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是我国语言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扶植后学的饱满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务实与严谨的学风、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等等，集中地反映了老一辈科学家的思想风貌和高贵品质，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在语言学界的中年骨干之中，有的人曾经听过吕叔湘的课，有的人曾经做过吕叔湘的助手，许多人曾和吕叔湘共事。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吕叔湘乐于尽心竭力扶植后学。
1960年，语言所来了一位年轻人，给吕叔湘当研究生。见面之后，吕叔湘问他有什么爱好，他答：“喜欢音乐，对语音研究有兴趣。”吕叔湘说：“你可以研究语音与语法的关系。语法由我指导，语音问题，我为你再找两个老师。”第二天，吕叔湘就带这个研究生去见所里的几位语音专家。他对大家说：“从今天以后，这个年轻人也要跟你们学语音，也是你们的学生。”
这个研究生在大学里是学俄语的，但达不到应用的程度。吕叔湘告诉他，研究语音学，英语比俄语更有用。“我来教你英语。”他为年轻人找了一本斯威特的《英语新语法》做教材，每天给年轻人上课。
与此同时，吕叔湘发现所里不少同志有进修英语的要求，就开了一个20多人参加的进修班，选用美国弗里斯的《英语结构》一书做教材，自己授课。在吕老的指导下，进修班里有五位同志还把这本专著翻译出来，交出版社出版。
吕叔湘的一位助手，给我说了这样一件事：
她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考取了吕叔湘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被留在语言研究所，给吕先生当助手。
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吕老就对她说，他在40年代写过一本《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初稿，将来要请她帮着整理。可是，到她当了助手以后，吕老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不久，吕老找她谈话，给她一篇“些和点”的草稿，要她整理修改成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刚刚脱稿，吕老又给她出了个题目，要她研究一下《现代汉语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吕老看完第二篇论文以后，又给她出了一道题目，叫她写一篇关于汉语史研究方法的论文，特别提醒要看一些日本学者的文章。为了写这篇论文，这位助手整整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看了初稿以后，吕老比较满意，但是不同意拿出去发表。他说：“你是把别人的话概括了一下，自己懂了就行，不一定要发表。”
这时候，吕老才把《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初稿交给她，让她整理。
这位助手说，吕老为了让我整理好他的旧著，花多大精力来训练我！他对我的要求真是很严格啊！
在社会科学院大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一位现在已在语言研究所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抱病接受了我的采访。他说，吕叔湘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学术、思想，乃至为人。
1955年，这位同志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语言研究所工作。为了让他多方面了解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吕叔湘把他分到《中国语文》杂志当一年编辑。当他后来转入现代汉语研究室之后，吕叔湘发现他对宋元白话的研究有兴趣，就鼓励他在这方面努力，并且帮助他熟悉这方面的材料。这位同志在吕叔湘的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可是眼看他的研究将获成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将他的资料毁了，使他对科研心灰意懒。
有一天，他去看望吕叔湘，说起这件事。吕叔湘用一件自己熟知的往事说服他。吕叔湘说，当他在南京东南大学上学时，著名生物学家秉志在那里教书。秉志用自己收集的大量生物标本武装生物系，在全国学界享有盛名。不巧那年生物系发生一场大火，秉志的标本被烧光了。眼看自己前半辈子的成果毁于一旦，秉志并没有消沉，相反却更加努力地工作。后来，他再次收集齐全生物标本，并在生物学研究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吕叔湘说：“人家秉志是这样做学问的。他意志多坚强！而你失去的仅是三年之中收集的资料，怎么能灰心呢？”
这位同志从吕老的话中受到鼓舞，近几年科研成果累累。他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已经出版，他的《古代白话文献简述》、《〈大唐三奘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等论文，也在语言学界引起重视。
为了鼓励我国青年语言研究工作者，吕叔湘捐出多年积蓄的六万元，设立青年语言学家奖金（顺便可以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曾多次重版，印数近一百万，按当时的版税办法，收取版税九万余元，他俩全数捐献支援抗美援朝）。奖金设立以来，每年评奖一次，至今已评了两次，有四名青年学者得奖。
一台录音机和一个新领域
1958年，一位年轻人刚进语言所便急于出成果，以施展大学里的抱负。当时，吕叔湘任副所长，分工领导现代汉语研究室，恰巧是他的“顶头上司”。
吕叔湘看到这位年轻人搞研究还没有上路，今天抓这个小题目做一下，明天又换个题目写一篇，很为他着急。一天中午，他特地把年轻人叫进办公室闲聊。吕叔湘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学问来不得急于求成！”年轻人脸红了。吕叔湘又接着说：“你勤于思考和动笔，这是好的，但千万不要企图用小本钱做大买卖啊！做学问一定要讲究个‘实’，要占有材料。”
吕叔湘要求他系统而深入地读别人的研究论文，写提要，写札记，做卡片，锻炼做研究工作的基本功。他依着吕叔湘的话，几年中间读了60多篇论文，都写了详细的提要。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年轻人在工厂碰到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几个工人围着他问：“老师，为什么有的人会说不会写，又有的人却会写不会说？你是研究语言学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年轻人想了半天，答不出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个，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
回家的路上，他考虑再三：这不是口语的研究对象吗？要有部录音机，把别人说的话录下来，再同他写的文章来对比，不就可以摸到规律了吗？啊，所里不是有一台小录音机吗？现在正躺在保险柜里睡大觉呢……他把自行车一转头，奔吕叔湘家去了。
吕叔湘听了他反映的情况后，很感兴趣地说：“语言有两方面：一是书面语，一是口语。眼下前者受重视，后者被忽略。你想做口语的调查研究，很有意义。可用录音机把人们说的各种风格的话录下来，包括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有准备的和没有准备的。录下来了再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再跟写的比较。”停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录音机嘛，你马上写个借条，我批准照借。”
