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人类社会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我国社会关系也出现一系列新情况，需要科学认识我国各阶层的属性和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同时，我们的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曾长期受到外部封锁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面临着如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考验。
新的实践需要人们顺应时代要求，把握历史规律，创造新的理论去适应新的形势，从而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但是，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党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党在工作中和思想上还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部分干部和党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以及党所采取的新政策、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还沉浸在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对马克思主义也还存在一些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为了使党在思想上保持开拓创新的状态，为了使党更好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突出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思想路线上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理念。
（二）“与时俱进”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
十五大根据新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方针政策，这使党认识到不但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同时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十五大以鲜明的语言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表明党中央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时表现出了高度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开拓进取精神，这是党在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成熟的表现，也是在思想方法上与时俱进的表现。
199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二十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他指出：“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何使党的思想路线一以贯之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江泽民提出要发扬“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他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思想的提出，是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深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2001年1月，江泽民进一步把与时俱进与创新联系起来。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要“不唯书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
在对“与时俱进”思想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党逐渐认识到“与时俱进”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命题的概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从更为广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对“与时俱进”进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论断。这一论断，无论在思想路线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风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1年4月30日，江泽民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把与时俱进融入党的思想路线，作为思想路线的一部分给以定位与阐述。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深刻阐明了掌握与时俱进思想方法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地位，他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对“与时俱进”的涵义进行了科学的表述，他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党的十六大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表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把党对思想路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求真务实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特征
党的的执政理念要有思想路线来体现、来贯彻。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
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看，求真务实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本质特征。党的思想路线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联系实际”、讲的都是“实”字，表明共产党人“务”的是实事、实际、实践；“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讲的是“真”字，表明共产党人“求”的是真理，是真实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真实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求真务实是知与行、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是认识真理、实践真理与发展真理的辩证统一。求真务实与我们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有新的发展。实事求是，强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落脚点在“求是”上。求真务实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原理的基础上，更突出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落脚点在“务实”上，强调要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求真务实既是我们对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认识上的深化，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当代运用中的发展。
党对思想路线的认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并根据时代的特点和要求而突出强调和发展一些主要内容，赋予党的思想路线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目的是要使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铟中解放出来，开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目的是要冲破“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江泽民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目的是要全党紧跟时代潮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从而深化了对党的思想路线的认识。胡锦涛强调求真务实，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纠正片面的政绩观和浮躁现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求真务实，必须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总之，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
从“双边”到“多边”——浅析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变
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君涵
【摘 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的结束、国际格局的剧烈变迁以及全球化浪潮的掀起，使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和理解、对自身身份和利益的认识逐渐发生调整，反映在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上，集中地体现为从依赖“双边外交”到积极重视“多边外交”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对国际国内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既具有工具上的实用性，也具有观念范式转变的长远意义，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外交理念 多边外交 国际秩序
一个国家的外交，基本可以包含两个层面——外交理念层面和外交政策或外交实践层面。外交理念体现了一国外交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对外交政策和实践的基本理论指导，外交政策和实践则或多或少地体现或反映了一国的外交理念。作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科讨会的提交论文，本文旨在通过对3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通过外交实践来体现）的演变作一初步的梳理，并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两方面来探寻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达到厘清思路的目的，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当然，30年来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一些学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变化：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43]但笔者认为，最值得我们关注，对中国未来开展对外交往最具有深远影响的转变，是从依赖“双边外交”到积极重视“多边外交”的转变。有学者将经由这一转变所形成的中国外交主张和理念称为“中国外交新思维”。[43]
一、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和实践变化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外交更强调双边主义，注重通过外交谈判和交往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即使是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国也一直坚持奉行双边主义的理念。人们普遍认为，作为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坚定拥护者，中国更适应于通过双边而非多边方式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在涉及安全方面则尤其如此。即使在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席位之后，我国对多边外交仍然是“抽象谈论原则和旁观多于实际参与”[43]。在1971年11月24日到1976年12月2日的安理会表决中，中国弃权或不参与表决的次数高达39%。[43]因此，总体看来，我国这一时期对多边外交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国对国际秩序和对外交往的认识也随之逐渐发生了变化。自1979年至今，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和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第二阶段是从南巡讲话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三阶段则是从加入WTO至今。
在第一阶段，由于担心加入过多的多边国际制度会使自己行动受到制约，中国对待多边国际制度的态度是较为谨慎的。例外的是，中国对主要多边经济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主要动因在于这些制度可以对刚兴起的改革开放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具体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1986年提出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始会员国的申请。
在第二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注重参与多边国际经济制度（组织）相比，90年代以来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制度的过程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对那些国际共识程度高的多边国际制度（例如人权机制），中国开始持积极赞成并参与的态度，因为加入这些机制既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这些制度也反映人类共同的持久的价值规范，中国不能置身此外而被外界视为“异类”。第二，对那些正在形成中的多边组织，中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其建设过程，以期对形成中的规则产生影响，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10+3”机制。第三，中国开始逐步提出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理念。新安全观的提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43]
回过头来看，中国在这一阶段的参与多边外交活动中还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或者动议能力不强，通俗地说，就是对“话题权”的影响太小，很多情况下我们只是听众（观众）而不是演员。第二，中国除了在人权和环境制度中有一定作用以外，在其他许多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只是象征性的，我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太空洞、太原则，政治宣传味道重，具体的可操作性建议少。第三，对规则的利用能力弱，这与对规则的不熟悉有关，所谓不知法，则不可以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