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那些关于民主化的元叙事，包括在这一问题上的激进主义叙事，是否往往避开或忽视了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正如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及其社会阶层有不同影响一样，全球化对不同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也有所不同。这些人群对媒体民主化的期待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就全球化对于男/女及白人/非白人的不同影响这些问题而言，学者的关注远远不够。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种族和性别平等必将成为传播技术、机构及社会关系“有意义的民主化”的必要部分。在这方面，由下至上的民主化和建立于正式政治机构和主流媒体以外的大众传播网络和社会运动节点，包括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媒体对公民权发展的意义尤其重大。
从商业化到集团化：中国报业在1980—1990年代的转型中国报业从1980到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急速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看起来令人困惑，充满了在世界新闻史上相当独特的甚至会被认为反常的制度、结构与实践。大多数党政机关报已经从党和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并旨在成为以赢利为目标的商业经营实体。生机勃勃的大众报纸和耸人听闻的街头小报在都市报摊上相当繁荣。在某些地区，报纸之间的市场竞争已经非常激烈。负面新闻也经常以舆论监督的名义见诸报端。但党对新闻业的政治领导也在加强，新旧管理体制的维护与建设一直在进行。似是而非的学术论文标题，比如《没有独立性的商业化》(Chan，1993)、《没有保障的专业化》(Yu，1994)、《不出钱，还点唱》(Chan，1995)，都显示出中国报业转型的“含糊不清与自相矛盾”(Lee，1994)。总之，在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快速的社会转型等背景下，有关中国传媒的理论与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
关于中国报业转型性质的学术讨论众说纷纭，甚至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结论。许多学者采取了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框架来分析这个过程(Chu，1994；Huang，1994；Hao，Huang and Zhang，1998；Huang and Chen，1997；Huang，Hao and Zhang，1997；Liu，1998；Lull，1991；Pei，1994；Wehrfritz，1998；Zhang，1993)。这些文献承认最初是国家引入市场机制，却认为市场和国家最终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对方”(Chen and Gong，1997：162)。还有一种直截了当的论述：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国家控制，或“随着党对媒体的行政和意识形态控制逐渐减弱，一个不为政府控制的公共空间正在兴起”(Hao，Huang and Zhang，1998：37，35)。然而，另一些学者注意到，不仅政治主导的模式依然存在，同时商业化逻辑对中国媒体的新型控制也已确立(Chen and Chan，1998；Chu，1997；Schell，1995，1999)。其他学者要么质疑将国家和市场作为对立面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潘忠党，1997；Pan，1997；Zhao，1998)，要么得出与这种两分法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市场压力被认为加强了媒体作为党耳目喉舌的功能(Gordon，1997)，丰富和强化了党的宣传，并导致了更为广泛和有包容性的官方文化，因而，市场提供了一条“救赎和延长”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途径(Barmé，1999：23)。
基于1998年和1999年的文献研究与田野工作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消解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而是强调中国报业转型的多面性，以及党和国家在报业商业化中所扮演的日益活跃和主动的角色。此外，本章认为，这种转型导致了具体的社会和传播关系的重构，而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模糊了这些关系。首先，本章审视自1978年以来党和国家逐步推行报业商业化的过程，并回顾中国报业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期的结构性转变。接下来，本章描述“大众化”报业成长过程中市场与党和国家的动态关系，并讨论报业与国家意识形态、新兴城市中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本章第二部分分析自1996年以来报业结构调整的两项重要改革措施，以及党和国家的意志在报业市场中的明显体现，由此揭示出报业商业化由上至下的过程及其政治与社会含义。这两项措施包括1996年至1998年市场整合与理性化运动，以及报业集团化与经过精心部署、有倾向性的市场自由化。这两者旨在同时加强政治宣传力量和促进报业资本运作。最后，本章讨论了中国报业转型对于理解中国媒体与权力关系的意义。
■商业化与中国报业结构变化：1978—1996
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也将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正如Robison和Goodman(1996：4)所述，在东亚，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后殖民主义或是后革命政治经济体制中，政府都扮演了市场经济接生婆的角色：“使韩国家族企业(Chaebols)、日本财阀(Zaibastu)和类似机构欣欣向荣的不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给予的自由，而是直接操纵式(dirigiste)的政权”。
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奠定了牢固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府起到了市场经济革命孵化器的作用(Robison and Goodman，1996：15；Meisner，1996：337—338)。其他学者则注意到了新兴社会结构的法团主义性质，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商业利益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庇护与合谋型关系(Chan，1993；Pearson，1997；Solinger，1992；Wank，1999)。
