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电信危机和产业重组的困境：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破产——一位美国学者的分析和警示虽然2003年的新年钟声早已响过，全球电信市场从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中复苏的信号并不明朗。在美国，电信股票继续在谷底徘徊。大大小小的电信公司或宣告破产，或艰难度日。回想2002年，Worldcom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破产案纪录，它的假账丑闻震惊世界。到2002年10月，美国最大的电信制造商朗讯已连续10个季度亏损，而且数额巨大。与无数投资者的生计密切相关的养老金就在电信股市的泡沫中蒸发殆尽。仅到2002年8月，美国电信业就已有50多万人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超过了1996年美国《电信法》通过后电信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的总和。在欧洲，7家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的负债总和已在数额上超过了比利时的国内生产总值。2002年11月，曾被国内一些电信改革专家奉为改革楷模的德意志电信宣布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司亏损。虽然中国电信业一枝独秀，有关中国电信各公司向朗讯、北电等公司的巨额订货合同的消息偶尔也会使这些公司的股票稍微往上升，但毕竟杯水车薪，中国电信业已无法挽救水深火热之中的欧美电信巨擘们。
网络泡沫后，人们不得不承认，电信业这一信息时代的支柱产业、“新经济”的宠儿，终究也逃脱不了资本主义的痼疾：生产过剩和毁灭性竞争所带来的危机。这一如日中天的朝阳产业如何在一夜之间落败得如此凄惨，像Worldcom这样不光彩？这一被2002年12月14日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之为近期历史上“最大的资源错置”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这场以市场竞争为主导、资本为纽带、技术融合为核心的产业重组会陷入困境，前景如此黯淡？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信息传播学教授、《数字资本主义》一书的作者丹·席勒对此在《异见》(Dissent)杂志2003年冬季号一篇题为《电信危机》的文章中做了精辟的分析。
作为美国最资深的电信政策研究专家之一，席勒在1998年为华盛顿一个经济政策智囊机构就Worldcom与MCI的兼并案而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曾预言，这一兼并不但会损害公共利益，而且会因兼并后公司经济根基的不稳定而酿成大错。在当时业界和主流媒体为美国信息业这一规模空前的“世纪兼并”集体喝彩的声浪之中，席勒的反对之声显示了他惊人的冷静和独立判断的胆识与勇气。作为席勒当时在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传播系的同事，笔者不但被这份报告所折服，而且被他在报告中所表现出的学者的高度社会责任感深深打动。2002年夏，席勒在科罗拉多森林里度假期间，正值Worldcom做假账暴光之时。读着驱车十几公里从山外的小镇买回来的《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对此案的长篇报导，席勒十分感慨。他对笔者说，没想到与MCI兼并后的Worldcom垮得这么快，问题这么严重，而且问题不仅仅限于Worldcom，而是整个电信业的惨败。他当时正忙于美国电信史的研究，但对现实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暂时放下历史。
席勒独树一帜的分析来自于他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宏观把握，以及对美国电信政策历史的深刻而细致的研究。他不迷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神话，而是注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与各利益集团在电信和信息业的博弈及其社会影响。他并未就事论事地从市场的短期行为出发，而是从美国电信历史和宏观政策演变的深度来考察这场危机的根源。他指出，这场危机是几十年来美国电信宏观政策和电信业调整社会目标的必然结果。席勒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场深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后，作为新政的一部分，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被授权在1934和1935年间对美国电信业的社会目标做了全面研究，由此出台一系列政策，将全民普遍服务定为电信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严格限制竞争，让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垄断利润通过内部交叉补贴的方式来履行全民普遍服务的社会责任。在这一管制体制下，美国电信业稳定发展，家庭电话基本月租费被压得很低。在1960年到1973年间，社会消费总价格指数增长了44.4％，而其中家庭基本电话服务的部分只增长了14.6％。正因为这一政策，到了1970年代初，美国家庭电话普及率就已达到了90％以上。
这一管制体制在1960年代中后期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开始松动，此后逐步被以竞争为导向、以资本为主宰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制所代替。到了1970年代后期，竞争政策的倡导者和得益者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第一，打破由商业用户来补贴普通家庭用户的价格体制；第二，把电信与计算机网的融合置于传统的公共事业管制体制之外。自此，在新政理念指导下，偏重公共利益以及资本、劳工和国家之间相互妥协的管制体制宣告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1965年到2000年间美国电信业和整个传媒信息业从产业结构到社会目标的彻底转型，并由此影响到全球电信业的基本政策导向。军事和经济部门对电信业的巨额投资带来了以电信革命为基础的产业革命。这场革命不仅影响到制造、服务、零售、教育等部门，而且创造了一系列与网络相关的新产业，并彻底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到2002年，平均每天打出的营销电话就达1.4亿个之多，营销额达6000亿美元之高。然而，正如席勒所指出，竞争政策的利益倾向也十分明显。大公司和社会中上阶层因长话价格下降、技术升级、服务项目增多和电信股票飞涨而得益，而普通本地电话用户则失去既得利益，如基本月租费升高，各种接驳费、服务费和维修费被转嫁到他们头上，服务质量大幅度下降等。无数竞争者的出现增加了整个行业的管理和销售成本。以前很少靠广告促销的电信业开始投入大量的广告费用。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中，许多人是在没有工会保护的低工资、低福利的“电子血汗工厂”工作。与此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还利用美国的巨大市场和在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影响力把美国国内的政策成功地推向了全世界，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球电信“改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