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党报的定位与优势转化的探讨。党报发展面临内外压力，认清自身优势所在，找准定位才能走出困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科学地确定党报的定位，怎样拓展党报的功能，怎样提高党报的核心竞争力，是学界和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汪孝杰认为党报的功能应该从党报的定位来考量，作为传播媒介的党报，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地位的党报，要进入市场的党报其功能是多重的。中国传媒大学2007届博士研究生王卫明的博士论文《论新时期中共党报的定位与功能》认为由于受限于历史背景和其他原因，一些人对党报定位和功能存在模糊认识，有时导致一些危害党的正面行为的短视行为。应该考虑到环境变化，与时俱进、及时顺变，对党报功能定位做出调整。
较有影响力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王武录教授的《关于党报的几个问题》一文，该文对党报发展中的前沿问题做了精练概括，从国际、国内、业内三个坐标界定了党报方位。该文对党报的业内坐标的表述是“报纸等媒介已经经历并将继续经历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三个主要阶段；党报与党和国家建设政治文明、发展文化产业同步”。此外，作者提出，党报有“理论读者”和“实际读者”之分。从理论上说，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小商贩、退休人员、基层干部、中层干部、高层干部、知识阶层，都应该读党报。
党报的实际读者是在上述10％的理论读者中。他们人数不多，但层次较高，是决定中国现实和未来的主流人群。换言之，党报的核心读者群是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党报影响的主要是各级党政干部，影响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他们的决策，同时通过各级党政干部来影响社会公众。党报在知识分子中也有着较为稳定的读者群。知识分子在社会公众中常常充当“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吸收了党报的某种观点和信息之后，常常通过其讲课或著作加以传播。这也是党报产生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
与党报重新定位同时热议的话题还有党报的优势何在。暨南大学李苗认为党报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威媒体，这正是党报在与其他报纸竞争中无可比拟的品质优势。此外，信息采集优先权和舆论控制主导权是党报在市场中的话语优势，丰富的办报经验和充足的精英人才库，是党报生产高质量报纸的基石。
中国人民大学蔡雯则认为，党报至少具有以下条件和优势：一是人才资源优势，二是信息资源优势，三是品牌资源优势，四是政策资源优势。研究者认为，党报应该与时俱进，把党报的优势及时转化成党报的核心竞争力。
第三，党报改革对策研究。党报改革的战略与策略研究是党报改革研究中数量最多的，研究者从观念转变、新闻报道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队伍建设、集团发展、区域联合等不同角度提出建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留待下文详述，其他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如何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党报舆论引导能力不仅被看做是党报的使命，而且被视为党报发展中的优势所在。人民日报社原社长王晨说，“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是党中央向新闻媒体提出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人民日报社一直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办报工作的中心环节和主攻目标。巴音郭楞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江海波则认为，推进党报改革要坚持党报性质不动摇，努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再如，党报如何加强核心竞争力也被学者热议。《党报核心竞争力：从权威性到三位一体》一文提出，中央级党报应以权威性为核心，以亲和力、贴近性为两翼，来结构核心竞争力。省级党报则要以亲和力为核心，以权威性、贴近性为两翼，来结构核心竞争力。地市级党报则应以贴近性为核心，以权威性、亲和力为两翼，来结构核心竞争力。此外，面对新媒介对报业的冲击，学者还提出党报要积极应对新媒体挑战，利用新媒体，在报网互动、形成合力上发挥作用。
2.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研究
关于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的研究是与新闻改革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时间跨度来看，新闻改革不同阶段的分水岭也成为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研究的转折点。复旦大学童兵教授把中国新闻改革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5年，新闻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和改革新闻业务；1985～1989年是第二阶段，在改变和更新新闻观念的前提下，探索新闻的多种功能和新时期新闻工作的新特点；1989年稍后至今为第三阶段，重点是批评和论证我国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滞后性，设计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发展状况的新的传媒体制。1989年以后，对传媒机制体制问题的研究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深受研究者关注。裘正义在《传媒市场取向与中国新闻改革中观思路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从传媒市场化这一基本趋势出发，提出以传媒管理为驱动轴的中国新闻改革中观思路构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兆丰《新闻改革：超8越边缘突破——中国传媒集团化的进程分析》一文认为传媒集团化是中国新闻媒介第一次相对清晰的目标模式的完整设计，这与此前新闻改革的边缘突破相比体现了上下结合的突变性质。这两篇文章体现了这一时期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研究的主体思路——市场化和集团化。
