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释必须最大限度地深入原生态环境。所谓原生态环境，指历史赖以活动的舞台和发展演变的背景。历史解释必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历史事实又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背景所制约。要想做到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历史研究者就必须深入到原生态环境之中对史实加以解释。由于特定的时代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具有很大影响，所以应当从时代所能够提供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着眼解释历史。如果离开历史的原生态环境，不弄清古人的言论是在什么情况下而言和针对什么而言，仅从字面理解就断章取义轻下断语，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背离历史解释的适度原则。
历史解释必须最大限度地参照原生态标准。所谓原生态标准，是历史发生时所处环境中的价值观念与评价标准。它不仅是历史面目形成的氛围，而且是人们理解历史的途径。后世学者对历史上某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会一代一代不断进行下去，然而不同时代的学术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截然对立，所以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同一事实会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在今天看来，如果就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研究领域而言，可以从现实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密切关注现实社会对历史学提出的问题；而就历史解释标准来说，还是应当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参照原生态标准解释历史。倘若一味强调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容易造成给古人装扮现代色彩，拔高历史，或根据现实需要苛求前人，贬抑历史的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后人解释历史不能在理论认识上超越前人，因为历史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会逐步深化，后人完全可以依据新发现的史料，站在更高的认识水平上对历史做出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解释。关键是在历史解释中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要尽量避免出现完全不顾原生态标准的非历史主义错误评价方法。
以上三位史学家对历史研究中“原生态”问题的论述对我们思考如何将声音生态的素材引入历史研究中，以及构建声音生态的史学方法是理论上的出发点。这些论述中对我们的启发包含在以下几个问题的思考里：历史研究的原生态观点、原生态史料、对原生态史料的理解和解释。
这三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研究的原生态观点或原生态方法是历史研究本来应该遵循的方法，但是由于原生态史料的缺乏，对原生态观点和方法的倡导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传统上我们赖以研究历史的史料大多是出土文物和文本资料，以文本资料为多，但是即使所谓原生态的文物和文本资料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或者经过日月的浸染，或者经过文字原创者的加工。历史所承载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互动事件和关系，而这些事件的发生和感知无非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知觉形式完成的。所以视觉、听觉等感知材料是真正可能具有原生态意义的史料，因为通过视听渠道有可能真正感知到原来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景和过程。传统上我们无法保留历史事件或某一个历史断面的视听资料，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这种可能性，因而有了新形式的原生态史料：影像资料和声音资料。如何发掘声音生态资料、如何建立新的生态史料的采集、整理体系，如何对这些原生态的史料进行理解和解释，这些课题都是在利用新的原生态史料前必须考虑的。
第二节声景生态资料的原生性
史料之所以成为史料在于它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同物化形态的史料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文字所记载的史料和出土文物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基本上是间接的、有选择性解释的，后者更多地是直接的、原始的、无修饰的。声景生态资料肯定是以物化的载体所传播的，如CD、磁带、固体存储器件等电声媒介，但声音本身作为史料不是物化形态存在的，是非物质的。这种非物质的史料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的特点有别于其它形态的史料。
