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化的影响
不管今后的政策走向如何，欧美广播电视界这场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化给欧美广播电视业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加上1990年代迅速发展的数字化和宽频传输技术，电视已经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频道时代。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电视频道已不足为奇，新的大众化商业电视频道以及各种各样的窄播频道的出现，使多样化等原则得到了一定的实现。多元化原则也随着少数民族自办的各种电台、电视台，尤其是有线台的出现和外国节目的引入而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体现。一些主张参与媒体制作的媒体民主化运动活跃分子也以有限的资源开办了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频道，在主流之外抨击时弊。由市场化带来的媒体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交流，使闭关自守成为不可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市场化之路能否通向“公共利益”这一目标，只有从市场化中直接获利的少数人士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公众，甚至新闻界本身对广播电视市场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关于市场化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市场化削弱了欧美广播电视相对于政府和商业利益的独立性。如新自由派所希望的那般，公共广播电视的力量在许多国家被削弱并面临危机。竞争对手的增多，以及对广告和市场依赖性的增强，使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的商业化倾向愈发明显，而节目的商业化和观众因频道增多而减少的趋势，又使各国政府更不愿或更难以增加财政投入或提高收视费，危机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令公共广播电视机构的境地变得左右为难，只能在节目中倾向于谨慎行事：政治上，虽然许多国家的政客宣称法规改革的目的在于减少国家干预，但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执政者通过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和管理机构高层人员的任命等途径，使公共广播电视服务于自己的党派利益。在英国，1980年代前BBC董事会成员有明显的非党派性的特色，但1980年代以来，一批执政党支持者被安排到了BBC董事会。此后，BBC出现了一系列明显屈服于政府压力和接受BBC高层管理人员干预的新闻报道，有的记者因此离开了BBC(Franklin，199：191—192)。
由于裁员而引起的固定职员减少、临时性合同工增加也使上层的政治倾向性更容易在节目中表达出来，临时性雇员由于缺乏工作保障而对上层的政治倾向性更敏感。在法国，由于社会党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公共广播电视从政府手中“解放”出来，改革后的法国广播电视确实在相对独立性方面有所加强。但社会党最终还是把新的私营电视频道和公共的有线电视网的掌管权在大选前交给了同情自己的商界、政界手中(Humphreys，1996：181)。意大利更是极端。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传媒大王，竟然可以利用手中的传媒谋一己私利，当选国家总理，从而使意大利私营电视出现极度政治化的倾向。在美国，PBS一方面因国会削减经费而减少了政治批评节目，一方面由于对广告赞助商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减少了对商业集团的监督性内容。倘若以前人们因PBS大量接受石油商的赞助而冠之以“石油广播公司”别名时，还有点轻松揶揄之意的话，现在评论界和学术界关于PBS受商业利益影响的话题就不再是轻松的了。在它播出的节目中关于正面宣传政客和大商业集团的节目内容越来越多，一些获奖的纪录片由于对政治现状，尤其是对商界的批评而无法播出(Hoynes，1994；Ledbetter，1997)。
美国商业性电视中，随着广告竞争的日益激烈，广告商对节目越来越有发言权。对儿童节目广告时限的取消导致了玩具商制作的专门推销儿童玩具的全广告卡通片的出现，半小时的节目再加上普通广告，其“含金量”不可谓不高(Engelhardt，1986；Kline，1993)。在有线电视方面，由于窄播使广告商能更确切地利用特定节目来吸引特定受众群，使得某些频道出现了专门为广告商制作的信息或娱乐节目，有的还干脆播出广告商自己制作的节目。与此同时，随着广播电视机构越来越重视利润，新闻部门被视为与其他部门一样的谋利部门，新闻从业人员行业自律、自我管理的空间严重缩水，他们如同一般职员受到机构内管理层的统一管理，被指派报道各种能为公司带来利润的新闻。也就是说，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原来新闻记者引以为荣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即新闻从业人员在新闻机构内部相对于经营部门的独立性——被削弱，管理人员的干预之手越伸越长，比如新闻部门的负责人往往不再是职业记者编辑出身的内行，而是有办娱乐节目经验或有经营头脑的外行(Hallin，1996)。
