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现实世界中的隔江交通，另一个是虚拟世界里的深入交流。《新中国》和《媒介革命》都为我们描绘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传播科技的场景。两个文本共有的乐观情绪似乎也昭示，人类互相沟通、不断深入理解他者的愿望似乎不受时间与文化的限制。
科技的未来还是人的解放
关于（传播）科技的道德面向的讨论从来没有止息过。很早就被提出的“科学到底是善是恶”到今天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主要存在过三种观点，概述之：（1）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相悖；（2）科技与道德同步发展；（3）科技相对于道德是中立的。然而，这种二分法的探讨并不能加深人们对于未来科技这个复杂议题的理解。本研究将再次“细读”这两个文本的相关话题，以期为科技的道德问题增加新的讨论空间。
将《新中国》与今日生活的现实，以及与《媒介革命》所描绘的未来世界比较，我们都能在科技的道德与价值面向上有所收获。
1.《新中国》描绘的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核心价值清晰的未来科技想象。
崭新时代的到来，依靠的是人性的革新——“天下事，本没什么一定，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假使当时的人，个个自私自利，一点子公益都不顾……则这会子不知弄到什么样了！”而科技昌盛的最大受益者，亦是人性的改善。书中的大学者苏汉民正是发明了“医心药”，使得“心邪的人，能够治之使归正；心死的人，能够治之使复活；心黑的人，能够治之使变赤……嫉妒心变成好胜心”。可见，在未来世界，人们不仅有革新人性的决心，甚至找到了解决方案。
除去对人性的革新抱有不尽的热忱外，《新中国》还描绘了一个更加道德的未来社会。在那个社会里，（1）男女平等：“女子也是个人，也有五官四肢，也有知觉运动，怎么不好做账房？”（2）官民同待：“现在官民平等，还说甚高咧低咧”；（3）高雅娱乐能为大众接近和欣赏：“今非昔比，新上海舞台，只卖两毛钱一人的入场券。不分什么头二三等，尽你去坐。”可见，在《新中国》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中，科技将社会变得更美好，科技针对社会弊病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对科技的功效抱持乐观的态度。对比今日的现实，我们虽然生活在书中写到的宣统四十三年的半个世纪之后，人性的恶仍然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这也从侧面说明，科技与人类社会的价值关系，并不如书中乌托邦式的设想般简单。
而转入《媒介革命》的时代，有关好与坏、善与恶的讨论则完全没有出现在其文本里。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解读为一个“没有善恶”或者“善恶不分”的时代，正如该文本的开篇第一句话所讲的那样，“人即是上帝”，那个时代，将是核心价值与信仰瓦解的时代。
2.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科技服务于人的解放。
（1）在《新中国》里，打开贝壳采撷珍珠的工人拥有了“透骨镜”，可以不破坏贝壳就知道里面有珠无珠——“透骨镜”成了他们的透视眼；人们可以像“飞仙”一样，在空中来去自由，两三人便可乘坐的飞行器起落方便，让人行动自由；还有一种“水行鞋”让人在水面上快速行进……这些都为人类添翼增脚。这些能不断增益人的行动能力的未来科技让我们自然想起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的著名宣言：“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陆士谔的想象力提前50年为麦克卢汉的理论做了最好的例证。
而反观《媒介革命》中的未来50年，人类是“身体退化”的未来人。飞机和水行鞋都再也派不上用场。因为，为了与人沟通，我们不得不坐在电脑旁边，加入那个虚拟世界，扮演我们的角色，买进卖出我们的经验、情感，甚至记忆。
继续分析《新中国》中的科技想象，我们还能发现，陆士谔的未来科技不仅延伸了我们的人体，同时也是更加个性化和没有效益考量的。文中这样形容载人飞行的小型飞行器：“飞车分有三等：大号、中号、小号。小号的……只好容一个人；中号，就好坐两个人；满了三个人，就要坐大号飞车。”而让人能在水面快速行进的水行鞋也基本上与普通的鞋子无异，穿上就走。比较起来，今天人们当然已经实现了飞翔的梦想——乘坐飞机，不过，作为产业的航空业必须依靠大量运输乘客才能平衡运输成本，而即便如此，飞机票仍然相当昂贵，并非人人可以消费。至于两三人便能起飞的飞行器，在今天则变成了普通人更加无法支付的私人飞机。水上客运产业的大型轮船和小型快艇，其运行成本与服务对象亦与航空业的情形相类。
可以这样总结，今天的科技是更加商业化，更少人性化的；更讲求效率，而不讲求个性的科技。从一个方面讲，陆士谔所描述的方便、快捷、便宜的“延伸人体”的未来媒介，并没有完美地实现。
（2）在交通科技的构想方面，《新中国》中的科技处处考虑到人的需求。比如修地铁是为了“一免得碰撞行人车辆，二免得让避人家，一竟可开快车”；而地铁又好过高架道路的原因则是“电车在铁桥上行，那铁桥是凌空的，行起来辘龙辘龙雷响似的，闹得两旁店铺及街上行走的人，头都晕了”；在多雨的城市建设“雨街”（建筑边缘修设的通光防雨的通道）；云翔在看剧场演出时，“电光影戏”（中国在该书出版五年前生产了第一部电影）等高科技迅速应用于公众娱乐生活之中。
而与此对照，《媒介革命》中的未来传播科技则明显地以大企业的博弈为特色，人类享受的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只不过是大企业不断壮大自己、吞并他人的分裂整合后的商品：
谷歌收购了微软，亚马逊买下了雅虎，并且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中央电视台（CCTV）一起，成为全世界的媒体内容领袖。
最有潜力发展成为未来虚拟世界霸主的“第二人生”则完全是一个以商业买卖为基础建设起来的虚拟社会。通读整个文本，“出售”、“吞并”、“买卖”等词汇充斥整篇《媒介革命》。可以说，《媒介革命》的想象，是商业化的想象，是大公司的想象。
结语
有关（传播）科技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建制的关系，传播科技的批判研究对这种关系的厘清作出了贡献。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包括多伦多学派的“科技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科技的批判，以及“媒介帝国主义”观念的提出。面对我们的分析对象，我们能够从中获得批评的视角和理论的依据。比如，《新中国》将未来社会中人性的改善、社会风气的好转寄托于科技进步的功效之上，以今日的社会现实观之，可见那只是“科技决定论”式的误会。
不过，通过对这两个“世纪文本”的细读，研究中也有很多不能被已有理论归纳的崭新发现。首先，人类对科技的幻想常常强烈地依附于既有的社会建制。比如《媒介革命》中描述的未来，清晰地体现出当下社会运转最主要的推动力，即商业逻辑成为“地球村”新的“丛林法则”。其次，特定的历史情境也成为对科技走向最重要的推力之一。《新中国》写就的时代，正是中国衰微、备受列强欺凌的时代。陆士谔据此写出中国人的科技世界领先，汉语成为世界的通用语，中间透露出改变国家被欺辱现状的热忱。最后，“世纪文本”也昭示了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可能含有的危机，亦即未来的科技发展也许因为太缺少价值与道德关怀，最终背离人类解放的美好理想。上述评论不只有归纳法层面的意义，辩证地、历史地、道德地观照科技问题，常常能为其发展斧正方向，指明未明。譬如，观察今日世界，《新中国》中所梦想的“医心药”也许仍然值得科学家继续努力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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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鑫：博士，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