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效益低下是计划经济最显著的弊端。在统一安排生产、统购统销的条件下，企业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没有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热情。政治运动式的劳动竞赛缺乏持久的利益驱动基础。这种僵化的经济体制，既损伤了企业的积极性，也损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资本主义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浪费，我们往往由于计划决策失误，在生产流通中就已经造成了。
盲目追求高速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大弊端。计划是人制订的，较之市场上自发起调节作用的价值规律，它确实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一旦为功名心、成就感所惑，就会脱离实际去追求一个个神话。198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公布了中国30多年的统计数据，其中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即使只计算1966——1982年的数据，不过17年的时间，其中10年为被彻底否定的时不时停产闹革命的时期，再加上几年恢复时间，我国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仍达9.5%，还是超过日本的7.4%，仅在罗马尼亚之后，名列世界第二。
低下的经济效益，再加上盲目追求高速度，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普遍存在的短缺。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则在计划经济试行了几十年后，抓住了“短缺”这一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主要以东欧国家为例，剖析了导致短缺的种种原因。他认为：“高度集中化，垂直等级管理结构，非价格信号起支配作用，而价格、货币和利润的作用相当微弱，根据指令性计划指标进行控制”，[17]这是与短缺密切相连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运行主要由资源约束，而不是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样由需求约束。由于企业只对计划负责，社会又力图消除失业，防止破产，因而使得预算软化，资金、劳动力经常处于短缺状态，扩张冲动和投资饥渴长期存在。而漠视市场需求，不能随机应变，又使消费品经常处于短缺状态。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在住房、食品、衣物等一系列物品上饱尝短缺之苦，凭票供应的不仅是粮、油、布等维持生存的重要物品，还一度包括了蔬菜、部分干杂，以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之类。
在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后，历史终于以事实告诉我们：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造成经济上的条块分割，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制度，不利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统计表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时的约三十年间，我国经济运作在效益上总的趋势是下降的。在许多方面我们距发达国家越差越远。对这种现象，潘振民、罗首初在所著《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中分析说，行政体制适应了一个不发达的经济，并能够取得高增长率。然而，随着经济在行政体制下的发展，技术和经济的结构变得越多样化，各种各样的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这些发展导致行政体制再也不能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市场体制的替代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确乎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取向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轨迹。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正式写入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 “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直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在计划经济问题上的二难在于：坚持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无疑是跟改革开放唱反调，是对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8]论断的质疑。是对西方世界关于中国已与西方同质化论调的认同。同时，我们也难以回答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在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相比在过去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总的看来并未显示出优越性。
而放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我们要面临不仅是对马恩列斯毛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经济论述的突破，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何以展示社会主义的独特魅力。从实践上看，当中国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加入WTO，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我们就很难再隔岸观火，而是感同身受了。今年美国引爆的次贷危机，与我国的股市暴跌、房产低迷有着怎样密切的联系啊。现在几大国有银行的市盈率才10倍左右，一些商业银行的市盈率甚至到了6-7倍，相当于沪市原1000点左右的水平，股市上仍接盘乏力。如果我们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活力，在经济危机中又遭受打击，我们与资本主义的差异又在哪里？顺着市场经济之路，又怎样过渡到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当美国政府最近出手救市，接管房利美、房地美，议会通过8500亿美元的救市法案时，“美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评价不绝于耳。西方人仍然把这套国家调控、不放任市场自流的做法看作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啊。
也许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特征的底线，那我们就来讨论公有制吧。
三、怎样看待公有制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
相比计划经济，公有制更加令人关注，它不仅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当今其它社会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19]在“无产者和共产党人”这一章中，他们宣称：“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0]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建立，都竭力把生产资料公有化，通过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来建立公有制。“一大二公”曾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
然而跟计划经济一样，当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弊端暴露出来了。投资饥渴、藐视市场、忽略质量、效率低下，是改革时人们常常提到的国企问题。
