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中，句式里的两个主语，“Lenawee居民”和“尊敬的牧师Kristen Leslie”都是充满敬意的描述，他们属于社区和小镇语汇的一部分，而巧妙回避了像“反战抗议者”和“和平活动者”这样具有政治色彩的字眼。对“此行”（trip）一词和段落中动词的使用也遵循此法。
社区中的权威人士，一位教会牧师代表“组织此行”的组委会说话，而她自己在组委会里的角色却交代得含糊不清。社论传递的是以同一舆论为导向的讯息，也让那些不支持反战运动的人心安理得。社论的下一段进一步表达了其对取得社群一致意见和安抚挺战观点的诉求：“她[牧师]所谈及的重要观点是，我们想让人们知道我们不是抗议在海湾的士兵们，我们抗议的是把他们带到海湾的（力量）。”
■和平运动自己的声音
由于美国报纸有时确实把战争作为合法争议来报道，它们为和平运动以各种形式传播自己的声音提供了一定的途径。新闻报道给予和平运动以间接的机会来表达其观点，而意见/社论版则通过特邀专栏和来信提供了直接机会。尽管存在公认的局限性，美国主流新闻业保持着平衡与客观性的传统，报纸也有维持其公共论坛形象的合法性需要。因此，给不同声音一定的表达机会势在必行。这样，报纸里往往将反战抗议和讨论与“反示威”和挺战讨论相提并论。小地方报纸热衷于发表本地新闻和低成本的内容，并对缩小社群分歧颇为关注，有时为当地和平运动群体提供比都市日报更多表达与发声的机会。
1.区分异议：各种声音的等级秩序
究竟什么样的异见在新闻和意见/社论版得到表达？实际上，和平运动也没有以单一声音发言。以前的研究表明，反战运动内部会分化成多样化甚至互相矛盾的派系，它们被媒体区别对待。例如，一旦反对越战立场在1968年得到大众支持，报界便开始区别“温和的”和“激进的”派别，并优先对待前者（Gitlin，1980）。对加拿大报纸就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和温哥华一年一度“为和平而行走”活动的报道进行个案分析发现，报纸强化并确实有助于建构抗议运动内部接近权与合法性的等级秩序（Hackett，1991：199—268）。某些发言人、行动和论点优先于其他，因此，被称为“恐怖主义”的政治暴力和反西方政府的宣言处于话语等级的最下层，这也不足为奇。激进的社会经济批判将军事主义解释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性产物，而这种利益与父权统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强制性的社会力量相联系，它位列等级的倒数第二。
普世主义的道德论述更受尊重，它确信人类应该团结，反对“我们”与“他们”对立的二分法，同时强调伦理原则的普遍有效性。高高在上的是功利主义成本收益的分析，它接受政府的战争目标，但批评其手段和最终目的不相称。很多对越战的“温和”反对也属此类：接受美国的善意出发点，但因为其高昂的花费反对战争——当然，在这一话语中，这种战争代价往往是就美国本身而言，而不涉及战争的另一方。
类似地，异议的等级化在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报纸中体现得也很明显。在我们搜集的70篇新闻报道样本中，各种反战声音，包括学生的声音都被引用。引用宗教领袖声音的频繁次数与尊重普世主义/道德批判（比如和平主义）观点的程度成正比。另一些反战声音虽然有时也被提到，但很少被引用，这包括了身在国外的抗议者，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反战工会，同性恋和艾滋病活动者，少数民族和环保主义者。伊拉克的民主反对力量既反对萨达姆又反对战争，但美国媒体和政治话语却对其视而不见（Chomsky，1992：54—6）。我们猜测，对这些边缘化或政治化声音采取的排斥做法可能会导致有关战争的更激进而系统的批判远离我们的视线。
上面所提到的排斥和一个明显的基本假设相一致：即20世纪80年代最主要的白色人种、中产阶级的反核团体是“真正”的和平运动，而大多数其他群体是外围力量和机会主义者。一篇新闻报道正是根据这样的标准区分“真正的和平活动者”和“从同性恋和环保主义者到反堕胎活动分子这些其他事业的成员”。
不过，在和平运动内部，也有被报纸提及但没有被给予为自己说话的机会的群体。一些新闻报道引用集会的发言人和组织者的话，而相对排斥普通参与者。另一些报道采取与它们聚焦制度化定义的“新闻口”和突出机构发言人相反的策略，让普通人说话。这从很多方面来说都值得赞扬，但他们的出现可能取代了那些最善于表达而知识丰富的战争反对派，也就是那些最能有效挑战布什政府有关海湾冲突的定义的人。例如，只有3％关于抗议的新闻报道引用了专家的话，而仅仅4％引用了像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样的反战政治家的观点。
