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质上就是国家在占有社会全部生产资料的前提下，通过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尽可能地把社会资源配置到少数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使这些部门能够以超出常规的发展速度尽快地发展起来。在这一体制下，国家不但直接掌控着生产资料，实际上也控制着民众的消费。国家通过少而平均的方法使全体民众的生活消费保持在一个能够基本维持生存的状态（有时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尽可能地把生产的剩余转移到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等重点部门中去。在体制运行初期，由于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数量有限，规模也相对不大，再加上民众建设祖国的热情特别高涨，所以，这一体制运行所需要的资源配制和劳动者的激励相对容易满足，体制的运行也体现出了较高的效率，工业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中国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也已经基本完成，建造国家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初步打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民众长期被压制的消费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给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必须尽快地由强国转向富民。所谓富民，就是要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等生活资料部门，生产出更多的消费品和提供更多的服务来满足广大民众的生活需要。由于民众对于各种消费资料和服务的需求千差万别，显然，代表国家的政府力量已经无法收集和处理这样庞大的信息，继续由国家来计划所有民众的消费将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服务业和一些轻工行业（比如纺织、时评加工等）往往都是技术含量较低，投资较少，见效较快的行业，一些民众（特别是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有能力和意愿依靠自身的力量参加其中，前提是国家保证他们对投资的控制权和所有权。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外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经济成分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的出现使得计划经济国家大工厂体制下虽然存在但不活跃的商品经济关系迅速活跃起来，市场经济的一切要素又都开始复兴了。同样重要的是，此时的中国，微观主体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市场运转所需的最起码的软硬基础设施已经齐备，放手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自主决策，让市场运转起来，取代先前的社会决策中心，就是合乎时宜的了。
（2）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为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外部条件
一个国家基本经济体制的选择与变迁还受到国际条件的制约。工业化起步较晚的俄中等国家选择计划经济国家大工厂体制作为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种手段，其外在原因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以武力掠夺资源为主要特征的的暴力全球化给工业落后的国家带来的巨大生存压力。当全球化的新阶段到来以后，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国际环境必然也会对计划经济体制产生新的影响。
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及历史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赖以推进暴力全球化的基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完全崩溃；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与此同时，以电子计算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开始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加狭小和透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知识经济全球化时期。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要资源，以技术、技能等无形资产投入为主的全新经济形态。知识和信息就像资本、能源和劳动力一样，成为财富生产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全球化以加速度的方式不断深化，而且，全球化的推进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与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相比，占有自然资源的多寡不再是衡量国际竞争力强弱的惟一尺度，知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不必一定要象资源经济全球化时期那样使用武力来推进，军事实力已经不再是国际竞争中的惟一手段。与此同时，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国际经济与国民经济的界限日益模糊，以往那种以邻为壑的零和游戏规则其应用范围和运作方式已经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由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利益已经交织在一起，使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方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伤害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很多时候，经济手段比传统的军事手段更具穿透力。在以军事手段难以如愿地获取和维护国家利益时，世界各国都把优先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基本战略，经济手段优先于军事手段，从谋求武力霸权转为谋求经济领先。
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深刻的影响着世界，也改变着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已经开通。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在一定意义上愿意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1979年8月28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地表示“一个安定的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3]从美、欧、日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至此，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利国际环境已经形成，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和资本都急于找到出路。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成为了他们的选择。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进行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4]。这个产业转移的趋势，不仅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也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正是基于国际形势及历史条件发生的深刻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得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这一科学结论，形成了全球化新阶段崭新的时代观。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召唤着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同时，它也使得用来应对暴力全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显得不合时宜。
