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说：
由于数目是数学中很自然的基本元素，而他们又认为他们自己在数目中间发现了许多特点，与存在物以及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事物有相似之处，比在火、土或水中所能找到的更多，所以他们认为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另一种是机会，其他一切也无不如此；由于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类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而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所以他们从这一切进行推论，认为数目的基本元素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基本元素，认为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
毕达哥拉斯学派力图超越米利都学派的本原范畴，将其转变为更为一般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将观察和逻辑联系起来。这标志着思维方式的又一大进步，因为真正的科学思维不应仅仅描述表象，更为重要的是探索事物的逻辑，即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形式来表示。而且，用贝特兰·罗素的话来说：“数学是我们信仰永恒的与严格的真理的主要根源，也是信仰有一个超感的可知世界的主要根源。几何学讨论严格的圆，但是没有一个可感觉的对象是严格是圆形的；无论我们多么小心谨慎地使用我们的圆规，总会有某些不完备和不规则的。这就提示了一种观点，即一切严格的推理只能应用于与可感觉的对象相对立的理想对象；很自然地可以再进一步论证说，思想要比感官更高贵而思想的对象要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真实。”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中，数的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世界本身是对立的：有限与无限、奇与偶、少与多、左与右、阳与阴、静与动、曲与直、明与暗、正方与反方、善与恶。而整个世界与宇宙的和谐就建立在对立面的连接和协调上，正如毕达哥拉斯所说：
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
在宇宙的对立中，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这种对立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因为有限是可知性的表现，而它的对立面是不可知性的表现：“谎言和嫉妒是无限的，不可理解的和不合理的本性所固有的”。在这里，有限和无限的概念有了伦理学的含义。有限是合乎理智的，也是合乎伦理的，因为它自身表现为尺度，对人的行为提出规范和界限，要求人们“要行为得体，正如不要使朋友变成敌人，而要使敌人变成朋友。不要视任何东西为己有。要支持法律，向不守法开战……既不放纵大笑也不面色沉闷，这是适宜而明智的”。 也就是说，人们的行为必须恪守限度。
德性就是和谐，健康和所有的善也是如此。这就是万物按照协调的法则构成的原因。遵守有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伦理目标，而追求无限就会超出人的理智的范围。这样，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又有了理性（理智）和非理性（非理智）对立的含义。
宇宙需要和谐，社会需要稳定，人们需要理智。而人的本性却是五花八门的，人的情绪多种多样，人的欲望缤纷复杂。人不仅有必死的肉体，还有不死的灵魂。人既需要实实在在的生活，还需要追求实实在在的真理。古希腊的爱利亚学派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第一次自觉区分了真理和意见，追求真理就应该：
不要遵循这条大家所习惯的道路，
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
而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
那么什么是真理之路呢？巴门尼德给出的核心命题就是：存在物是存在的，它不可能不存在。存在不会产生也不会消灭，它是完整、统一、自身同一的“一”。因此，思想与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绝不会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而意见之路是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从泰勒士以来的希腊哲学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起点：事物的根据不是神，而是它自身；事物必须首先存在，然后才被认识；如果事物本身不存在，就无所谓认识；事物是什么的问题，包含着必然性的理解；这种必然性的理解，需要理智的而不是感觉的思考。黑格尔指出：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一个人使得他自己从一切的表象和意见里解放出来，否认它们有任何真理，并且宣称，只有必然性，只有“有”才是真的东西。
早期的希腊哲学对于经济思想的影响似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割断了现实社会和神话的脐带，使人们获得了一种世俗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是经济思想发展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它要求人们不从利益而从善、正义、伦理去处理经济问题，并且个人利益的发展要以始基和本原的安全和巩固为界限，将人们的经济追求规范在有限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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