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洛的出发点，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客观存在的，理念与神是不同的存在。而斐洛对柏拉图理念作了修正，直接将理念归结为神的思想。
神是一幢宅第，是无形理念的无形居处；神是万物之父，因为神出生万物，同时，又是智慧的丈夫，为了人类把幸福的种子，投落到善的处女地之中。
对古希腊的柏拉图来说，理念世界的独立存在是很自然的，但作为一名虔诚的犹太教徒斐洛来讲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他的意识深处，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最高存在。
由于把理念解释为神的思想观念，这就决定了斐洛必须重新说明神的创世。因为在《旧约》的创世中，神是从无中创造世界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斐洛将神的创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神“首先完全地形成了可知世界，为的是神可以使用和它完全一样的和无形的范型”；第二阶段，神以可知世界为模型，创造可感世界。斐洛将可知世界的无形范型称为逻各斯。这里，逻各斯相当于神与世界的中介，是神赋予自然的规律：“这些作用，是在命定和规律下永恒不变地发挥作用的；这些命定和规律，是神把它们作为永恒不变的东西，拟定在他的宇宙之中的。”正是这种规律意义上的逻各斯，宇宙秩序中出现了周期性运动，这种神圣的逻各斯决定城市的兴起和衰败，决定民族的退化和新生，决定国家的强大和落后，它川流不息，永无休止。
基督教的创世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里的道，在斐洛看来就是逻各斯。从赫拉克利特的自然逻各斯到斯多亚学派的伦理逻各斯，现在又有了神圣逻各斯。与《旧约》相区别，斐洛的神不是从“无”中去创造世界的，而是按“规律”去创造世界的。再进一步，斐洛将逻各斯分为“内在的、无形的逻各斯”和“外在的、可感的逻各斯”；前者决定神的伟大城市，后者则决定人类之城。与此相对应，人也有双重的存在：灵魂和肉体。对灵魂来说，肉体是监狱、棺柩、坟墓。灵魂必须摆脱肉体和感官的束缚，才能寻找到神的居所。因此，人必须在上帝的关怀和帮助下，将自身的美德和智慧，提升至高于他的可感存在，最后在迷狂中与神性之光融为一体。恩格斯指出，斐洛的理论已经包含着基督教全部的本质观念——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用牺牲而是把自己的心奉献给神的忏悔……因此，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
斐洛之后，生于埃及的普罗提诺（公元204—270年）将包含斐洛著作中的神秘主义发挥到一个新的阶段。普罗提诺理论的核心是所谓“三一原理”。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太一”，它是唯一的、绝对的，它超越精神和物质，无法言说和形容。“太一”的流溢产生第二原理——“心智”，这是对太一的沉思，是从“太一”中获得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发展导致第三原理，即“灵魂”，灵魂是处于无形心智世界和有形的感觉世界的中间环节，它不可避免存在双重性质，高等级的灵魂属于非物质世界，低等级的灵魂属于可见而可悲可耻的物质世界。人只有摆脱物欲，才能与神同在。
我们一定要赶快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事事物物，痛恨把我们缚在这些事物上的锁链，最后以我们的整个灵魂拥抱爱的对象，不让我们有一部分不与神接触。即便在这个世界里，在肉体中间，我们也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看神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样看是合法的。我们看到自己沐浴在光明之中，充满着灵明事物的光辉，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光明本身，纯净，毫无重量，一直向上升。
与斐洛相似，普罗提诺的上升过程同样具有浓重的思辨色彩，首先，通过理智静观的净化，灵魂摆脱了可感世界的诱惑。其次，心智感受到多样性世界背后的数字和谐与形式秩序。再次，心智期待“太一”的降临并与之融为一体。这样，犹太教的教义和古希腊哲学的方法结合，通过斐洛和普罗提诺的改造，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从律法到信仰，从奇迹到神学。
但在斐洛和普罗提诺看来，敬仰上帝不仅是遵守律法，更重要的是要与上帝心灵相通，理解神圣的逻各斯，迎接“太一”的闪现，从而进入一种与神同在的境界。这些思想与保罗的格言“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一脉相通。唯有真诚的信仰方能与上帝沟通，个人只有通过内心的祈祷和虔诚方能得救，只要信仰上帝与耶稣的都可以成为基督教徒。外在的强制变为了内在的道德律令，这种道德律令转变为了信仰，这对于西方的思想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后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就是以此为起点进行宗教改革，从中锻造出新教伦理。
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主要是记叙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而救犹太教徒于水火之中的，是上帝展示给人们的种种奇迹。如在《出埃及记》中，在追杀者即将到来之际，上帝手杖一挥，红海的水向两边退去，形成一个宽宽的通道，使犹太人得以逃脱险境。人们认为这是迷信。斐洛和普罗提诺，作为受过希腊理性浸染的哲学家，在心灵深处很难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他们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与宗教信条相结合，如可知世界到可感世界的论证，这样就使基督教从奇迹中超越出来，逐渐形成一个经过论证的神学逻辑体系。从内容上看，这个体系致力于神圣逻各斯的寻求。从形式上看，这个体系先是与柏拉图哲学相结合，后来又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相结合，最后发展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这个体系虽有诸多荒谬之处，但它毕竟体现着对世界基本秩序的努力寻求，而不是把世界放在偶然性和奇迹的基础上。它关于世界整体性的观念与对思维形式（如三段论）的运用和研究，成为包含经济学在内近代科学发展的思维前提。
正因为上述两个方面的转变，作为穷人宗教的基督教，逐渐为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和文化人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基督教的经典——《新约》。基督教只承认上帝是神圣的，这必然与罗马统治者相冲突。因为在后者看来，只有罗马以及统治者才是神圣的。皇帝们不断努力在整个帝国里根除基督教，成千上万的信徒被捕捉，被卖为奴。
