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在说些什么
中国的大众报纸迎合了高度分层的读者群。读者当中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即专业人员与管理精英，也有城市中产消费者，他们获邀沉浸在消费的快感之中，并将自己与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接轨。1992年后，越来越多的报摊出版物服务于这个读者群，这是中国大众报纸的一个重要发展。消费主义是都市街头报摊重要的大众经验。“我们现在已经接触到了西方生活方式，我们也要享受它”(Eckholm，1998)，《精品购物指南》这位热心读者向《纽约时报》的表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强有力的冲动。虽然高跟鞋与牛仔裤一度作为反叛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文化象征而流行，但在中国从短缺型经济迅速转化为过剩型经济，以及政府倡导的消费主义的背景下，读者关于天价名牌钱包的体验讲述的不再是当年高跟鞋牛仔裤如何挑战禁欲主义文化的个性解放叙事，而是有关地位与特权的故事。它包含了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正如Richard Ohmann(1996：348—349)所述，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比起狭义上的意识形态是更重要更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量。
倘若消费和生活类报纸帮助建构城市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并提供了一个公共论坛让富裕消费者讲述他们的消费经历并欢庆他们的地位与特权的话，被认为是低品位的“街头小报”的主题与社会导向则更加复杂。在小报故事中没有单一的、系统的、有意的、连贯的声音，这里存在着音量大小不一的各种声音与层层叠叠的不同意义。它们含糊不清而又互相矛盾，从不同方面应和、折射和调节着官方话语与大众的实际意识，并携带着不同的政治意义。
在某种层面上，可以认为小报故事在理解现实社会时相当意识形态化。按照汤姆普森（Thompson，1990)有关意识形态的定义，这种意识形态化是指它们包含的意义服务于建立和维持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个别非法致富者作为个体尽管受到谴责，但这些先富阶层作为经济上获得优越地位的社会群体，不仅受到称赞，其生活方式也受人追捧。不仅仅“阶级”这个词是禁忌，富人作为一种经济与社会类别也以高度民族主义化的字眼得以编码：社会主义中国现在正颂扬着那些登上《财富》杂志排行榜的“自己的”财富英雄和民族资本家。
小报叙事中也有反对经济特权与摆阔的平民主义成分，甚至也提到非法暴富者对他人的剥夺。但是几乎没有对社会中不平等现象的恶化与阶层分化加剧等现实做出批判性反省。社会分析的话语回到马克思之前的时代。一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谚语将人类简化为追求财富的生物，并解释着整个经济系统的动因。一则寓意不言自明的“鲶鱼效应”民间故事宣布了市场竞争制度的优点。下岗是上天的意志，而下岗过程本身是国际潮流与走向繁荣的手段。虽然亲民的政府、各种社会机构、杰出的个人都在竭尽全力提供帮助，但对那些已然失去固有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的人们而言，唯一的救赎之路是他们的生存意志，那些克服了他们自己心理障碍的人才能名利双收。在这个转型社会秩序里，通过钻政策空子和结交政治后台来追求财富是实用的“政治经济学”。民工在小报中得到了一些同情的处理，可是在更多的情形下，小报传达的是他们对城市社会的威胁性，以及将他们想象成潜在的街头暴徒成员。上海下岗工人如何从劳动市场上把民工赶走这一正面陈述，以及民工们重返乡村的期望，都展示了分明的社会等级秩序和城乡差异。
农民和流动农民工最主要的新闻角色是罪犯——规训和惩罚的对象。下岗工人和流动民工的故事没有批判性地反省他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目前的社会外部条件，而是从个体层面描述他们对自身社会存在的不当超越。过去的下岗女工讲述她们变成商业老板的成功经验，农民工梦想当他/她回到土生土长的村庄成为老板，变成公关经理的农村女孩也把当老板作为最终职业目标，可见，商业企业家是毫无争议的文化英雄。通过市场实现个人与社会发展的观念，赶上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信知识的工具理性的启蒙思想，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都深深根植于许多小报故事中。
从定义上说，小报长于个人化，弱于分析性。也许我们不期望小报能够指出，通往财富和将国有企业经理变成百万富翁的“金光大道”，也是让工人们纷纷下岗和一部分人走上犯罪的同一条道路。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位下岗工人的自杀没有在标题中得以突出与渲染；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公平的观念需要借用党和国家利益的措辞来表达。对下岗工人的报道，对两种农民集体行动的区别对待，以及对东欧妇女卖淫故事的描写方式，都暗示了街头小报在很多方面或多或少折射出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的霸权话语成分。它们比通常的假设有更强的官方特征。虽然在某些方面它们可以破坏党的宣传规则，但在其他方面它们更经常地延伸了党报话语并强化了主导意识形态。官方颇感困扰的并不一定是具有颠覆性的。比如，小报的“文化品位”不高，在渲染性与暴力问题上经常出格，但它们在有关社会的核心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上却一般采取保守的态度。再如，权威部门不喜欢犯罪故事因为它们暴露社会阴暗面，也可能会诱导犯罪行为。但它们可能会有另一功能：让充满紧张与冲突的社会对它的病态症状进行一种宣泄。此外，这些故事既有法制案件故事的导向，又有道德的谴责与规范说教，可以被视为支持现状的话语表达。因为规范看上去并不是一个阶级强加于另一阶级之上，而是把自己表现为能同样应用于一切事务的常识(Fiske，1992)，从道德上解释下层阶级的犯罪故事有助于掩饰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
