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也关注资源分配问题，尤其是社会中非同一般的传播资源的分配。他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传播在美国帝国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中心位置，讨论政治、商业、军事权力对社会传播资源的控制和对社会民主的影响。他解构有关传媒技术的迷思，说明特定的传媒技术是如何被军事和商业利益建构的，并关注美国和世界各地民众争取社会和传播民主化的实践。赫伯特·席勒早期的研究关注大众传媒制度和组织结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通过研究美国广播的发展史，揭示了经济结构如何建构传播结构，以及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统治精英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传播政策的。他揭示，在二战后，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急于在西欧重建资本主义，让后殖民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并极力遏制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传播在实现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目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赫伯特·席勒关注当代社会意识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产业化和跨国公司的控制，认为这种发展导致了文化机构成为维护大公司利益的公共关系代理和意识形态盟友，并造成社会文化权利的不平等和美国深刻的社会危机(H.Schiller，1973；1986；1989；1996)。
赫伯特·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深刻。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他不断揭示出美国传媒产品和价值观对发展中国家的输出，造成全世界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标准化以及公司文化的支配地位的真实面貌。几十年来，美国凭借其市场优势，有意识地将它的传播政策强加给世界，这些原则和规则包括：（1）信息的自由流通；（2）信息机构的“客观性”和“中立性”；（3）拒绝旨在使跨国传播集团承担社会责任的国际协议。赫伯特·席勒关注美国对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的阻挠，以及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电影、电视节目、音乐、新闻、娱乐、主题公园和购物中心的模仿等现实，他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扭曲发展模式。在那里，少数特权阶层能够享受西方的消费方式，而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却得不到满足。
赫伯特·席勒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导致了公司控制的加深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减少。批评者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地减少了对西方传媒内容的依赖，以及观众对美国电视剧的不同解读等为证据，以此质疑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1991年一篇题为《还没到后帝国主义的时代》的著名回应文章中，赫伯特·席勒对他的批评者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批评。他注意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美国影响的下降，声称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已演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文化统治。但他强调，美国主流媒体没有停止对其他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轰炸，以宣扬资本主义的胜利。巴西等国电视节目出口的成功并没有改变这些国家国内外的支配性社会关系，以及这些节目同样服务于跨国公司广告商并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这一事实。而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建立在个体受众体验上的“活跃受众论”也无法衡量跨国传媒体系“总体文化包裹”的综合影响。他质问道：“怎么能从当代这个开放的媒体文化环境中取出一个电视节目、一本书或一个团体来寻找效果？”(H.Schiller，1991：306)。从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对赫伯特·席勒的批判与他的反批判反映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与经验主义实证研究，某些以后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片面强调文本多义性和受众主体性的文化研究，以及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传播的商品化自然化和固化的“文化产业”研究等之间不可调和的一面。相对于经验主义研究，正如赫伯特·席勒的研究者麦克斯韦尔(Maxwell，2003)所言，赫伯特·席勒有一套严谨的论证方法和论据，他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诠释性的实证。
在英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中，加汉姆是一个中心人物，而戈尔丁和默多克对确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也颇具影响力。加汉姆关注服务和技术领域内生产结构和象征性内容的消费。他的兴趣在于对“新”、“旧”媒体的研究，以及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结构、权力等级及合法性做出解释。他试图通过修正传统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从而将媒体和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以此反驳传播政治经济学所受到的经济化约主义（economic reductionism）和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批评。他认为，文化产品是社会和唯物主义现象，表达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具体的历史时刻，因此是可变的。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通过重新思考文化与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加汉姆（1986：7—32）既试图解决文化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自主性的问题，又保留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汲取。他对媒体生产所做的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与斯迈思对媒体消费的研究遥相呼应。
