益于上述几个层面的电视策划实践。但这一范畴领域从内涵来说，指的是电视实践中所有“创造性的处理”；从外延来说，除了电视策划，还包括宣传、创作制作、编排播出、管理和营销推广等许多方面。因此，这一范畴领域的提炼概括不仅可以涵盖电视策划，而且可以涵盖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于传播艺术这种高度的概括性，使它可以不断吸纳电视实践中各环节“创造性的处理”的经验，在电视实践的动态发展中得到不断的充实和丰富。电视传播艺术的提出有助于对电视生产传播整体性的把握，使电视实践从自发行为进入到自觉行为，从随意性行为进入到规律性行为，从特殊、个别性行为进入到一般普遍性行为，这是它的实践意义所在。
电视传播艺术的提出，从理论价值来看，一方面可以体现“术”与“学”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也可以体现特殊性理论和一般性理论的有机结合。作为一个历史积淀较为短暂的新的学科领域，难免会被视为“有术无学”，即经验性的“术”相对饱满，而体系性的“学”则相对欠缺。电视传播艺术的开辟使处于两端的电视传播和电视艺术获得了相互交叉和融通的巨大的中间地段，因此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为电视学科体系的完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电视传播艺术面对的是电视这一对象，提炼和概括的是电视的特质，这是它的特殊性的理论学术价值；同时由于传播艺术的普适性内涵（创造性的处理），又使得它具有沟通、辐射其他相关学科的一般性理论学术价值。
杨：您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红线，这就是“中国电视本土化的道路选择”。那么，到底什么是本土化，为什么必须要本土化？
胡：本土化意味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对于内容生产、电视实践而言，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从国家层面来看，它指的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特色；从地域层面来看，它是本地化，可以表述为地域特色。从理论学术的意义上讲，它意味着中国学者用中国特色的方式对中国现实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述。
当然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封闭，它同样不排斥，甚至需要全球普适性的理论和方式，也不排斥现代性的理论和方式。只是因为它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本体，它的主体是中国人，载体是中国汉字，这决定了它不会简单地移植，一定会是中国特色的现实的呈现方式。强调本土化，是为了让我们的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在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和路径选择上更加自觉、更加自信。用我的话来说，中国电视主要还是由中国人来做，给中国人看的，中国电视的理论研究主要是解决中国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这就使得本土化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也只有坚定地走本土化的道路，才会使中国的电视更加贴近中国观众，让中国观众更加满意，并在世界电视格局中占据它独特的份额。同时，也会使中国的电视理论对中国电视实践产生更大的、更有效的指导作用，进而在电视理论研究的国际格局中拥有它独特的地位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