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要着力进行“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的提出不仅意味着资本运营开始引人注目，而且对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的层次和内涵给予了高度概括。传媒机制体制创新研究亦在这些层面开花结果。
宏观层面。中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很多学者都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一些重要研究的理论切入点是制度经济学，例如汪洪涛的《制度经济学——制度及制度变迁性质解释》紧紧抓住中国实际，利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分析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心理、现代化进程、政府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也被用来考察中国传媒机制体制。台湾学者较早开始这一类型研究。陈怀林认为，同经济制度改革一样，传媒制度改革也是主要受市场化——即将获取利润作为机构的主要运作目标——的推动。不过，中国传媒制度受到政治体制制约的程度大大高于经济制度，中国传媒制度创新是一种“束缚创新”（boundedin novation）。宏观管理制度、采编运作制度和经营分配制度等不同层面的制度改革所要付出的成本差异很大，各个制度层面改革的进程因而不同。另一位台湾学者张裕亮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剖析了中国大陆报业经营制度的改革路径。他认为大陆报业经营制度改革的启动，基本上是由一些报业创新集团所发动，在恢复广告、增张扩版、兼办市民报、组建报业集团与吸收业外资本等方面自下而上地扮演了催化者的角色。而报业创新集团采行的每项制度变革，事实上都获得了国家认同，从而取得重大的进展。
大陆一些学人在近年来也开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关注传媒体制改革。较有代表性的是周劲的《转型期中国传媒制度的经济学分析》，该文借助有关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将改革开放以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传媒制度变迁分为四个阶段：政府主导、以经营分配环节为突破口的“财政成本拉动型”的企业化阶段；由下而上、以新闻采编环节为突破口的“经济效益推动型”的市场化阶段；创新集团推动，以产业组织为突破口的“行政力量控制型”的产业化阶段；上下合谋、以培育市场主体为突破口的“政治与资本合作型”的资本化阶段。该文通过对四个阶段的分析总结出中国传媒制度改革的若干特征。暨南大学产经方向博士研究生游梦华则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考察了广东报业的发展，他认为广东报业发展的七个阶段显示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媒发展战略研究》一书第一部分主要探讨
了制度变迁与媒介公共政策的发展。
从制度经济学以外的视角透视中国传媒业体制改革的研究更为广泛，很多学者近年来对这一领域非常关注。较为系统的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11”工程二期的子项目“中外传媒体制创新”的成果——《中外传媒体制创新丛书》，共10本，其中四本分别考察中国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网络等传媒的现行体制及其改革，一本为中国传媒制度绩效研究，五本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韩国传媒体制分别做了考察。这套书不仅对中外大众传媒体制进行了深入分析，而且以对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背景下的传媒体制研究见长。此外较有影响力的是唐绪军的《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该书曾荣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学理性很强，深入阐释了现代报业产业化运作的基本特点，其中涉及报业经营方式、报业经营机制等内容，对报业的广告经营、发行经营、印务经营等方面的经营管理的操作方式与方法亦有介绍。
从研究现状来看，宏观层面研究的最大贡献不是为传媒制度及体制创新描绘蓝图提出构想，而是对摸索中前进的传媒体制创新做了学理解释分析，这种阐释使肇始于媒体内部的创新在从自发走向自为的过程中逐渐路径清晰。
中观与微观层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成为传媒业发展的指向和内在动力以后，研究者对传媒业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机制体制创新投入大量的精力。中观与微观层面的机制体制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媒组织内部，表现为两个方向：报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和报业集团的体制机制创新。屠忠俊《论报社经营管理发展趋势》一文论述了报社经营管理体制企业化问题。
作者认为：“报社既然走向‘企业化管理’的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的同化的趋势，当国有企业有步骤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转化后，报社‘企业化管理’的‘企业化’也只能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化。”报业集团体制机制创新是继报社企业化管理研究之后的研究热点。宋建武在《中国媒介经济的发展规律与趋势》一书中综合分析了中国报业内部管理制度改革十大趋势。
周鸿铎的《传媒集团运营机制》则对传媒集团的运营机制做了全面分析阐述，对规范化的传媒集团运营有重要借鉴意义。《传媒集团公司治理》一书构筑了一个多层次、立体化、动态性的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型，作者大胆提出了放松政府传媒管制的方案及传媒集团产权分类改革的战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传媒中、微观机制体制创新的研究非常全面细致，专业化很强。
研究者的触角延伸到了传媒运营的各个环节。例如，《资本运营与传媒财务管理创新》从资本经营的角度探讨了报业财务工作的创新问题，提出建立科学的经营目标责任制与考核体系，建立与完善内部的审计检查制度，建立科学高效的监管和预警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