3、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转型尝试的失败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选择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起点。
与苏联东欧国家计划经济消亡相比，中国计划经济的转型与消亡是一个渐进而又平稳的较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但避免了苏联东欧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动荡和衰退，而且还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仅与我国在转型时期采取的正确的政策与策略有关系，其实也与我国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已经孕育着新的体制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计划经济的公有制基础建立起来，计划经济国家大工厂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非公有制因素，这就是农业集体化缝隙中的自留地制度。虽然从产权关系上来看，社员的自留地所有权仍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但使用权和受益权则归社员家庭私有。以自留地为依托，社员的私人产权还包括少量的家庭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热情非常高，虽然公有制和计划体制的反对声音仍然存在，但推动计划经济现实体制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转型的动力明显强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动力。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对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理想模式转型的意见基本一致，这些成为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动力基础。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惨痛失败，使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转型的努力遇到极大的挫折，其社会推动力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制。1960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在维系人民公社的制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做出大幅度的政策修补；如收缩人民公社的规模并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约束上级行政官僚无偿平调下级和农民财产的权力（批判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改善工分制和生产队的内部管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机制留出空间，如国家承认农民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中的地位（自留地、自留畜和家庭副业），开放城乡自由市场，允许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这些调整政策，表明国家不得不停止了向计划经济理想模式过渡的尝试。虽然国家的退却是短暂的，但短期政策调整也留下某些长期影响。从制度的角度看，重新承认家庭副业的合法地位和确立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在这两个支点上，农民增强了对集体的谈判地位，集体则增强了对国家谈判地位，从而为改革集体公有制准备了条件。”[6]
4、乡镇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推动市场因素增长的重要力量
如果说农村家庭自有经济的存在和一直暗流涌动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炉提供了内在动力的话，那么，乡镇企业的崛起更是在多方面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内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乡镇企业的早期组织形式是社队企业，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但真正比较成气候则在70年代，这是一个农村集体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这部分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经济，受到了原体制下加工工业享有极高利润的刺激，并冲击着国家对加工工业高利润的独占。因此，从正统的国家计划立场看来，社队企业经济从来只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系统的异已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周其仁认为，“若说农民的自有家庭经济是对国家控制农村系统的一种个体突破，社队企业则是一种集体的突破。”[7]
其实，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对于中国经济体制造成的影响远不止在农村领域。厉以宁认为，乡镇企业从市场的形成机制、价格机制、人才流动、信用和投资等5个方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冲击。[8]的确，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在计划经济国家大工厂体制内产生了一些新的元素，这些新元素的不断积累演化，最后使得一种新的经济运行体制在原有体制内逐渐萌生。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工业企业从国家计划配额内得到生产资料并完成国家交给的生产任务，至于产品卖给谁，消费者是否满意，这些问题对于他们并不重要。在这样的生产模式之下，生产资料和消费者两个市场必然会逐渐萎缩退化。而乡镇企业就不一样了，乡镇企业虽然就其产权性质来说仍属集体所有制中的公有财产，但乡镇企业得到的和提供的生产资料都不在国家计划配额之内，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到合法或者“非法”的市场上去获得，这就大大拓展了计划配额以外的生产资料市场。而且，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也并不是由国家包下来，必须靠企业自己面向市场，面向消费者，奉行“消费者说了算”，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去获得自己的利润，从而扩大了消费者市场。虽然从正统的国家计划立场看来，乡镇企业经济可能是原来体制的异已物，但是，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在乡镇企业的早期创办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既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代理人，又是集体经济的代表，具备在农村地区组织超越家庭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合法性。而乡镇企业仍然具有的公有制经济外壳，对于各种反对的声音和力量也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使得国家对于这种体制内新的体制因素由开始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地位，从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加工工业领域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一旦打开，除非遇到像社会革命那样强大的力量，它几乎是无法堵塞的。
由于乡镇企业的产品定价权在企业自身（实际上是受到市场的约束），可以不受国家计划价格的约束。无论乡镇企业的产品定价低于国家还是高于国家的计划价格，都会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价格机制乃至整个体制造成破坏作用。如果乡镇企业的产品价格低于同类产品的国家计划限价的话，它会扩大乡镇企业的市场占有份额而挤占国有企业的份额，使得国家直接控制工业生产的能力降低。而如果乡镇企业的产品价格高于同类产品的国家计划限制的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会因自己的价格受限制而利润减少，导致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从而使自己在与乡镇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由国家统一定价的价格机制必然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