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产业的基础研究。传媒产业基础研究分两大类：一是普遍的传媒产业的研究；二是细分的传媒产业的普遍研究。普遍的传媒产业的研究有周鸿铎教授（2003）的《传媒经济导论》，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传媒经济的基本理论，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对传媒二重性质、两种功能，以及广播电视业是生产力上。童清艳博士（2007）的《传媒产业经济学导论》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我国传媒产业的特殊性。该书在考察当代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历程及对照海外传媒集团的发展基础上，探讨了中国传媒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发展的诸多趋势。“本书是带着传媒问题，走进产业经济学，不仅有助于拓展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对当代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谢金文博士（2007）的《中国传媒产业概论》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在其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了传媒业的特殊性。该书系统地介绍和探讨了我国传媒产业的基本理论、运作实践和发展问题，包括传媒产品、机构、集团、市场、消费、效益、数字化、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等。尽管《中国传媒产业概论》摆脱了一般经济和管理理论的影子，但其系统性和内在的逻辑性却大打折扣。传播学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会贯通是传媒产业研究的一大难点，王桂科博士（2006）的《媒介产业经济分析》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探索。该书从全球媒介产业发展的趋势出发，运用经济学原理对媒介产业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分析，针对当前媒介产业的运行状况和制度缺失，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安排。除了基本理论的研究，还有学者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全面地研究了西方媒介产业化的历史。支庭荣博士（2004）的《西方媒介产业化历史研究》主要关注了西方媒介产业形成和发展壮大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技术手段、市场制度、企业行为、公众期待和政府干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细分的传媒产业普遍研究主要按照广播电视、报业等具体的产业门类进行研究。在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有金碚博士（2002）的《报业经济学》和吴克宇博士（2004）的《电视媒介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的贡献正如著者自己所言“建立了一个报业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并不特别着力于对中国现实的报业经济发展状况作具体的分析”。金碚博士的专业领域是经济学，主要专长于产业经济学。基于著者的专业知识基础，本书力图以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对报纸产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吴克宇博士在传统媒介经济学把电视产品看作是公共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电视产品具有明确的准公共产品的性质。由此出发，著者抽象出了两种性质的媒介：商业性质的电视媒介和公共性质的电视媒介。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效率和市场失灵同时存在的客观规律，使得两种性质的电视媒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并存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对电视媒介经济性质的判断和划分是《电视媒介经济学》的创新之处。
国内对国外传媒产业的研究刚刚起步，有价值的文献不是很多，值得一提的是明安香主编的《全球传播格局》（2006）和《美国：超级传媒帝国》（2005），张金海、梅明丽（2007）编著的《世界十大传媒集团产业发展报告》，还有唐润华（2003）主编的《解密国际传媒集团》等。这些文献提供了最新的数据资料，深入剖析了美国及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传媒集团在新的技术框架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产业发展特点及其趋势。依据二手资料和文献研究对于了解国外传媒产业的现状和特点固然很重要，但由于不能深入到传媒企业的内部。近年来，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系列研究报告，主要采用观察和实地访谈的研究方法。如辜晓进（2004）《走进美国大报》，唐亚明（2004）《走进英国大报》，崔保国（2007）《走进日本大报》，钟海帆（2003）《走进美国广电传媒》，苏荣才（2005）《对话美国报业总裁》，曾国华（2004）《媒体的扩张：大众媒体的产业化、集约化和全球化》等。
关于传媒产业发展研究。自从中国传媒的产业属性被确认以来，产业发展成为业界探讨的热点课题。由于传媒产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中国的传媒产业与事业发展的关系便成为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发展势必影响媒介内容，结果导致失去舆论控制和社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传媒产业如果不强大，事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这两个观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考验着中国的传媒发展走向。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媒介经营发展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企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这三个观点从不同角度概括了传媒的变革。黄升民、丁俊杰教授（1997）在深刻分析了这三个观点的本质之后提出了“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的观点，他们认为，“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是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过程”，“所谓大众传播媒介产业化，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媒介向产业经营的媒介过渡的过程。产业化的根本动因是生存环境中的控制力量对于媒介的传统形态控制的弱化和存在于媒介内部的利益属性的显现”。媒介产业化的概念提出之后在业界掀起了激烈的争论，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被主管部门视为禁忌。但黄升民教授仍然大胆无畏地前行。《重提媒介产业化》指出，产业化与其说是一种提法，不如说是一种现实。《“媒介产业化”十年考》梳理了媒介产业化研究的十年历程后认为，经营动力、规模动力和技术动力是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动因所在，政治与资本的博弈、国际化、数字化和制度创新促进了媒介产业化的进程。关于媒介产业化的观点，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大陆媒介兼具公益性和产业经营性，产业经营只是局部性质，而“产业化”的“化”却有彻头彻尾之意。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媒介兼具产业与事业特征，片面强调产业特征，会淡化事业特征，导致其政治功能的缺损。