声景生态资料作为史料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它的鲜活性和原生性所表现出来的。声音是在时间上展开的，不是如同文字和文物一样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当聆听一段声音时，人所体验到的是一个事件的动态的发展或展开，这种对历史的体验从声音的角度来说是鲜活的，技术手段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声景资料完全可以用来重现历史当时的声音场景。作为史料的声景资料大多都是原生性的，它不像文字史料一样一般会经过编撰，也不像许多文物一样可能经过刻意的雕琢。声景生态资料的声音应该都是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里，由历史事件的制造者或参与者直接产生的，因此它是原生性的。
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我们经常在录音资料里可以听到的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这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符号和划时代的声音，其历史价值是其它史料所难以替代的。从这段声音史料里我们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开国大典那一刻的历史气息，可以直接感受到毛泽东作为领袖和历史的缔造者在宣布历史的转折时的语气和心境。
声景生态资料作为史料可以表达和传承物化的史料所无法表达和传承的信息。历史研究直到最近一直是对文字和文物的研究，但是人类和自然界的历史并非文字和文物可以完全承载的，声音本身就是人类和自然活动的产物，是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是历史事件的载体，也可以是文化内容的表现形式。音乐是一种声音，是承载了时代信息和作者或演奏者情感的声音。但是我们对音乐史的研究，有录音资料以前一直是对文字和出土乐器的研究，音乐考古其实是文字考古，因为古代的声音我们无从知晓。这种对音乐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不完整，甚至是不真实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结论都是根据文字记载或描述所推测的，是一种猜测的历史。
目前在国内的一些博物馆和研究机构保存了一些出土的古代乐器，并根据这些乐器演绎出了古代的音乐作为有声的“文物”展示给听众。如河南博物院的华夏古乐，湖北博物馆的曾侯乙编钟，西安的唐宫乐舞等。这些所谓的古乐并不是真正的古乐，因为出土的乐器只有实物而没有声音，而中国的传统记谱法实际上一种很原始、很模糊的记谱法，不足以根据出土的支离破碎的乐谱演绎出当时的声音，更何况有些乐器几乎就没有流传下来的乐谱。这些向今人展出的“古乐”几乎都是现在的音乐考古工作者和音乐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所“创造”的古乐。如果从古至今一直有有声的资料流传下来，我们今天就不至于只好听“现代古乐”了。可见，文字和实物史料在音乐研究中是不能代替原生性的声音资料的。也是基于这个考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抢救有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保存用现在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保存的声音资料，向后人和未来真实地、原生态地传承历史。
俗话说“听其声如见其人”，这表明声音资料的鲜活性和生动性，这也是文字资料和文物所无法替代的效果。当历史事件用鲜活和生动的形式表现或重现出来，其历史和文化价值也就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在现有的科技水平条件下，难以完全重现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场景的全息视像场景，但是如果录制手段达到一定要求，在物理上我们是完全可以恢复和重现某一历史事件的声音场景的，从声景的角度重现历史，给历史研究提供一种可以鲜活地追溯历史发生场景的手段。因此，保持声景资料的原生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只有原生性的声景资料才具有史料的价值。
声音虽然是非物质的，但它却必须以物质为记录和存储载体。由于技术的发展本身是渐进的，早期的技术手段记录下来的声音不一定能完全不失真地把它保存下来。人们目前所听的录音资料，都是通过电声手段记录和重放的，都是电声。因此，如何在电声技术的背景下，保持和追求声景资料的原生性，是一个应该重视的课题。
人类对声音的感知在有电声技术以前一直是处于自然感知的状态，人类所听到的声音都是原始的人声、器声、和各种自然界的声音。而声音作为人类社会信息沟通与交流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了情感、文化、甚至社会价值观等信息，声音的传播和交流也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在长期的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某种社会发展形态相适应的“声音生态”，声音生态其实也是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除了语音通信、漫无目的的随意“休闲”和一些特殊场合外，更多的时候，人们“听”声音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感知声音所承载或传递的内涵，从史料角度来看就是声音资料中原生性的历史文化价值。
