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最好时期
应该说，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正迎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持续、健康、平稳的发展。“2006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38种，比2002年的2137种减少9.31％，总印数达424.52亿份，比2002年的367.83亿份增加15.41％，总印张1658.94亿印张，比2002年的1067.38亿印张有显著增加。”报刊品种数下降9％，而总印数、总印张却分别增加了15％和55.4％，说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增加。“2008年全国共出版报纸1943种，平均期印数21154.79万份，总印数442.92亿份，总印张1930.55亿印张。”与上年相比，种数、平均期印数、总印数继续增长。这些数据表明我国新闻出版业加大结构调整和机制体制创新的力度，推动了增长方式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管理部门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突破性地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此后文化体制改革提速。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做出重要部署和具体要求。2006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深化阶段。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配套政策也在积极研究制定之中。
社会各界对传媒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和呼唤推动了党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观念创新决定着传媒业的社会角色，传媒业发展理念创新，并不仅仅指传媒业如何开拓市场，如何搞好经营管理，更重要的是指传媒业要增进对发展的认识，把实现社会责任和获取经济效益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传媒业发展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舆论引导力是党报的核心竞争力，如何承担起庄严的社会责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继续领军报业是党报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和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来自国内外媒体的激烈竞争以及信息网络兴起引发的传播方式、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促进了以党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以机制体制创新为重点，加快改革发展步伐。党报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广播、电视、市场类报纸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竞合态势中，构成了党报新的生存和发展环境的一部分。媒体竞争及媒介融合给党报带来冲击，也带来巨大机遇。要在前所未遇的新生态环境下生存竞争并提高核心竞争力，要承担使命并履行责任，党报就必须在创新中增强引导力，在竞争中壮大党报实力。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绩，事业单位改革适时推进，这为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不是孤立的系统，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互相影响。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由出资人推动的新阶段。体制的变革激发了企业的活力。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国有经济总量进一步增加，经济效益、运行质量和竞争能力明显提高，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为党报集团的创新提供了借鉴。另一重要经验是社会各界开始反思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已经在地方试点，公益性事业单位改革回归公共服务本色的呼声高涨，这也给事业单位性质的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提供了参照。
种种有利因素汇聚起来，加之党报自身摆脱生存发展瓶颈、寻求发展的创新动力，给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带来契机。
二、结论及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本书着力于研究党报主报机制体制创新，这对于在复杂形势下前行的党报有重要意义。党报肩负重要使命，通过机制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党报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影响力，让党报占据舆论引导的主导地位，使党的声音成为社会强势的主导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本书得到的主要结论与启示有：
1.本书对1978年以来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历程作了纵向考察，提出党报30年机制体制创新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自身动力不足；党报机制体制创新战略目标模糊。上述两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党报改革逐渐进入攻坚时刻——利益各方共赢的帕累托改进式的增量改革已经走到一定阶段，不损害存量部分各方利益的创新已经不能解决深层次矛盾，党报需要突破性创新。
2.党报的任务和使命决定了党报机制体制具有特殊性，党报以非营利为特征的事业身份决定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应该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体制框架下的创新。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不仅要革除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的事业体制的弊端，而且应该注意到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党报现存问题已经是市场化不足与市场化过度并存的混合形态。本书最核心的结论是党报要坚持和重归公益性事业单位本质，完善非营利框架下的机制体制。
3.围绕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目标与定位，本书对党报中观管理体制、采编机制、经营机制提出原则性设想。中观管理体制方面，完善党报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创新宣传与经营两分开的实现模式。采编机制方面，提出以效果为导向的舆论导向管理机制、有限采编分离的编辑部组织结构设计、以读者为核心的内容质量监控机制、建立内容创新的长效管理机制等创新对策。
经营机制方面，立足于采编与经营两分开、党报发行广告规模、理顺党报与集团关系等三个前提，提出广告、发行应逐步建立规范的外包机制。
囿于时间、篇幅及时代背景，本书还有一些未尽之处，可留待日后继续研究。
首先，本书仅探讨了党报主报的机制体制创新，但实际上党报内部机制体制创新与党报外部宏观管理体制互联互通，如有余力，应继续探索党报宏观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情况、新趋势。
其次，党报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不是孤立静止的，其成败尚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的配套。有关尚不明朗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本书没有涉及。
再次，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的执行难题是在制度层面的创新有所突破，但是观念层面不能同步。制度本身不是万能的，好的制度也可能被“歪嘴和尚念错经”，新的机制体制如果与原有观念不能融合，就难以执行，甚至只是一纸空文。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也需要党报内部观念和文化的革新，限于研究对象和篇幅，本书未作深入探讨。
最后，媒介融合趋势下，党报机制体制如何创新。宽带的普及，箭在弦上的3G、IPTV、数字电视等新媒体概念层出不穷，新媒体显然正在改变传媒业格局。党报机制体制创新也将涉及这一问题。不过，此刻媒介融合的趋势还在继续，党报的数字化战略仍在探索期，一切还需要时间揭开谜底。随着党报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笔者将继续关注。
党报机制体制创新过程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未知因素还很多，这些未知因素提供了无限可能。正如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语：“我们正处于一个可以改变自己的时代。被改变目前仅仅是一种可能，新的时代特征仍在被发现、开掘和认可之中，谁也无法预测我们可以被改变的因素有多少，但我们正在积极推进这种改变。”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媒体，党报会走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