默多克和戈尔丁关注英国和欧洲大陆自撒切尔时代以来对传播业实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他们认为欧洲国家的文化领域对商业和消费价值观的投怀送抱导致了与公共利益的疏远（Sussman，1999：86—87）。甚至在保留下来的部分公共传媒业里，也持续进行着公司化经营，逐渐采用私有部门的组织理念，弱化了“公共”的含义。通常，人们认为新兴的信息经济具有进步的社会议程，但是与此相反，英国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在传播享有权上的不平等也在加剧，类似美国的情况正在英国发生。默多克就是在那场著名的“盲点辩论”中与斯迈思对阵的欧洲传播批判学派的代表。这场辩论可谓是一场同室操戈，默多克难以接受斯迈思“受众商品”学说，部分因为欧洲媒体的体制结构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当时，北美的媒体大多由广告商资助，商业化程度很高，但欧洲的媒体产业中公共广播电视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默多克代表的欧洲同行难以认同对北美现实进行批判的斯迈思的主张。在他们看来，把受众而不是文本定位于传媒资本的产品似乎是“矫枉过正”。然而，自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区分日益模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国式的传媒商业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猛发展，那场“盲点”争论也随着“受众商品”概念的被广泛接受而完成了其建设性的学术使命。在对文化、传播和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时，默多克和戈尔丁（2000：77—90）主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应围绕三大核心任务开展研究：（1）关注文化产品的生产，意义的生产就是在行使权力；（2）分析文本，以显示媒体产品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s）与其生产和消费的物质现实之间的相关性；（3）评估文化消费，以显示物质与文化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在北美和英国之外的西方世界，与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齐名的一位法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是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马特拉的学术生涯集中反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实践性。马特拉最先的研究与1970年代初智利民众不满本国对美国的依附关系，以及智利民选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紧密相连。倘若说赫伯特·席勒从美国内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制度机制进行分析批判，斯迈思立足于美国的北方邻国加拿大，马特拉与道夫曼(Ariel Dorfman)的政治经济学名著《如何解读唐老鸭》(How to Read Donald Duck)则站在美国的“后院”拉美对美国通俗文化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解读(Dorfman and Mattelart，1974)。马特拉在1970和1980年代之交与人合编的《传播与阶级斗争》一书(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Mattelart and Siegelaub，1979—1983，上下册)，系统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传播问题的经典文献，影响了一整代批判学者。在此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如Mattelart，1979；1984；1994；2000)，马特拉对跨国媒体与第三世界，美国文化工业在国际市场中形成主导地位的机制，美国在国际传播文化政策中的主导地位，传播技术与社会，国际传播、战争、进步与主流发展模式，市场逻辑和文化多样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特拉的著作既与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等人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相辅相成，又有接近第三世界社会变革的经验，还有欧洲大陆理论传统和法国谋求独立于美国的传播文化政策实践的学术折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传播政治经济学。
另外，芬兰学者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和荷兰学者海姆林克(Cees Hamelink)也都是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学者，他们为争取更为民主和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前沿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研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并在整个传播学领域独树一帜，其发展对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演变意义深远。在二战结束后，传播学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迅猛发展。在1970和1980年代，学术界其他领域关于认识论、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的理论辩论也在传播学的核心范围内展开，因此，传播学领域非常活跃。然而到了1990代，正当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传播政策快速演变，各种社会运动的传播实践十分活跃之时，这些辩论的动力却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下日渐式微，传播学的研究也随之琐碎化。麦克切斯尼(2000)认为，美国传播研究因年轻、与业界关系过于密切、脱离社会等原因在美国的学术生活中始终处于二流地位。这表现在它所能提供的学术成果大都支离破碎，稍微一出狭窄的传播学圈子就很少有人感兴趣，更不用说学术圈外的人了。
因此，其他社会科学家站在学术奥林匹克的峰巅，寻思着世界的命运，而传播学者仅仅在提供高级驾校式的技能教育。麦克切斯尼进一步认为，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不能回答传播学的所有问题，但它对这一学科扩大其学术影响力至关重要，应该是每个传播学者的学科基础知识构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