在全球化、数字化背景下，从战略的层面系统地研究传媒产业的发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胡正荣教授（2007）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世纪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提出，我国传媒的“一元体制，二元运作”运行模式应作为一种转型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应成为长期性运营模式的基础。大众传媒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构建和谐的舆论环境是大众传媒业的重要职责，因此，大众传媒业发展战略当实现公共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协调发展。针对基于条块分割行政区划式的产业格局，该研究认为要打破这种格局应在各行业和地域内部得以充分发展及其产业结构得以调整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自然整合和结构优化。
在各传媒产业的发展研究中，电视产业和报业的研究文献较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5）《制播体制改革与电视业发展问题研究》认为制播体制是制约电视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制播分离是改革的目标。陆地教授（1999）的《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我国电视产业“追赶型”发展战略：“内方外圆”、全面渗透、重点突破。巢立明（2004）的博士论文《中国广播电视产业核心竞争力研究》认为开发和确立自身核心竞争优势是广播电视产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而短时期内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广电体制的调整和创新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还有内容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董春（2006）的博士论文《中国广电产业发展及空间布局的经济学研究》对广电产业地区差异和产业空间集聚的研究和对广电产业综合竞争力评价的研究，对于我国乃至各地区产业的有序协调发展和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宋红梅博士（2007）的《中国区域媒体发展研究》梳理了地市广电的演进历史与生存现状，总结出它发展演变的动力、原因和变化趋势。著者指出，地市广电发展受制于“条”、“块”两条线索，两者相互制约保持平衡状态，才能促进地方广电的顺畅发展；如果行业矛盾处理不当导致双方力量对比失衡，有可能引起地方广电的非正常发展。在报业发展的研究中，范以锦（2006）的《南方报业战略》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力作。范以锦认为，创造和维护南方报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培育优质品牌媒体的创新能力和把优质品牌媒体推向市场并获得最大价值的持续创新能力。蔡翔博士（2008）的《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大学出版的具体发展战略，包括发展模式、资源战略和基本竞争战略等，这些观点对大学出版社的经营和发展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该著尽管立足出版产业中的一小块“大学出版”，但以管窥豹，对于中国出版产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传媒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研究。传媒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目前不是很多。自2004年以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年度传媒蓝皮书对当年传媒产业的现状进行了盘点和描述。这些最新的数据资料对于传媒产业结构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传媒主导产业的选择是传媒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传媒产业的发展，内容产业将成为传媒的主导产业。传统的内容产业走向现代的“内容产业”，更准确地讲，走向数字内容产业，是我国当前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赵子忠博士（2005）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专著《内容产业论》探讨了作为新媒体产业群的核心——内容产业是如何成型的问题。他认为，内容产业的核心就是内容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流通和大规模交换。只有有了足够的市场才能够形成产业结构。
传媒产业价值链是传媒产业关联的方式之一，打造传媒产业价值链是传媒产业结构优化的手段。喻国明、张小争（2005）在《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一书中认为当前中国传媒业正处在深刻转型的关键点上，这个转型表现为从规模竞争到结构竞争。著者指出，就现阶段而言，我国传媒业产业价值链的发展空间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跨媒体的产业价值链条的建构和跨行业的产业价值链的建构。同样地，李岚博士（2006）也把产业价值链理论应用到电视产业的分析中。她在《电视产业价值链：理论与个案》一书中指出，打造一条完善的电视产业价值链条，是电视传媒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实力以后的必然选择，完善的产业价值链已经成为国际传媒集团发展的内在动力。
打造传媒产业价值链，发挥传媒产业聚合质量与整体效应的最佳途径是集团化。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传媒领域兴起了一股集团化热潮，与这股热潮相伴而生的是关于媒介集团化的研究。黄升民、丁俊杰教授（2001）所著《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从国外媒介集团的个案出发，从战略角度梳理出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的核心思路，以及集团化战略操作的模式。卢恩光博士（2007）的《中国报业集团治理探析》指出，报业集团的治理问题是制约我国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出发，著者将报业集团作为一个“企事业联合体”的特殊企业集团，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报业集团，第一次全面研究了报业集团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问题。比卢恩光更进一步，常永新博士（2006）探讨了传媒集团公司的治理。她的《传媒集团公司治理》以现代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分析工具，对中国传媒集团治理结构及治理机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关于传媒产业政府规制研究。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传媒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重要行业，其自身的改革始终具有被动性”，尽管如此，中国大众传媒制度的变革还是在不停地探索中。钱蔚博士（2002）在《政治、市场与电视制度——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研究》中从正面论述了二十年来中国大众传媒制度发生的变化及其政治内涵。钱蔚在深刻地分析了电视制度变迁之后指出：“中国当代电视传媒从单纯的政治权力领域到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的转化既不能归因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政治上逐渐成熟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推动，也不能归因于政治领导人自上而下推动政治改革的努力，更谈不上是独立的市民社会力量伸张政治权力的结果。事实上，它主要是中国政府对我国电视传媒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
邓炘炘教授（2006）也研究了中国广播制度的改革，即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广播业为什么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他认为，中国广播体制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点，需要加力推进改革进程。现今普遍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运行方式具有历史性和过渡性。关于改革的框架选择，邓炘炘教授主张借鉴公共服务和商业经营并立的“双轨制”模式，在这个体制架构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制度设计是两步：一是开放商业广播，一是公共服务广播体制和机构的建立”。宏观框架制度的设计和构想对传媒产业的发展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