而且，正因为小报新闻的作者和编辑都受到商业动机驱使并精明地意识到自身脆弱的制度基础，他们往往集中于安全和方便的题材，比如容易从警方得到的下层阶级的犯罪故事。由此，犯罪故事和它们支持现状的取向，既是小报市场结构使然也反映了小报作者和编辑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向。也很有可能作者援引官方话语并不是为了更有说服力，而是作为一种防守性的修辞策略来包装叙事方式，使其吸引读者而成为主要卖点。
最后，虽然街头小报的边缘状态给予它们更多机会刊登犯罪与具有人情味的报道，这种相对自由也让有着精英统治和市场威权主义倾向的小报作者和编辑来倾泻他们自身对下层阶级的恐惧和偏见，或是更自由地表达市场改革受益者的观点。与官方大报相反，小报作者和编辑可以更公开地宣称工人阶级要为他们自己的困境负责，更自由地欢呼下岗的好处，因此小报包括了将市场经济“法则”普遍化和自然化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的声音。尽管街头小报卖给较低阶层的读者，但它们出版于文化企业家之手，不管关系如何松散，它们与党和商业报刊的联系仍然紧密。尽管少数作者可能出身草根阶层或与草根阶层保持联系，但他们中很多人也不太可能与下层民众紧密相连，或抱持改善他们命运的稳定而明晰的政治立场。从他们的故事判断，街头小报没有充分反映下层社会群体的视角，更枉论那些利益受损群体的沮丧、抗争和政治觉悟了。鉴于此，街头小报在政治控制和市场约束的双重压力之下无法成为政治意识的批判性论坛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在其他方面(虽然程度要轻得多)，一些小报确实反映了大众的关注，包含了大众意识的碎片。虽然赞美富人及有关下岗工人和农民工超越自己的社会地位而爬上社会台阶的故事符合官方话语，它们也可能表达了这些群体中很多人的真诚愿望。富人故事的另一面，即金钱不能带来幸福的鲜明主题，也可能在大众意识中产生共鸣，而读者能潜在地带走这些故事“跑”向不同的方向。这可以被视为对一种顺从的表达，对那些社会底层的人们满足于自身现状的号召。同时，这些关于经济地位优越者自我毁灭的故事给读者提供了偷窥的快感，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平民主义的大众道德批判，即对普遍盛行的金钱崇拜道德体系，以及对1990年代“市场社会”急剧形成中出现的社会公平缺失和道德失范提出批评。虽然“致富”的乌托邦(作为含蓄广泛的叙事框架)和它的反面乌托邦(在个人的层面上)在小报故事中得以表达的程度不同，但很可能它们都有大众的基础。
同样的矛盾也适用于性别维度。小报以高度性别化的方式理解社会分层，同时反映了性别歧视和性别平等这两个主题。此外，这些自我矛盾的主题与大众情绪、官方宣传口径和新自由主义视角之间有着不同的联系。有人可以责怪小报关于致富女人的标题有性别歧视意味，但像“女大款”和“富婆”这样的字眼的确是流行词汇。同样，围绕着潘若兰的美貌和贞洁(因此当这些被毁掉时更为悲惨)所展开的戏剧化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视角。虽然郑惠芳的故事仿佛暗示了男权制是她生活困境之源，年轻流动女性为了经济利益勾引(城市)男人的故事仍可以让城市男女都产生共鸣。这样的叙事对男性读者是一种自我合理化，而对城市妇女而言，能方便地将来自农村的女性当做自己丈夫真实或可能的背叛行为的替罪羊。一方面，小报话语总是妖魔化女性流动人群中的性工作者并谴责她们的道德破产，却不是指出男权制社会和城乡差别是性交易“欣欣向荣”的潜在原因。另一方面，对农村流动人口应得到城市户口的呼吁通常基于流动女性“攀上”城市男人所产生的问题(流动男性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娶到城市女性，因此问题不从他们那里产生)。然而，城市下岗女工需要依靠个人意志来重新建立自我这种观念所蕴含的性别潜台词则有着另一种曲折之意。这里，官方关于女性需要自强自立的性别平等话语，与市场自由主义将个人(应该是性别中立的)看做自主的经济行动者这种话语缠绕在了一起。
对道德的强调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如前所述，犯罪故事不但拥有商业动机，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权威主义相吻合，但是小报呼吁道德也有它自己的文化逻辑。正如Ci Jiwei(1994：115)所述，计划经济时代的过分之举是使道德隶属于政治，甚至简化为政治。“政治工程是一切；它的崩溃自然使所有一切，包括道德和它一起崩溃”。而在改革年代，道德又成了市场的牺牲品。这样的背景下，道德说教故事和有关恢复道德的呼吁在社会上有着强大的大众吸引力，它超越了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故事，是对目前社会失范和道德瘫痪的大众反应。
小报既不是挑战主流的“替代性媒体”，也不是麻醉大众的“新鸦片”。小报是不同社会意识碎片的不均匀混合体，而这些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版图中特有的。作为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文化产品，它们的市场权威主义倾向维护了支配性的社会秩序，同时，它们也不能不在某些方面折射出人们真正的欲望与需要，还有他们在这个历史生命过程中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