在决定报道什么样的新闻时，传统的“新闻鼻”、“职业判断”等行业标准被观众调查以及经营部门的统筹安排所代替。这种新闻被称为“MBA新闻”(Underwood，1993)。其结果是新闻从业人员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大幅度下降。在美国，CBS新闻主持人丹·拉瑟曾就“专业主义”的衰落和经营人员要求他们播放更多的“死尸、凶杀和吓人的故事”有过措词激烈的批评(Hallin，1996：243)。在NBC，则出现了公司要求新闻报道与娱乐节目相配合的现象。例如，倘若晚上黄金时间播放某电影明星的电视剧，接下去的新闻节目就被要求采访有关本地区名人生活的新闻或采访电视剧中的演员。虽然商业化使媒体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于政府，为政治的相对独立性奠定了经济基础，但在欧美这样的媒体相对的政治独立性已有了基本保障的国家，广播电视业的进一步商业化实际上实现了新自由主义者力图削弱广播电视对政治现状和商业集团的批评性报道，以及削弱新闻从业人员独立性和自主权的政治目标。
第二，虽然市场化的倡导者相信市场，相信竞争，但人为地制造竞争却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且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竞争都能带来高质量的节目。新的频道需要巨额投资，为了收回投资，获取利润，新的频道一般只考虑经济效益，忽略节目质量和社会效益。在欧美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增长，新频道的出现意味着广告收入这块蛋糕被越分越小，而资金的分散和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谁也无法投入大本钱来购买或制作高质量的新闻与节目。播放频道的增多还意味着对节目源的竞争愈发激烈，这导致节目价格急剧上升。即便广告收入有所增加，也往往抵消不了节目成本的增高。为了获取少数几个最热门的大众化节目和体育活动的转播权，电视网不得不付出高额费用，并因此大伤元气，以至于没有更多财力购买或生产多样化的节目。1997年美国NBC为了保住连续剧ER，ABC和ESPN为了购买橄榄球赛的转播权，都冒着亏本的风险花费血本、一掷千金。上述这些都意味着节目质量的普遍下降。一般认为，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竞争都有利于提高节目质量，克服垄断性的公共广播电视节目索然乏味、脱离观众的弊端的办法，就是引入像BBC／ITV那样有限的非广告收入的竞争机制。而广告的竞争与商业化的压力必然使电台、电视台以经济效益为唯一标准，以最小的投入播放广告收入相对较高的廉价进口节目和游戏、谈话节目。1980年代前的ITV之所以能播放高质量的节目，不仅源自对广播电视的严格管理，重点还在于对广告的垄断所带来的经济保障。美国的三大电视网1980年代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提供相对高质量节目的必要(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管理)与可能性(三家寡头垄断的相对稳定的高额利润)。
各国的实践证明，人为地引入竞争机制并不一定带来公平竞争的局面。一些学者认为，英国1991年第三频道16个地方组成台的拍卖过程无法称得上是公平或理想的市场竞争模式。1990年的广播法规定在特殊情况下执照可以卖给出价低、质量标准高的投标者，但实际上有一半的执照被出价低的投标者获得，这使一些投标者认为自己被欺骗，并诉诸法律手段，要从ITC那里讨回公道。在剩下的8个执照中，有3个执照没有竞争者，其中一个电视台营业额高达3.14亿英镑，其原执照持有者仅以2万英镑就保住了执照，基本上等于白拿。另外一些投标者因为没有考虑到因竞争者增多与经济萧条而导致广告收入下降等因素，而以过高价格竞标成功，以致不得不面对经济困难的窘境，不能履行对政府做出的提供高质量节目的承诺（Franklin，1997：179—181)。另外，1992年英国政府为新开的第五频道招标时，只有一家投标者，根本没有竞争可言，到了1995年总算有了4家投标者。新的第五频道虽然在1997年3月底开播，但节目毫无特色，观众数量在开播后的一个星期内从54万户降到10万户。拥有者皮尔逊(Pearson)公司花了2200多万英镑的执照费、巨额的广告费和开办费，并计划每年花1亿多英镑的节目制作费，但第一年的广告收入当时预计只能达到3000万英镑。
在法国，社会党开设的商营频道La Clinq因无法应对与私有化后财力雄厚的法国一台TF1的竞争，1992年亏损了40亿法郎之后，宣告破产。剩下的两个公共频道，观众大量流失，广告收入锐减，日渐无人问津。在意大利，竞争使节目价格暴涨，公共和私营电视都元气大伤。1992年底，贝卢斯科尼的广播电视公司负债高达14亿英镑，公共电视台RAI的财政赤字也达1.15亿英镑。为了在商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各频道往往以廉价的进口节目来填补时间。越是商业化，节目越无法多样化，美国节目进口越多，越集中在黄金时间播出，这是欧洲电视研究者得出的结论(Humphreys，1996)。意大利的公共台和私营台都大量播放美国节目。法国历来重视本国文化，而且是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国。但由于电视业的高度市场化，法国成了欧洲最大的美国电视节目进口国。比如，1988年，在全欧洲7亿美元的美国节目进口额中，法国就占了2.28亿(Humphreys，1996：248)。尽管法国政治家与文化人高喊“焚烧好莱坞”，但美国电视节目在法国泛滥的原因却应该从法国电视业的高度商业化与市场化等层面得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