自有电声技术以来，自然的“声音生态”受到了改变甚至破坏。这种情况与“转基因”技术对植物遗传的改变、“克隆”技术对人类繁衍行为的破坏有类似之处。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噪声污染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直接造成影响，人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来控制噪声，追求自然的“宁静”。但是“声音生态”的破坏对人类社会生态逐渐造成的影响人们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或重视到。这其中，电声技术的滥用对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破坏可能是最严重的问题。
1949年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声音已经成了一种历史的符号和划时代的声音。可是我们今天通过录音带所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当时毛泽东的原始的声音，而是当时的电声技术记录在录音媒介上，并被岁月时间所侵蚀后的声音，作为史料，这种低劣音质的录音资料的原生性已经大打折扣了。我们所听到的是低劣的电声，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声。可是许多从事音像制作的人员还要刻意去保留和模仿这种低劣的音质，以表现历史“痕迹”，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我们的责任是还原历史本来的声音，而不是用声音来表现电声技术的历史。
电声技术（包括录音技术、扩声技术等）的发明和进步确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方便，也使得利用声景资料来记录和研究历史成为可能，甚至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种益处主要是在声音广播和通讯方面，包括无线电广播、有线广播、公共广播、应急广播、电话通讯等领域。除此之外，在其它方面（特别是文化、艺术、教育等）电声技术的使用并不一定带来好的效果。
滥用电声技术的案例中，许多是与音乐欣赏有关的。中国传统音乐（包括戏曲音乐）与西方音乐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音乐注重的是娱乐性和技巧性，而中国传统音乐重在情味、意境、和人文精神的传递，所以中国音乐多标题音乐。民乐中的人文精神是通过乐声的音色和声音的许多细节成分所表达，并被听众所理解和感知的。感知声音最直接和准确的方法是听众直接面对乐器，聆听乐器的原声。当通过电声去感知音乐时，声场和声音的细节已经发生变化，对乐声中信息的理解可能会被曲解。一段恬静舒缓的曲笛通过刺耳的高音喇叭回放时，更多的是使听者烦躁，而难以使听者领会到音乐中蕴含的“神韵”。这时的录音资料并不具有原生性。
民乐的“神韵”在形式上多表现为空间感上的“静、空、疏、简、淡、远”和时间运展上的“曲折游移，迂回婉转”。空间感上的这种“静、空、疏、简、淡、远”在脱离原声场和乐器原声的条件下是难以表达准确的。就古琴和古筝的韵味来说，此类乐器共同的特点是余音，这是由乐器的发声形式所带来的特征。对此类乐器，“余音”是“韵”的基础和前提。“韵”虽然不是“余音”，但它却实实在在是从余音中产生的。“余音”是音的一种自然状态，而“韵”是一种特殊的非自然状态。对古琴和古筝这样的传统弹拨乐器来说，通常人们认为远听音乐比近听更美、更有韵味，其原因就在于较远的距离和空间会使音虚化、弱化，使音乐获得飘逸的效果。如果采用扩声系统重放，余音就会变为一种非自然的声音，加之音量与远近感的控制难以一致，古琴、古筝的韵味感就难以被准确地感知。
听声音的目的不是为了“听”声音，而是为了感知声音的内涵或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所以我们应该听到的是尽可能真实的声音。如果不能保证声音资料的原生性，不真实的声音会影响声音的感知，那么“此处无声胜有声”，通过“无声”的声音去感知声音的内涵要胜于通过“扭曲”的声音去感知声音的内涵。
除了广播、通信和某些特殊场合的非自然“虚拟音响”外，在其它场合对电声技术的使用应该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电声技术的水平实际上还没有达到可以完全重现原声的地步，这种重现是多方面的，并不只是指我们目前所认识到的音色和音质。人对声音感知的规律，我们目前还不完全认识，特别是对声音所传承的内涵的感知与声音外在表现形式的关系，基本上还没有去认真地研究探讨过。我们必须借助电声技术来记录和重现声景资料，但是要明白对电声技术的要求是什么，不要为记录而电声，不能为重放而电声。当赋予电声技术某种参与“生态声学”的使命和传承文化、历史、价值观的任务时，对电声技术进步的追求就是永无止尽的了。
电声只不过是记录和感知声音的手段而已，不是目的。我们应该明白不恰当地使用电声不只是无助于对声音的感知，而且会造成“声音生态”上的灾难，破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扭曲历史。当我们通过“听”扬声器的声音来“感知”声音时，应该始终思考“那些声音细节是原生性的？”当以声景资料作为史料时，研究者应该懂得电声与原生态声音的区别。
如何评价一个电声系统，有许多主观评价量，但似乎总是不能全面反映电声系统的特性。不能简单地用“好听”这样的模糊术语来概括电声系统的总体水平。从保持声音资料的原生性特性的角度来看，最好的电声系统应该是“听不到电声”的电声系统，这个目标对电声技术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