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重商主义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的国民富裕程度下，产生的“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14 重商主义思想孕育于各国君主对本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关切之中。据有关记载，1381年，英国国王理查二世就因王室财政困难专程到伦敦皇家造币局讨教，该局的一位官员艾勒斯伯力称，由于英国没有金银矿，所有金银都来自国外。“如果允许进口商品的金额低于本国出口的金额，英格兰的货币将会被保留，大量货币将从海外进入国内。”15 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特别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出现，上述说法日益成为西欧经济思潮的主流。
重商主义一方面集中体现了当时西欧国家组织发展的特点：它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考虑问题，反映了当时新生的民族国家保持经济独立性的渴望；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政策，这种政策必须依靠一个高度集中的专制政权；它体现着新生民族国家的世俗经济职能。在中世纪，国王只满足于在领地上征税和通过审理案件来索取罚金，而现在，国家须用强有力的手段组织海上探险与殖民，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和货币管制，兴办工场手工业，国家成为追逐世俗利益的主要机构。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又集中体现了西欧的经济特征。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从本质上仍属于农业国家，绝大多数居民仍然靠种地为生。生产率的低下以及国内实物生产方面的停滞，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世界财富的总量是既定的。因此，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只有从别人的碗里去夺取。夺取的手段或者是流血的战争，或者是不流血的战争——商业。柯尔培尔有这样一句名言：商业是货币的源泉，货币是战争的神经。
如果说哪一条原则在重商主义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就是利用贸易差额来积累金银。当时，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应依据该国所拥有的贵金属的数量而定。一国占有的金银越多，政府的税收也就越多，这个国家也就越富裕、越强大。这种思想在西班牙的繁荣中得到证实。西班牙的成功看来是从美洲殖民地源源不断运来的贵金属的直接结果，西班牙人利用殖民地和商业垄断，获取大量的贵金属，这些贵金属又支撑着西班牙国王和贵族的东征西讨，而战争和冒险在当时的西欧仍被看做是无限荣光的事业。
于是，如何获得宝贵的金子，成为各国君主追求的目标。而“到各地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样，重商主义追求贵金属与古代的积累财金之间就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古代，人们也想方设法地储备金银以应一时之需，而现在，追求货币去换回更多的货币，将追求财富与流通紧密相连，这显示了一种新的经济态度与经济心理。
流通成为贵金属的主要来源，而流通的主体——商人，便成为新的经济世界的英雄。托马斯·孟在他那本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中热烈地赞颂道：
商人肩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这种工作所得的荣誉与所负的责任同样巨大，应该以极大的技巧和责任心去履行才好，这样，私人的利益才会常常跟着公共利益而来。因为这种职业的高贵性质或者可以更有力地激起你的愿望与努力，去获得那些可以将它干好的能力。
托马斯·孟则自谦地表示，自己才疏学浅，因此，只能用自己的经验，民间谚语与生意人的计算方法，来表达大公无私的真理。
重商主义的思想家们也许根本不想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他们写文章和小册子不是为了一种关于经济理论的阐述，而是为了实用，但是他们的观点保持着一贯性。因此，从总体的意义上说，的确有一个重商主义的思想体系。该体系的基本观点如下：金银是最重要的财富，只有真正能实现为货币的东西才是财富；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前提条件，财富的直接源泉是流通领域，因为除采金银业以外，生产的扩大并不等于一国拥有货币数量的增加；国内贸易因为一人所得便是另一人所失，因而不是财富的源泉；只有在对外贸易中出口商品总值大于进口商品总值，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从而增加一国金银的持有量，而这种增加是一国经济繁荣的标志。
当时商业资本的确支配着一切，产业资本还相当弱小。因而，货币的增殖不是表现为生产的结果，而是表现为贸易的结果，交换的结果。并且，商业资本较之产业资本的灵活性和迅捷性，可以产生较高的收益。此外，在社会经济体系中，货币供给与金融的稳定，基本上依赖于金银的流通，而这种流通主要又是由对外贸易决定的。这时的人们从社会经济的表面现象出发来理解问题，认为货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里观念的进步在于，重商主义的思想家们将经济设想为一个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有自身规律的独特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作为一个与社会其他领域不同的研究对象。
对货币的尊崇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特征。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怀有与重商主义思想家们共同的观点。他说法兰克福的交易市场成为巨大的漏斗，将德国的财富输往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德国人输送金银到外国去的时候，他们是正在使全世界富裕起来，却把自己变成乞丐。
对货币的追求导致整个社会范式转向。中世纪政治上唯有教皇，思想上唯有上帝，世俗生活唯有教会，经济上则唯有良善而节制的生活。现在则逐步转变为政治上唯有君主，思想上唯有理性，世俗生活唯有信仰，经济上则唯有货币。伟大的哥伦布如是说：黄金是件美妙的东西！谁有黄金，谁就成了他所渴望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黄金，一个人甚至能够使灵魂升入天堂。这是一个价值转换的时代。