总体上，在提到过战争反对派的新闻报道样本中，八分之七引用了他们的话语。但是，倘若我们看一看被引用的实际内容，我们就会明显看到，持有异议者将大量时间仅仅用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合法性，宣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的正常性及其说话的权利上。最经常地，记者们报道（39％的新闻报道）抗议者反对战争政策但“支持”海湾的“（美国）军队”，或“支持军队”因而希望他们不要流血，早点回家。显而易见，这一主题颇能与有关越战的右翼立场产生共鸣；它防卫性地辩解澄清了以下观点：在“国内前线”抗议，不是为了削弱战场上军队的士气并羞辱国内老兵。
其他抗议者的言论同样也可以被看做有关自己合法性的防卫性声明，比如断言自己的爱国主义（16％），谴责其他抗议者可能的暴力行为或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7％），提及抗议的权利和自由（4％），许诺将保持和平行动（3％），甚至有两篇（3％）宣称示威不一定是反对布什！
当涉及异议者就战争本身发言这个话题，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基于基本道德立场的对战争的一般反对观点，它出现在61％的新闻报道中。这些声明包括对各方伤亡者的人道主义关注（16％），将谴责战争和倡导和平作为一种价值观（46％），甚至是更为泛泛的非暴力主张和用和平方式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需要（17％）。
部分文章（41％）包含更为尖锐集中的激进的政治批判，它们表达了对政治和经济精英一定程度的怀疑、讥讽和反对，这在文档资料的其他地方很难看到。这类文章中最常见的论点(33％)包括“不要用鲜血换石油”的口号，把战争与石油公司和/或石油消费的利益联系起来。其他被报道的反战论点包括：美国没有权利干涉中东，显而易见的媒体操纵或谎言，政府有战争欲望，战争对环境有破坏性影响，科威特绝非不可指责的牺牲品，战争根源存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其他干涉性外交政策中等。
其他被报道的反战言论（30％）反映了成本/收益的功利主义框架，而这类反对使用武力的论点已经在国会（主要由民主党）中有所表达：战争对美国来说太过昂贵（6％）；太多美国人会装在运尸袋里被运送回家（10％）；应该给制裁以更多时间（7％）；应该有外交谈判（9％）；国内问题应受到更多关注（10％）。
2.意见/社论中的防卫性论证策略
在一定程度上，新闻所呈现的反战运动中的三种不同观点，在意见/社论中得到完整体现。其中，功利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论述最为常见。通常作者以一种去政治化(除了与越战对比之外)和漠视历史的口吻批判战争，将它表现为孤立的事件，绝口不提它与美国外交政策、国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而“没有必要”，“不需要”，“与真正的国家利益不相称”，或“对国家无济于事”等字眼都暗示，这场战争如同越战一般，是一个悲惨的错误，而非政治、经济或体制的逻辑结果。即便在意见/社论版里某些章节的激进抨击中，曾经在1960年代被激进反战者用来揭露美国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概念也几乎难觅踪影。
正如记者们引用的那般，反战行动者花费大量精力在意见/社论版捍卫自己发言和持有异议的权利，以及自己隶属于美国社会的权利——这与对战争进行实质性批判截然不同。几乎没有什么文章挑起话题或号召大众开展反战行动。事实上，部分言论是用来具体回应之前颇有敌意的评论、新闻报道或来信。这些言论通常是用第一人称单数写就的，看上去就像是个人表达而非集体的或报社意见，这进一步削弱了它们的话语力量。
很多反战文章的编辑框架突出了和平运动声音的防卫性和回应性。例如，有关反战主题的特邀专栏和来信所冠标题常常强调行动的防卫性与正当性：
（1）和平抗议者表现了他们的美国精神
（2）战争抗议者支持军事人员
（3）抗议者只对政策不对人
（4）聚焦暴力歪曲抗议
（5）和平抗议者确实关心美国
（6）战争反对派也谴责入侵科威特