报业商业化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壮大推动了报业兴盛；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通过减少直接财政补贴与提供包括税收优惠、多劳多得和经营自主等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将报业推向市场。这个过程始于党报体系的最高层：1978年《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全国性报纸引入了新的财会制度。虽然报纸仍然被定义为事业部门，但它实际上采取了商业运作的模式。1987年报纸出版和广播电视被列为信息商品产业，这标志着对于报业商品属性定义上的飞跃(黄升民，丁俊杰，1997；相关理论讨论见陈力丹，2004)。1990年代初报业的商业化进程开始加速。为了响应邓小平1992年春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号召，国家新闻出版署于1992年下半年出台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政策：它要求所有报纸(除了一些像《人民日报》这样党中央的机关报外)在1994年之前经济上必须独立。这样，虽然一部分报纸在1980年代已经开始了市场化运营，最终还是国家主动“规定”所有报纸都要进入市场，这与自由主义所设想的由下至上的商业革命情景截然相反。1992年末，中国政府决定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而报业被视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1997年，国家重新定义了报业发展的宣传性目标：即由追求“社会效益”的单一目标转变成保证社会效益优先，同时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这一双重目标(The State Council，1997；Chen and Lee，1998)。
所以，中国报业市场化的基本特色是“党和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报纸出版行政审批和许可制度保证了党对报业根本结构的领导权。不允许商业企业来办报纸；除了各级党委办报外，其他报纸都限定在特别的目标群体(妇女、青年、工人等)或是某一专业领域(商业、体育、文化、卫生等)中；改革前的报纸没有广告，完全靠政府补贴，报纸种类少(1978年有186种)，版数少(通常只有4版)，公费订阅，邮局垄断发行。1990年代中期以前发生了如下几个结构性变化：
1.总体报业结构中党报的相对衰落
1978年以前，中国报业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党报，针对目标读者群的报纸(比如中华全国总工会出版的《工人日报》)和政府机关报(比如卫生部办的《中国健康报》)。若以报纸种类和总体发行量为标准进行衡量，党报占据绝对优势。1990年代中期，党报在这两方面的主导地位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和非党组织所办报纸的冲击(Huang and Chen，1997；Chen and Lee，1998)，这源于党报的性质与政府报业的扩张等因素。毕竟，一级党委原则上只能办一张机关报，而众多政府部门、群众组织、职业协会和其他县级以上机构都有资格主办报纸。
2.市场导向报纸的上升势头和针对主要社会群体的对象报纸的衰落
商业、大众口味、消费和生活类报纸激增，市场份额也随之大幅提高。与此相反，针对主要社会群体(工人、妇女、农民、青年)的对象报纸，在经历了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其发行量和在全国发行量中的比例都急剧下降(发行量从1986年的1270万份下降至1996年的790万份；同期，比例从25.5％下降到14％。见Chen and Lee，1998：581)。这部分报纸的衰落比党报更为引人注目。从1985至1994年期间，财经类报纸从100种增加至237种。同一时期，工人类报纸从23家下降至18家，农民类报纸从55家下降至17家，妇女类报纸从5家下降至4家，而青年类报纸从39家下降至35家(《中国新闻年鉴》，1986，1995)。1992至1994年间的报业繁荣可以每一天半都有一张新报纸诞生的事实作为依据，但农民报纸种类从30种下降至17种(《中国新闻年鉴》，1992：373，1995：40；Wang，1993)。同样，当财经类和综合类报纸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扩版热”，曾经从4版扩至8版的《工人日报》在1997年前缩版两次(龚仁，孙惠群，1997)。这一切都是市场压力和国家政策双重影响的结果，因为对象报纸没有将读者定位于消费者，因此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来补偿飞涨的印刷费用(这主要是由其他类别报纸的扩张所引起)和逐年上升的邮政发行费用(1985年起，都市报纸开始在邮政发行体系之外建立自己独立的发行网络。这激活了面对都市消费者的报纸市场，同时也使邮局对全国性报纸和地区报纸的交叉补贴更加困难。那些仍然依赖邮政发行体系的报纸中，党报由于有政府优惠政策可使用订阅费的25％用于发行，而其他报纸用于发行的费用占订阅费的比例更大，有的甚至达到35％至40％（《中国新闻年鉴》，1995：54)。对于这些报纸而言，发行量上升意味着更大的经济损失，结果它们只好提高订阅价格减少发行量来保持收支平衡。正如《中国妇女报》一位资深编辑所说，这造成了恶性循环。这张报纸尽量坚持女性主义的视角，拒绝迎合消费主义，并为它的目标读者中的弱势群体说话(它未能延伸到白领和职业人群)，但到1990年代末，《中国妇女报》的发行量几乎下滑了一半，而1995年政府将它完全“推”向市场之后更是承受着相当大的经济压力(笔者访谈，1999年8月18日)。同时，政府对报纸刊号总数的严格控制和党报日益明显的商业倾向都促使党报停办它们亏损的农村版，而将报纸刊号转让给新出版的都市类和财经类子报(Zhao，1998)。这样，因为针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报纸其读者定位不是广告商感兴趣的消费者，市场化就意味着它们的衰落。
3.报业的机关报化、分散化和碎片化
在禁止独立报纸出版，以及限制业外资本对报业直接投资而形成规模经营的制度安排下，报业的机关报化、分散化、碎片化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1996年，2202家日报和周报中，669家是党和政府的机关报。它们中139家是中央和省级报纸，仅占全国总量的6.5％(万一知，1998：313—314)。很多专业类与行业类报纸都有半官方的性质，在结构上也存在等级秩序。它们发行量小并严重依赖强制的公费订阅和主办方给予的直接财政补贴，因而成为其主办单位的宣传渠道和政府机构从下属单位收取订阅费的工具。在完成宣传任务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报纸成为行政单位通过行政权力和影响从事带有牟利色彩的经济活动的手段(有关这一行为的更宏观讨论和定义，见Meisner，1996：301)。与此同时，政府禁止对报业进行直接商业投资的规定也抑制了其总体发展。虽然报纸种类从1978至1996年增长了12倍(从186种到2202种)，总体发行量仅增长了2.15倍。这样，1996年报纸的平均发行量只有1978年的18.5％(孙旭培，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