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你到前排来。她对我招招手。
这是1971年3月，在我十岁的时候。1971年3月她微颔着头，虚着眼，笑眯眯地向我招招手，对我说，来，你到前排来。这好像是某种昭示，在我后来的岁月中，她的这个动作和表情就像一部华丽电影的慢镜头，一次次纤毫毕现地重放。
在这之前，我很少听到类似的声音。我乡下的母亲，她的嗓门已经被汗水泡得发馊，我母亲缺钱，她总是为钱发愁，所以她肚子里堆积着一股子气，她不舒服，不满意，总是梗着脖子对我们说滚，你们给我滚！而我的婶婶，她是公社广播员，每天都得对着麦克风大声地、雄壮地读许多高亢的社论，在不知不觉间她的声音也像社论一样直板单调了。
来，你到前排来。
女人原来可以有这么好听的声音。我怔怔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只是为了让她再叫一次。她果然又叫了，她说来，你到前排来。这一回她大约觉得我有些羞怯，所以走过来，微微俯下身，抓起我的胳膊，把我从人群中柔和地拉出来，拉到前面。我看到她的手，她的手搭在我枯树枝般的胳膊上，纤长的手，细白的手，纸一般薄薄的皮肤下，淡淡的青筋丝线般弯曲着，摇曳着。
这是一幢大房子，一幢陈旧的，有着蛛丝的大房子，只有一层，却有三层楼那么高，是柱子高，泛着油光的青石柱子把屋檐顶上了高处，屋檐在高处幽幽俯视，有着君王的雍容与庄严。这可能是全世界最气派的房子吧？我当时常常仰望屋檐，仰得脖子发酸，然后就这么想。多年以后当我重新回到这里，回到这幢大房子里时，我左右看看，仰头或者低头，却发现这房子从造型到结构，都不可救药地猥琐着，而那屋檐，我仰着头，像十岁时常做的那样，仰着头盯着屋檐看了很久，但屋檐郁闷地低垂，像一位早已失去生命滋味的老人，每一寸肌肤都透着雨打风吹后的疲惫与倦怠。
房子可能是一个大地主的，也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房子是谁留下的已经不重要，没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想过要问一问。房子在1949年被接管过来后曾经是这所小学最初安放课桌的地方，花岐镇中心小学就是从这里开始兴办起来的，十副桌椅，一二十名翻身农民的子弟坐进来，依依呀呀的稚气声传出去。一年两年，慢慢地学生多起来，一座青砖灰瓦的两层高的教学楼也终于在一旁盖起来，陈旧的爬上蜘蛛的大房子就空置了，给了文艺宣传队，用来排练舞蹈，各族人民的舞蹈，以宣传毛泽东思想。
我站到前排，站到前排昭示了我的重要性。
我进宣传队还不到两个月，跳的都是出大力流大汗的欢呼舞，也就是一大群人，拿着彩绸或者红花绿叶之类的，在铿锵的锣鼓声中跑上台去，狠命把四肢舞几下扭几下，把地板震得咚咚作响，尘土飞扬，然后就闪电般下来了那种角色。最像样的一个称得上舞蹈的叫《东风吹战鼓擂》，才刚开始排呢，甚至还没有正式登台过。队里比我跳得好的人一抓一大把，但现在我却站在前排，成了领舞。
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居然领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一段群舞。一群海南妇女，饱含深情地为红军战士编斗笠。我从没编过斗笠，我那时也不知道一顶边沿古怪地往下勾的大斗笠对穿行在海风椰雨中的娘子军战士有什么用处，当然更不知道海南岛在哪里。我十岁，长得黑瘦矮小，因为瘦因为小，就使得眼睛格外大而且亮，在窄窄的脸上很不协调地凸显在那里。我那时知道什么？我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游戏的玩法。一个铁罐搁在地上，一踢，飞得老远。围着铁罐的人像避瘟疫一样远远地狂逃而去，唯独一人，他是"鬼"，他则像抢宝贝似的奔过去，以最快的速度把铁罐捡起，跑到原地，把铁罐放好。
放好铁罐就意味着他有资格抓其他人了，其他人躲在隐密处，伺机跑出，谁脚先踩到铁罐谁就获胜，而谁被发现，"鬼"也只要一踩铁罐，就宣告胜利，由被发现的人接替他做"鬼"。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玩法呀，铁罐从被踢开到捡回到原处的紧张过程，躲在暗处探头探脑与"鬼"比眼力比奔跑速度的刺激场面，噢，我十岁时是多么迷恋这个有悬念有情节的游戏，铁罐在地上咚咚咚的滚动声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力。我是静不下来的，即使身体静了，脑子也不静，比如扑克牌我也很拿手，打争上游或者四十分。我不怕找不到对手，多得是，大人们忙着开会，学校也没作业，我们还能干什么？我很快乐。
