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中的电视新闻媒体依据政府部门的人事组织机制，记者和编辑等栏目人员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纳入职务给定的序列身份中。于是，形成一级一级对上层领导负责的组织结构。在这种架构中，多数主持人和记者只是作为新闻工种之一，和其他所有工种一样，被纳入电视台机构的日常行政管理体系。记者、主持人成为名记者、名主持人后，如果没有获得行政职务上的升迁，则无法获得更大的实际权利，从而面临“名”与“利”之间的不对等。行政职务的高低不仅关乎待遇，更涉及权力范围和说话的分量——通过干部级别的升迁实现身份价值的增量，这在等级严明的行政组织内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来自上层的诸多管制会使得记者或主持人在资源的调用上掣肘多多。
而职务的升迁往往意味着已然成名的记者或主持人有可能要离开原来打拼多年、炉火纯青的岗位，对于个人来说，可谓是掩藏起了“生命中的黄金”；对于电视新闻媒体来说，则是失去了多年积累的“人气品牌”。在这种层级组织架构中，记者、主持人以及其他工种的“老人”不断离开一线，或许是因为不满原来的工作环境跳槽换个东家，同时，新人不断闯进江湖，而新人必然带来新局面，这也是很多电视新闻栏目频繁换血和改版的原因之一。每一代新闻人中，堪称“灵魂人物”的人都是少之又少的，媒体用好了就有巨大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可以转化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财富。而事实是，在现有的媒介生态下，如果名记者和名主持人本人没有坚韧的职业理想，恐怕不会在一线坚持太久。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西方的主流电视新闻媒体——在美国、英国等西方电视新闻媒体中，常见的新闻栏目组织结构是名主持人（名记者）中心制，系列工种围绕主持人（和记者）展开工作，共同对新闻事实负责。例如美国新闻节目“三大金牌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的丹·拉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今天》的汤姆·布鲁考、美国广播公司（ABC）《今晚世界新闻》的彼得·詹宁斯，都是这样的灵魂人物，业内实践都在40年以上。多年的一线实践经历和专业操守把记者变成名记者，主持人变成名主持人。名主持人和名记者们有相当大的权限来选择新闻选题及其播出方式，只要不违背法律和职业准则，权力部门一般无权干涉其节目中具体的播报内容和工作流程。在这种以名主持人、名记者为核心的电视新闻组织模式中，名主持人、名记者所具备的职业品德、专业功底和人格魅力赋予节目以内在的生命力，节目则在一脉相承中保证了品质的长期维系和美誉积累，从而获得稳定的观众缘和收入源。
第二，工作人员来源复杂，难以符合产业管理规范。
由于其前“先入轨后完善”的改革策略，电视台用工来源和用工体制非常复杂，并存在着大量的关联交易。这造成在人事管理上只能凭借反馈与应急处理机制随时对改革的局部偏差进行微调，而很难有提纲挈领的举措从根本上加以改善。正如时任中央电视台人事办主任的杨晓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人事工作正处于从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期。我们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不能游离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的整体布局、事业单位体制的现状及广电行业的制度环境。”
新浪网新浪传媒频道曾就媒体从业人员工作生活状况组织了一次网上问卷调查。调查表明，在中国近百万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有43％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享受病假的只占10％，享受产假的只占7％。媒体更愿意雇用廉价、听话的新手，这些年青一代新闻媒体工作者生活在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没有年薪和固定月薪，大量记者的收入主要为稿费。
中国现有300多所新闻院校，这也为记者低龄化提供了人力资源基础，大量无偿的实习生源源不断地在媒体进进出出跑龙套。商业化媒体绝大多数实行临时聘用制，被聘用的记者大多来自各个单位，原先的身份或者是干部，或者是工人，或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对于他们的人事档案归属问题，目前很多媒体的做法是不闻不问，被聘用者就是被原单位除名也与该媒体无关。加上不与被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发生劳动纠纷，这些记者只能自咽苦水。新闻媒体自身就在侵害员工的基本权利，这样所谓的社会监督者和舆论引导者，恐怕很难确保新闻公正和维护社会公正。
在这样的媒体环境工作，记者的压力、不满和没有安全感自然影响到新闻报道的质量。缺少生活阅历和专业积累的新手和实习生记者，在思维的缜密、深刻，调查、采访、报道方式的熟练方面都是远不及老记者的，而从他们手中诞生的新闻，意义和价值常常也是大打折扣。
松散的人事关系使媒体逃避了对记者的责任，而同时，记者也不愿对媒体的公信力、美誉度负什么责任，甚至会利用职务之便尽量实现个人的短期利益。记者基本靠稿费维持生计，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记者但求节目播出，失去严格标准的新闻报道难免功利和虚假。
2007年8月，中央电视台在三周内裁减了1800多名临时工作人员，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员工总数的20％。人手的突然短缺导致电视台的日常工作陷入混乱。由于摄像师被清退，《新闻调查》栏目一贯的双机拍摄方式只好改成了单机拍摄。另一新闻节目的制片人由于栏目撰稿被台里解聘，只好亲自动手编写新闻稿件。为填充工作量减少带来的节目缺口，一些新闻内容重播的频率超过往常。据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主任讲，此次裁员的起因之一为新劳动法的推出，起因之二就是沸沸扬扬的“纸馅包子”假新闻事件。一名电视台的临时记者能有如此大的胆量和想象力来炮制影响巨大的假新闻，一方面源于他对职业道德规范的漠视——这种漠视关乎记者个体对媒体责任的否认，而这种否认也可视为媒体对记者个体身份否认的反作用；另一方面，是记者自身的功利诉求。在自己有限的职能范围内，为了及时得到并不长远的利益，宁愿冒险一搏。
第三，新闻生产受制于部门利益分割。
市场化的电视新闻媒介，代表公司和集团为利益而竞争。在媒体公司里，记者只占少数，更多的媒体人员是经理人员、广告人员、发行人员、销售人员，等等。这些在同一机构里朝夕共事的人群却有完全不同的职业诉求。记者代表着公众意见和社会正义，要以不偏不倚和无私无畏的态度对新闻事实进行采访报道，这是从事新闻工作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而媒体公司（集团）里的经理、广告、发行、销售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则代表着利润，是“资本”精神的化身。二者立场迥异，很难相安无事，那么，多少总要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妥协和附和。事实上，记者这一边相对要显得势单力薄。在商业运作的链条中，作为“新闻产品”的生产者，记者和编辑需要仰赖经营、销售、广告等部门给产品定价、升值和赚取回报，新闻栏目及其人员的基本生存保障也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协作和管理。这里就有人力间的内耗，也是新闻价值的内耗问题。
第四，一体化组织结构缺乏产业分工。
国内电视台的组织结构是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产物，即前店后厂式的、集生产流通于一体的低水平分工的一个组织结构。全国电视业也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生产要素的分工、交易市场，人力、劳动、资本、资源、节目产品等没有交易，没有流动。制度工程学告诉我们，先进的组织结构是日益摆脱自给自足、无分工或者只是在狭小的市场和组织内部分工，走向日益细化的、在更大和更高水平市场上的社会分工。
这种分工的变化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流通的深度与广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大大提升生产力水平。因此，我国整个电视业市场也就一直没有完成社会分工的历史使命，由此，也就缺少发达国家电视业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即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通过制作与播出这样的社会分工，迅速形成电视产业发展所需的庞大而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从而为更大范围，如全球，和更高层次，如数字时代的竞争创造和积累资金与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