这位年轻人拿到了录音机，走上了口语研究的道路。他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在工厂农村里录到一部分讲话，还搞到一部分书面对比材料。他兴高采烈地去找吕叔湘，把录音带放给吕先生听。
吕叔湘不满意这些录音，他说：“你录的都是政治口号嘛，这不叫口语。你应该录点日常生活的口语，才有意义呢。”
吕叔湘找到一份报纸说：“昨天报上还登了某家母女失散30年喜团圆的事。你要是找到失散的母女，录下她们的对话，再拿来跟报纸上的报道比较，那才有意思哩。”
吕叔湘的几句话，让年轻人开了窍。他下工厂，串街道，访亲友，找线索，跑了北京许多地方，辛辛苦苦地录下了50多篇口语材料。吕叔湘眼看年轻人的工作有了长进，又把他找去了，说：“你现在可以整理材料了。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写一本书。我已经帮你拟了个提纲，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1978年11月，这位年轻人写成了书稿，吕先生审读了以后，亲自写信，把书稿推荐给一家出版社。第二年，年轻人的第一本著作《说和写》问世，后来一版再版，发行了30多万册。这本书出版不久，吕叔湘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恳切地说：“你的第一本书出版，这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个大事。希望出这本书以后，千万不要骄傲，要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正像吕叔湘早就说过的那样，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口语研究是不太为人注目的。这位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很沉闷，因为他的课题难以列入科研选题。在研究室的一次选题会议上，吕叔湘说：“口语研究很有价值，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中小学师生的口语。是不是所里派一个同志到中小学蹲一两年？”吕叔湘话音刚落，这位年轻人就接上茬，说：“这个选题我有兴趣，我愿意到中小学蹲点，实验口语教学，提高中小学师生的口语水平。”
他连续在中小学蹲了两年，把口语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丰富了。在此期间，他写了30多篇论文，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后来，还写成了一本《小学口语教学》和一本长达28万字的专著《汉语口语》。十年之中，在吕叔湘的指导下，他从录音入手研究口语，走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应用的研究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共发表了140万字的著述。
我见到这位过去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是副研究员了。他说：“是吕先生带我闯进口语研究这个领域。他要我避免飘飘然，意思是叫我不要忘乎所以，仍要扎扎实实地开拓。他的话，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相知何必曾相识
吕叔湘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语法修辞讲话》起，就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其中有讨论语法问题的，不乏很有见解的，他都尽可能解答，并通过这种途径结识了一些文字之交。“文化大革命”后，吕叔湘主编《中国语文》，也常常在来稿中发现人才。对瑕瑜互见的稿子，他往往提出修改的详细意见。他发现和扶植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中青年人才。
我见到北京语言学院一位副教授，她非常感激吕叔湘对自己的指导和培养。她说：“我和吕先生素昧平生，可吕先生扶持我就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
这位女同志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六一届毕业生，在北京育才中学、红旗夜大教过语文。1974年才调到语言学院，专门教外国留学生学中文。
外国留学生不会正确运用可能补语（动词+得/不+补语），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在寻找可能补语应用的范围和规律，写了一篇关于可能补语的论文。开始她不敢投给权威杂志，而是交给一个普通学刊，没有被采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才把这篇论文投到《中国语文》，希望引起语言学界的重视。
当时，她是无名的。她既不把自己看做千里马，也不敢想象会碰到伯乐。一天，她收到《中国语文》编辑部的一封信，信里说：“你的论文我们准备发表。这篇稿子经吕先生看过，他在统计表方面提了点意见，希望参照修改。”她没料到吕老在百忙中会对她的稿子提意见，大为感动。后来她这篇论文，经过修改以后，终于刊登在《中国语文》杂志上。
1982年下半年，她写出第二篇论文《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及可重叠动词范围》之后，亲自登门送给吕老审阅。
过不了几天，吕叔湘又一次给她的论文写了修改提纲，还附上了一张短信，指出她的毛病，说：
我觉得你原先标的节次有点乱，给你调整了。又，例句的编号最好全篇一贯到底，便于前后称说。这要在文字段落调整以后才能着手。
你写文章的毛病主要有两点。一是眉目不够疏朗（组织工作薄弱），二是文字欠明净（有些地方字句啰唆）。希望你在调整段落之后，再从头到尾把文字修改一遍。
她没有辜负吕叔湘的希望。1983年《中国语文》刊登了她的第二篇论文；同年，她被语言学院评定为副教授。
像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河南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是吕叔湘帮助修改的；天津的一位副教授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帮着修改的；还有不少别的地方的中年语言学者的论文，都浇铸了他的心血……他审阅过的稿子应以数百万字计算。他不欺无名，扶持后学，真是相知何必曾相识。
有一次，外地一位中学教师给吕叔湘寄来一部《句子结构图解》的书稿，助手认真阅读以后，认为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作者一笔一画认真工作的精神又使她感动，她特意把书稿交给吕先生看看。
几天之后，吕叔湘把助手找来，说：这个教师的研究方向有问题，很可能是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位教师用很大的力气，花费很多时间画出这两大本图解，是不值得的。句子结构是由一些基本格式构成的，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画成图解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何必大量重复呢。现在这位同志选了许许多多复杂句子作图解，并且每个句子都分析三遍，花这么多时间，太可惜了。不能再让这些同志走弯路了。我已给作者写了一封回信，请你抄一份交给《中学语文教学》杂志发表，我希望更多的同志不要走这种弯路。
吕叔湘的文章发表了。他热心为后辈把正科研方向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