来，你转到前面，转两圈，这么转，然后到这个位置，一个亮相。她说。
我转了两圈，步子慌慌的，有点不得要领。
她头一歪，笑了。她说，你能做好的，来，再来一次。
我又转了一次，还是趔趔趄趄。
她走过来，站在我原来的位置，原来在人群中的位置，把脖子一伸，腰一挺，手一抬，像只陀螺似的飞快转两圈，停在我身边。我闻到她身上的味道，很清香，是桅子花的味道。她的脸上还有汗，汗很细密地在额上排开，她热腾腾地闪烁光芒。
她说，就这样，来，你来一次。
我注意到她很喜欢用简短的句式，她喜欢用"来"这个字。我十岁了，十年来我第一次注意到别人的说话方式。
谁不是一遍又一遍地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呢？我是说1971年，当我十岁的时候。那一年的3月7日，大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才刚刚在全省隆重上演，它是新鲜的――这指剧情，它是绚丽多姿的――这指布景，它又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这指演员们的脚尖。那时我们的眼睛挺闲的，通常看不到多少好东西，所以不能不被迷住。
现在我必须提到我叔叔，我的叔叔陈白新，他是花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全公社的文教卫生工作，包括电影院。我叔叔他对电影工作是重视的，他不重视也不行，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块重要阵地，除了电影，晚上的大量时间，人民大众能做什么？看电影吧。
我进出电影院如同进出我叔叔家。从守门的，到放映员，到放映队的队长，电影院里的人都认得我。每天晚上天黑下来后，电影院的大门都关上，只留下一道小木门，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以上的人。有票吗？拿出来看看。没票？没票你走开！电影放映队是公社的人，公社的人表情声音都具有令人震慑的威严。只有我，这威严对我不起作用，他们也不对我威严。检票员看到黑鸦鸦的人群中钻出来一颗黑瘦小巧的脑袋，这个小脑袋上梳着一个稀疏的小辫子，辫子朝天翘起，像一根芦苇划过水面，越过人群游曳而来。这时候，他们总是很理所当然地扬扬手，甚至还笑一笑，就把我放进门内了。没有人对此异议，甚至那些挤在门口，不想花钱买票又很想进去消遣的人，他们都默默地看着我，眼睛睁得很大，让羡慕的表情赤裸裸地流露出来。我是陈白新的侄女，我来看电影，我每天晚上都来。
放正片之前，都要先放"新闻简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总是出现在我们的"新闻简报"中，每天出现，我每天见到他，对他熟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我真羡慕西哈努克亲王，他是外国人，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生活在中国，好像什么事也不要干，只要梳着很油光的头发，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带着很漂亮的夫人，这里走走，那里走走，每到一处都有很多人到街头迎接他，少先队员献花，脸蛋红红的妇女拿着汽球小红旗之类的东西蹦蹦跳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还有摆了很多桌子的大型欢迎宴会，灯光璀璨，场面热烈，党和国家领导人出来接见、握手、举杯。又有吃又有玩，西哈努克很高兴，他老是笑眯眯地把双掌握在一起，举到头顶，向欢呼的人们示意。这不奇怪，如果是我，我肯定比他还高兴，笑得嘴比他张得还大。
西哈努克之后，就是正片了。《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白毛女》这几个样板戏里的台词我基本上会背诵了，唱段也行，字字句句都哼得出来。我比较爱看《地雷战》、《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还有阿尔巴尼亚的《地下游击队》之类的战斗片，打来打去的，挺惊险。不过它们都不如《红色娘子军》吸引我，为什么？因为《红色娘子军》是新出来的，至少彩色也比其他彩得好看。