重商主义思潮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国内商品和流通还不够发达，海上运输与对外贸易尚未充分发展。即使做生意，很多时候还不使用货币，而采取物物交换的方式。当时，西欧的银子主要来源于中欧，即现在的德国、奥地利和捷克的银矿。然而，许多银子又从西欧向南流往威尼斯，然后从那里运往地中海东部换取香料、丝绸和其他奢侈品，还换取部分金子。西欧的贵族们为了奢侈需要大量的金银，西欧的百姓为了生活也需要大量的金银。东西方贸易的大量逆差和由于进入市场商品交易量的逐渐扩大造成欧洲贵金属的短缺。
西欧的王室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降低铸币的含金（银）量来支付战争和宫廷的开支，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短缺，从而导致物价飞涨。从1500年到1580年，英国的总体价格水平上涨了3.5倍。以小麦为例，1530年一蒲式耳4.1便士，1537年7.3便士，1544年10.9便士，1550年13.17便士，1572年16便士，1595年27便士。食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其他商品上涨。在法国，物价上涨了300%～400%，而工资上涨的幅度不足50%。一位英格兰爵士这样评论：
各种各样的物品价格都很高，我自己以及所有像我这样的人确实感到十分悲伤，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货物可以出售，除我们的土地外没有其他能够使我们赖以谋生的东西。
价格上涨引起社会需求衰减，引起生产萎缩，从而引起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欧洲上层人物的奢侈与战争需求又需要大量的金银。因此，金银及其寻找金银的途径就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时期，“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在这种条件下，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早期重商主义，亦称“货币差额论”。
约翰·海尔斯——一位重要的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家认为，造成经济衰败的主要原因是货币减色，而货币减色的原因又在于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短缺。因此，他主张利用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在对外贸易中多卖少买以至不买，来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总之，要使我们向外国人购买的货物不超过我们销售给他们的货物，要不然我们就会日趋贫穷，让他们发财致富。我们主要可以用两种办法增加财富：
首先，我们可以禁止输入从海外运来的那么许多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并规定只准出售我们的商品，不得销售舶来品。
其次，我们不能不管未经加工的商品，因为如果把那些商品及时地就地加工后卖到国外去，它们就会在短时期内带来无数的财富了。
在书中，约翰·海尔斯还对国王严禁将金币运出国外，违者予以严惩的公告大加赞扬。海尔斯将国内经济分为三种行业：第一种把钱财送往国外，这主要是贩卖外国商品的商人；第二种用于国内消费的手工业匠人，这些人不把钱财运往国外，而是在挣钱的地方花掉他们的收入；第三种是这样一些人，织布工、制帽商、毛线纺织商、白铁冶炼商、制革工人，他们都有一定的技术，能挣外国人的钱财回自己的国家。海尔斯认为应该大力扶持第三种行业。而且，应该给这种行业的工匠以充分的自由，不要依照传统的行会习惯收取费用，因为所有城市的大部分都是由各种各样的工匠维持的，特别是要归功于那些制造外销商品因而能够挣回财富的工匠。
16世纪中叶前后，随着地理大发现，大量美洲的银矿也被发现。在哥伦布首航美洲不到100天的日记中，就有65次提到金矿或银矿的发现。1545年，秘鲁的巨大银矿被西班牙的征服者发现。西班牙王室对金银采取了严格管制措施，运往欧洲的银子的1/5作为税款被征收，其他的一律运往王室的造币厂，一律禁止金银的出口。于是，从美洲运来的金银，大部分都流入西班牙。根据有关资料，在16世纪，美洲白银的平均年产量为170吨，17世纪为420吨。22 大量贵金属的涌入，引起西班牙国内商品对货币的相对短缺，价格革命开始了，物价开始猛涨。价格昂贵的西班牙商品开始在殖民地、后来在本国逐渐失去市场，而其他国家则大量向西班牙及其殖民地出口商品，以换回宝贵的金银。在17世纪美洲生产的42 000吨白银中，有31 000吨流入欧洲。从1550年到1700年，金银对西班牙人来说是一柄双刃剑。金银既使西班牙王室的收入膨胀，也使西班牙经济丧失了竞争力。对于缺乏金银的国家来说，如英、法等国，则经历了一个利润膨胀的过程，即由于价格革命，物价与生产成本相脱离，从而使商人和私人企业主获得巨大收益。美洲的金银通过西班牙这个中继站，以各种方式流进欧洲的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壮观的历史场景：
由于在卡斯蒂利亚购买了制造品，白银就从西班牙流向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西班牙比索从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港口装船，经过波罗的海或摩尔曼斯克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或俄国，用于购买皮毛。在俄国……（白银）顺着东南方向，沿伏尔加河，经过里海到波斯，再从波斯或从陆上或从海上到亚洲。西属非洲的白银也从西班牙流经地中海，再向东从陆上商路或海上商路到黎凡特。印度获得白银的途径有三条，或者通过自苏伊士出发、经红海、下印度洋的海上运输，或者通过地中海东端出发、在陆地上经过土耳其和波斯到黑海、最后下印度洋的路线，或者直接从欧洲出发走伽马发现的绕好望角的航海路线。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船也使用后一种方式把西属美洲的财宝直接运到亚洲各个港口来换取亚洲产品。
1600年，西班牙王室的法律顾问塞罗瑞格已经意识到西班牙不会由持有财富或金银而拥有财富，不会由拥有财富而变为富有。因为，真正的财富不会来自货币，而是来自生产及其货物的扩张。西班牙将希望寄托在金银上，吸引外部的财富以支持国内财富。结果，从秘鲁回来的大量货币没有留在西班牙，它们消失在空气中，消失在文件、契约、赋税、汇票和无所事事的游荡之中，消失在奢侈性消费和战争之中。“同样的风把它带到这里来，又把它带走。因为实际的财富由牛羊与实际货物组成——它只依靠农业，而不是黄金”。虽然羊毛直接出口可以获得收入，但是一方面羊毛制品产业的发展失去了依托，一方面贵族牧场的扩张却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富于黄金，贫于生产；一方面是从南美洲运回的大量金银，一方面是可怕的外贸逆差；一方面是社会上层纸醉金迷，一方面是社会底层民不聊生；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一起爆发——西班牙的状况引起了其他国家的高度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