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根基
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并不能完全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它必须和具体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才能在实践中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毛泽东早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④ 1956年4月，毛泽东又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⑤
这方面，正方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不可谓不多。在革命战争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思想对当时的现实国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无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固有特点，提出“毕其功于一役”，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几乎走进死胡同。建国后党犯的错误，无论在经济生活方面还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因为党的决策严重不符合那时中国的真实实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错误是如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所犯的错误莫不如此。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公正的审视中国的现实国情，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不断取得新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觉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党准确地把握了我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论断。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⑦
要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时代特征。当前，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经济的层面看，在社会经济体制方面，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并逐步完善；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已经实现从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到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相应地，在经济理论方面，已经从传统的占主流地位的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以社会生产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转换。从政治层面看，社会政治理念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变为社会和谐；在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已经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尖锐对立转变为二者的求同存异；在人的政治属性方面，已经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化；在社会政治职能方面，已经由统治观念向管理观念并进一步向服务观念转化。从思想观念的层面上看，在个人利益享有方面，整体与个别相结合的观念已经转变为个别与整体相结合的观念，个体利益逐渐得到尊重和保护；在个人理性精神方面，已经从文化观念上的被决定逐渐转变为自主性日益增强；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一体化”到“意识形态淡化”到“意识形态多元化”再到“肯定意识形态的普适价值”的转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和认清楚“我国的现实国情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还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并非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怎样结合”的问题始终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着不同的方式选择，简单说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辩证的结合，一种是机械的结合。机械的结合就是生搬硬套，教条化的结合，事实证明，那是行不通的。辩证的结合，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中留下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就在开始孕育并在实际斗争中加以运用。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始，就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并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必须研究怎样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现实环境，社会主义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⑨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的这种鲜明的世界眼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他强调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试验”，有很大的风险，采取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敢闯新路，又要努力求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在1989年5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着重指出，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也同样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正如胡锦涛指出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12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过程，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保持鲜活生命力的源泉所在，也是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功构建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遵循其内在的逻辑规律，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完美结合、科学结合和正确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准确了解和把握本国国情，制定革命和建设的方略，寻找取得成功的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国的基本国情为本，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为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使每项方针和政策都赋有中国的特点，形成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谛。○13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②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③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658-659页。
⑤吴冷西.十年论战[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23页。
⑥石仲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⑦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⑧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Z]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13周尚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点思[J] .考解放日报.2008年4月29日。
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部 边鹏飞
【摘 要】本文认为可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庸医治病，错药丧命”十六个字，来概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揭开苏联解体之谜，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科学分析，结合与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并逐步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比较分析，对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理论教育 大学生
一
苏联为多民族联邦制国家，由十五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领土面积224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总面积六分之一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人口2.901亿（1990），有130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51％。是由列宁亲自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进行了七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打败过希特勒，经济总量曾占美国67﹪，是唯一能同美国争霸的超级大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无声无息地自行解散，不复存在了。
揭开苏联解体之谜，深化对苏联解体的认识，特别是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科学分析，在当前对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无现实意义。
对苏联解体的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人历来不赞同把苏联的解体仅仅归罪于戈尔巴乔夫等某些个人，什么路线决定一切， “解体几步曲”之类的说法；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也不能苟同。这些说法，有的是表层的，有的则不符合历史事实。解体原因要复杂得多、深层得多。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借鉴列宁对第二国际这个 “庞然大物”破产的科学分析，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如此广泛、重大和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某些个人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同样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必须从这类社会制度产生的条件，形成、发展和最终解体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为此，我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庸医治病，错药丧命”十六个字，来概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
“先天不足”，是指这些国家取得政权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条件这个客观现实。不承认“先天不足”的客观现实；或否认“经济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早产”不等于不应该产或生出来的不是孩子。既然“早产”了，就要用“早产儿”的办法来抚养。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针对“先天不足”的经济不发达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以求使其健康成长。中断新经济政策，被斯大林模式所取代，才酿成“后天失调”之患。
“后天失调”，是指斯大林模式或它的变型，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
斯大林模式体现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当时特定内外环境的产物：
首先，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苏联必须高度集权，不惜一切代价，采取非常措施把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迅速搞上去，带有浓厚战时体制特色。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其次，在专制制度历史悠久、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高度集权，迷信个人，神化领袖，“官本位”、 “权本位”有着广泛的社会土壤、沉重的的历史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