某些情况下，防卫性主题明显是从文章的若干不同主题中提炼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探察一些共同的论述策略来分析诸多反战文章的防卫性特征：
（a）对“军队”的象征性建构。对任何可信的反战批评来说，“我们支持军队”的主题成了必要的出发点，它主导着大多数反战文章的论调。确实，一位反战的特邀专栏作家在文章开头就说“和平行动者心里最关心的是我们在海湾的男女军人的生命和福利”。不管出于个人原因对军队里的亲朋好友心生牵挂，还是期许避免发生类似越战的错误，通常这些关注在新闻报道中显得发自肺腑。同时，公开表达对军队的支持也能被理解为异议的合理化策略和进行战争批判的跳板：在这种话语里，“支持军队”意味着将他们迅速而毫发无损地召回家，避免毫无意义地献身国家，把钱用在为老兵们提供就业机会、健康保险和教育上，而不是这场根本毫无必要的战争。抗议本身被看做“公众对军队支持的重要来源”。在一种引人注目而可能也是必要的让步中，对“军队”的象征性建构在反战话语中处于中心位置。“军队”被置于被动地位，需要支持、尊敬和拯救，而不是被建构成主动的行动者，更不是近期历史中双方势力最不均衡的一场交火中的压倒性破坏力量。事实上，在这场较量中，双方的势力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都不适合被称之为“战争”（Chomsky，1992）。
（b）爱国主义和美国国旗。以爱国主义为纲和对国旗的征用是两个重要的论证策略。正如在我们分析“内部敌人”框架时所看到的，对和平运动最尖锐的批评是将反对战争等同于不爱国，然后将其进一步等同于拒绝自由和正义这些基本的美国价值观，而对美国价值观的接受反过来又等同于对发动战争的目标或动机的认同。某些意见/社论文章则站在少些仇恨、多些中立的立场上，肯定了挺战和反战双方的爱国主义。一位特邀专栏作家写道，两者是“美国爱国者中两个不同的群体”。而且，虽然那些反战者“可能不同意某些政策，但他们也支持美国。仅仅他们的行动就表明，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它的立宪基础深信不疑”。得到媒体曝光机会的和平行动者赞同这种防卫性的立场，也乐于在此立场中，而不打算逾越该立场有所行动。一位示威者这样写道：“通过抗议这场战争我们支持美国人民，并不顾一切地想保持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完好无损……我们想看到美国发展繁荣，而不是没落和衰败”（Cincinnati Post，1月28日）。
其实，新闻原本可以令人心悦诚服地论述海湾战争的实质，即服务于国际资本的利益而非美国人民利益。扩展开来，也可以说，战争支持者不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但是除了偶尔提到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在意见/社论版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文章质疑挺战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反战话语中，“爱国主义”这个词代替了更具批判性（也更加适合）的民族主义概念。
正如爱国主义精神那样，美国国旗也是抗议者想要得到的奖品。抗议者明确表示要和焚烧国旗这样的行为划清界限；有一封来信最接近于对这种行为进行辩解。不过，写信者显然是感受到了必须使用爱国主义的词汇来自圆其说的压力：“他们[烧国旗者和抗议者]正是那些保卫我们的自由并成就这个国家不朽精神的人”。事实上，很多反战活动者，尤其是土著居民、阿拉伯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持有更为激进的看法，即主导国家的爱国主义天生就是大国沙文主义，星条旗象征了对附属的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压迫。
（c）越战遗产。倘若越战经历为“内部敌人”和“边缘怪异”这两个框架提供了很多负面的刻板成见，海湾战争抗议者们则用他们自己版本的越南隐喻（政府欺骗美国人民，庞大而超出预期的战争开支，等等）来捍卫反战运动的合法性。写信者引用越战来提醒，持异见者能够帮助改变政府政策和舆论，并承认“在战争中间要区分真实与杜撰，政策与宣传，现实与痴心妄想，可以想见会有多难”。但是这种论证对战争支持者恐怕不具备说服力，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仍然在指责导致越战失败的“内部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