即便如此，基督教还是在发展壮大。1世纪结束时，帝国的主要城市里都有了基督教会。2世纪末，基督徒人口已达帝国总人数的5%。3世纪末，整个形势更有利于基督教，律师、医生、军官、法官甚至各行省的总督，纷纷改信基督教。严密的教会组织开始建立，主教一方面解释教义，发展教会组织，一方面管理教会的资产。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313年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敕令说，任何人不论他选择什么信仰，均有充分的自由。宗教宽容政策第一次在历史上被确立，不仅个人信教自由，教会作为合法组织的财产诉求也得到了保护。公元323年，君士坦丁消除了当时罗马帝国的其他三个皇帝，成为大帝，在他的鼓励下，大批基督徒成为罗马的政府官员。公元380年，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皇帝一世下令，除基督教外，禁止各种异端教派。公元382年，西罗马皇帝格拉先发布命令，强令帝国西部的宗教事务由罗马主教管辖。从此，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然而，基督教在影响和塑造人们的经济态度和行为方面，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境地。总的说来，《新约》视贫困为美德：“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一切财富来自上帝，上帝的财富为一切人所有，早期的基督教常常将一个人把自己的财富分给穷人的行为同完美的精神境界联系在一起。“……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早期的教父也跟着耶稣：“这真是一份光荣而可爱的产业，不是金、不是银、不是衣服，不是有虫子蛀有贼来偷的世上东西，也不是人所贪恋的世上财宝，而是救恩的宝藏。”因此，“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
然而，任何宗教特别是当其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组织系统时，它总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于是，我们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中读到这样的故事：主人要出门远行，临行前他按照仆人的才干，分别交给三个仆人5000块、2000块和1000块钱。那领5000块的立刻出去做生意，另外赚了5000块；同样领2000块的，也赚了2000块回来；可是那领1000块的，却在地上挖个洞，把主人的钱埋起来。过了许久，主人回来，大大奖赏了赚钱的人，而把那个无用的仆人，赶到外面的黑暗中去，并且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路加福音》又一次重复了这个故事，现代的经济学家们把这种穷的更穷、富的更富的现象，称之为“马太效应”。在这则故事中，主人指斥那个可怜的奴仆：“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四、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基督教要求人们过一种纯净的精神生活，但实际生活中却物欲横流，基督教希望人们都有一颗仁爱之心，但人们的心灵中时时会浮现出罪恶的念头。如何在这两难中寻找一条出路呢，这成为了当时基督教的教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古斯丁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青年时生活放荡。当其19岁时，读到西塞罗的著作，从而开始追求真理。他一开始信奉摩尼教。摩尼教声称要摆脱人类的一切错误，使人从理性到达神的内心。青年奥古斯丁当了9年虔诚的摩尼教徒，但始终没有搞清楚思想深处的两个问题：必然性的根据和善恶两种原理为什么处于永恒的争战之中。公元384年，他到米兰教授修辞学。在此期间，他听了有关基督教的布道和阅读普罗提诺的著作，大受启发，从而引起他向基督教的转变。公元387年，奥古斯丁接受米兰主教的施礼，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公元395年，他被任命为主教。奥古斯丁一生著作等身，其中《上帝之城》、《论基督教教义》和《忏悔录》最为著名。
奥古斯丁对原罪论重新进行了解释。在犹太教中，人类始祖与后来人们的“对上帝的罪”没有严格区分开来，统称为违背上帝的意志。但奥古斯丁认为，原罪与本罪是不同的。正是亚当、夏娃滥用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构成了人类永劫难逃的原罪宿命，这对于后代人们来说是带有必然性和决定论的，个人的善功和道德都不能使人摆脱这种宿命，而只能依靠上帝的救赎。
奥古斯丁认为，人与上帝相比总是有缺陷的。上帝是至善，他不包含任何恶的因子，人作为上帝的造物，从本质来说也不含恶的因子，但由于善的缺乏，从而产生了从恶倾向。他指出：
邪恶的意志没有动力因，而只有缺陷因；它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种缺陷。
因此，世俗之国与上帝之国相比，同样是不完满的。
奥古斯丁进一步论证了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的区别。他将柏拉图的理念与基督教的教义融为一体。根据柏拉图的理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现实世界仅仅是理念之光在墙上的影子。奥古斯丁认为，只有上帝之城是真实而永恒的，人间之城是虚假而暂时的。他说：
上帝之城的至善就是永久的、完全的和平。它不是凡人在由生到死的旅程中经历的那种和平。倒不如说，它是凡人在不朽中安息，不再受到邪恶侵害的和平……尽管这是一种期盼，而非现实。没有这种期盼的现实是一种虚假的幸福和巨大的不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灵魂并没有享有真正的幸福。
这就是说，世俗之城的终极目的是狭隘的，着眼的是有时间性的暂时的物质利益，把终极价值放在物质财富之上；反之，上帝之城则拒绝为了暂时的和平，而去背离它的真正目的即永久和平。人只有通过上帝的蒙恩，才能从原罪中获得新生，进入上帝之城。上帝将把人分为被拣选和不被拣选的两类，而被拣选者往往具有坚定的信仰、良好的品格和善良的行为。
以上这些论述经过公元529年的奥尔良宗教会议成为基督教的正统信仰。它对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古斯丁关于人世总是有缺陷的说法为各种各样的谋利行为开了一扇小小的窗。上帝的世界因富裕而满足，人世因稀缺而充满欲望。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就把这扇窗改造为一个门，再后来，加尔文又利用这个门，将谋利与荣耀上帝结合为一体，锻造出被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