电影里那群编斗笠的海南妇女穿得多漂亮，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与本白拼接的短衣裳，领口还有浅褐色的小滚边，好看。我们每天只能穿军绿色或者深蓝色的旧衣服，宽宽的大大的，咣里咣当，而南霸天时的海南妇女衣服比我们穿得还好看。呐，嗦，咪呐咪哆嗦，呐嗦咪哆咪呐咪，哪哆哪呐嗦――多动听的音乐啊，这是四拍子的曲子，那群被南霸天压迫过的海南妇女，在每一个音节的强音与次强音中背对观众，一个接一个地举着斗笠，用脚尖踩着细碎步子上场了。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
万泉河水现在跟我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万泉河水清清地流，而我就在它旁边，踮着脚尖，蹦蹦跳跳，把编好的斗笠送给红军。
学校还买不起芭蕾舞鞋，她出了个主意，叫我们穿塑料鞋，那种男式的，浅咖啡色的，脚趾部分是密封的硬塑料鞋。把鞋带勒紧，将脚拇指夹紧，与其余四脚趾夹成小角度的人字形，然后脚弓一使劲，膝盖一用力，起来了。
一定会一鸣惊人的，一定会！她这么鼓动我们学校的老师。她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主动要求教这个舞，她说我会跳，我来教学生跳。
用脚尖跳舞，简直太新鲜了，只有电影里的喜儿、吴清华她们可以这样跳。我们老师马上就动心了。花岐公社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文艺汇演，这是花岐公社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各个中小学都必须拿出最精彩的节目。一台晚会演下来，就像一场展销会，就像一场惊心动魄的赛事，大家都憋着劲比来比去。
我成了领舞，这是件很重要的事。
电影里，这是段群舞，6个女人拿着斗笠整齐划一地跳来跳去，并没有谁领舞。但是，她却让我转两圈，转到前面，一个亮相，鹤立鸡群。
万泉河水，清又清。这实在是一曲优美的歌，几十年后它的旋律还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旋开来，散发着春天原野的甜蜜芬芳。而每一次，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所，听到它响起，我的十个脚趾头首先按捺不住地动起来，就像十个小矮人，脚趾头动得欢快活泼，永远都保持一种天真单纯的躁动不安。接下去，我甚至得有意识地把四肢控制住，比如把腿夹紧或者把双手交叉着握在一起，以免在某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我会突然不由自主地随着曲子，做出一个相应的动作，舞蹈动作。
她说，你把下巴抬起来，对，抬，抬起来。挺起胸，收紧腰，对，就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太好了！非常好！她快乐地笑起来，光洁的皮肤上有一层神秘的光泽涟漪似的四下散开。我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涟漪的波纹，它们一圈圈地荡漾着，越过我的头顶，向高高的屋檐深处飘去。
吕佳薇，她叫吕佳薇，还有比这更好听的名字吗？
还有比这更漂亮的女人吗？
吕佳薇说，来，你用心练练这个动作！你用心练，一定要练好！
当我长大之后，成熟之后，多动症已经是毫不新鲜的一个词了，但是当年，当我每天坐不稳，每天四肢都像上足马达的机器一样亢奋地挥来舞去的时候，却没有人提到这个词，没人想到这可能是一种病。我的母亲总是说，衣服又破了，鞋子又破了。我母亲伴着叹气和怒骂说出来的话，总在三餐时轰然响起，如雷贯耳。衣服是上树时刮破的，鞋子是奔跑时磨破的、踢破的。花峡镇的许多人一直到现在还对我上树的敏捷、下河的滑溜和奔跑的快速发出由衷的感叹，他们说简直像猴子一样！
而且我黑，太阳在我的皮肤上毫不客气地留下印迹，所以我更像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