于是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城市企业也开始风行承包制。贾鲁生和鲁娃甚至写了一本叫《谁来承包中国》的书。再后来，外资开始加入，私营经济开始发展，国家提出抓大放小，90年代股份制改造成了成了热点，时至今日，许多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包括能源和金融，大多股份化了。
股份制到底算公有还是非公有，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去年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引用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泽东》中的观点，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认为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把资本主义的私有产业实行扬弃”。因而断定“股份公司造就了组织和指挥生产的经理、厂长阶层，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这一项分离是一场和平‘革命’，使和平过渡到一种新制度成为可能。”[21]周新城等人著文批驳谢韬，说他断章取义，把过渡点看作制度变化本身，曲解了马克思的意思。这里不去评价他们的是非，仅就我国目前的状况看，民进国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经济活力旺盛的沿海中小城市，有的民营经济已占当地GDP的90％以上。引得内地一些省市前往取经学习。
有些人对公有经济的萎缩感到不安，担心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会发生动摇。连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也对大陆国有企业的改制过快过猛以及金融市场开放的程度提出不少批评。与此同时，认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在所有制上还可做文章的也大有人在。
曾为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郑炎潮说：“当年提过‘鸟笼经济’，你开放市场可以，但是不能超越计划。这次思想解放，会不会转向‘鸟笼思想’呢？解放思想可以，但不能超越某些框框。”[22]他的这段话，应当有所指，因为他在后面又说：“我认为在所有制方面，现在仍然面临着思想大解放的问题。2007年中国非共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60％，非公有经济事实上成为主体，而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我们的宪法仍规定公有制为主体。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难题，为什么国营企业改革现在还是步履艰难？为什么很多垄断行业不允许非公经济进入？为什么很多民营企业贷款和上市遇到极大阻力？为什么我们在做强、做大民营经济时不敢大刀阔斧？为什么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敢迈开更大步伐？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理论束缚，因为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创新。”[23]
在公有制问题上，我们同样面临二难：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就要确保其主体地位。主体地位总得有质的量的规定吧。面对总的量上的劣势，我们一度强调在质上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如今在金融和能源领域我们已迈出了开放的步伐，而对其它垄断国企，如铁路、电讯等的讨伐在民间一直就没停息过，要求放开让其它资本进入的呼声很高。我们是恪守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呢，还是顺应市场自身发展的要求，作出让步，在基本经济制度上“创新”？
如果我们放弃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如同对待计划经济一样，那么，按劳分配这一特征也就自然消失了。当这一系列特征消除后，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成了十足的空话，因为在经济上所有跟资本主义异质的条件、因素都没有了。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创立并被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被我们称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了。其它的，如消除贫穷、抑制两极分化、增进民主、消灭三大差别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做，有的已经做到了。
四、我对社会主义存在价值的理解
理论选择上的二难，并没有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因为它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方法论，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争论，涉及的无非是所谓的原则问题，看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原则”地位的论述吧：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4]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寻求解放之路时找到了社会主义。在群雄并起、主义纷呈之时，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就是社会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价值，对中国的意义。
中国今天对社会主义的坚守，不是对抽象原则的坚守，而是对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守。当苏联从社会主义蜕变后，国家分裂，国力下降，其教训不可或忘。当美国的次贷危机波及全球，美方把中国的稳定看作世界的福音时[25]，我们不可不归功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我们战胜特大地震灾害，成功举办奥运会，将神七送上天空时，人民对祖国的歌颂，其实就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
这种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实践。它或许离开了某些经典，或许吸收借鉴了不同制度的某些养分，甚至未必通向我们曾经理想的未来社会。我们可以在疑惑中去探讨，却不必为之沮丧。因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写道：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6]
而社会主义对整个世界的价值，我想引用一个名人的话来表达我的观点。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利希·伯尔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之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而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连半步也不让的。……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世界宣布信奉卡尔·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美好远景更为重要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27]
注释：
[1]. 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
[2]. 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3]. 《巴贝夫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85页。
[4]. 《巴贝夫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0页。
[5]. 《巴贝夫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0页。
[6]. 《巴贝夫文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1页。
[7]. 《傅立叶选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