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60年，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从唐朝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时期长期的藩镇割据和军事战乱局面，基本上恢复了唐以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新的统治秩序，吸取汉唐以来的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进行改革与调整，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亦得到大范围普及与提高。尤其是宋统治者在治国策略上采取的“文治”方针，使文化教育获得蓬勃发展，私学也迎着这一有利的契机逐渐兴盛，并达到繁荣。
（一）宋以前私学的发展
就私学概念而言，学术界目前还未有作出标准界定，但笔者倾向于王炳照前辈在《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一书中给出的私学定义：私学是指不由政府主持，不纳入国家学校制度之内，而由私人或私人集团（包括社会集团）来主持、经营、管理的教育形式或教育活动。
我国私学教育源远流长。春秋时期，王权衰颓，诸侯争雄，社会动荡不安，官学逐渐废弛，许多文化职官由于频繁战争而流散四方，凭借自己学识渊博，成为靠知识谋生的士人或私人教师，私学便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应运而生，从而打破了曾经“学在官府”的局面，呈现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的新景象。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孔子开创的私学，他独创的教学方法和意义深远的儒家学术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教育工作都具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孔子私学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扩大了教育对象；其二，孔子为儒家私学编写了被后世称为“六经”的教材；第三，孔子私学对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第四，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私学教育理念。战国时期，官学几乎毁坏殆尽，私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时的儒、墨、兵、名、法、道、阴阳等各学派都创办私学用以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各学派间还不断进行交流与辩论，私学汇聚的“稷下学宫”的出现就是当时私学空前发展的一个标志。可以说，私学基本上成为这一时期文化教育继承、发展、更新的主流，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秦统一后，学术思想依然是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推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造成极大障碍，百家争鸣的局面再度在统一的秦王朝出现，不仅会降低以法为尊的政府的威信，而且会使百姓的思想混乱，动摇帝国统治的基石，于是秦王朝在文化教育领域粗暴地实行专制主义政策，先后实行“挟书律”、“以法为教”、“禁私学”、“焚书坑儒”，私学教育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打击，这也是秦王朝迅速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此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以同秦始皇时代相比的大规模的禁私学运动。
秦亡汉兴，私学教育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两汉时期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文教政策，使私学出现了类似于百家争鸣时代的复兴景象。并且这一时期的私学都直接或间接为统治者所用，一些私学大师和受教于私学大师的弟子，几乎都被朝廷重用，其治学主张也被纳入政府的政策之中，为汉初的文化教育的振兴和国家安定做出了贡献。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正式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经学因此正式成为政府的学官。“博士之官，政府所由兴也。”【2】而儒学的私学化，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被视为汉代学校教育基本教材的儒家经籍几乎由私学大师所掌握，太学实际上是在私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二，汉代中央政府的官学——太学招生人数和范围十分有限，标准严格。太学招生明文规定：“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同时，汉代的地方官学中央政府还未顾及，地方官学的兴办主要取决于财政状况、师资条件以及地方官的积极性，且地方官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3】。由此可见，汉代官学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百姓普遍受教育的需要，故大量的教育活动是在私学中完成的。据《后汉书·儒林传论》记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痒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私学范围与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阶段。在这300多年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政局屡变，官学兴废无常，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的教育中心。这时候私学以其独有的灵活性负担起继承教育的社会责任，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使“学在四夷”的私学繁荣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从过程上来看，虽然西晋、北魏时期私学曾遭毁禁，但相对官学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是兴盛的。西晋泰始三年，晋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皇权的统治，下诏禁星气谶纬之学。【4】进而颁行《泰始律》，展开了以禁封天文、星气、谶、纬等藏书为核心的禁私学运动。这些禁令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私学教育形式的限制，并且对谶纬之学中的积极因素予以遏止，打击了私学的发展。但客观上也清理了私学传授内容中消极迂腐的成分，排除了传统儒学演变为庸俗的神学的可能性。此外，北魏太平真君年间也发生了禁私学的事件。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官学，统一思想，发动了秦始皇禁私学以来严厉程度仅有的禁私学运动，采用了“浮图形象及胡经，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的方式，将谶记、阴阳、图纬、方技等内容一并禁毁。但私学却屡禁不绝，北魏迁都洛阳以后，私学更加兴盛。《魏书·儒林传》记载：“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
尽管如此，与官学相比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学的发展是兴盛的，并成为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活跃的教育力量。动乱的三国时期，以太学为代表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几乎无法进行正常的教育活动，不能胜任培养人才的职责。同时“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5】。而古文经学正是私学的主流，这一时期许多躲避战乱的儒师名宦，均设学授徒，加之儒、佛、道、玄诸家思想并存，学术思想活跃，形成了私学繁荣的局面。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在于，这时兴盛的清谈风气与私人讲学相互结合，成为私学活动的重要内容。教学方式由入室弟子再递相宣授，教学内容的传授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除儒家经义之外，科学技艺的传授也很普遍。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学校教育制度在这时已趋于完备，官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主导，但私学能充分弥补官学的不足；特别是科举制度推行后，私学大都被其钳制，教学几乎都在为科举服务，这样私学对统治者的威胁降低了。政府出于推崇儒学和教化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办学采取支持的政策，使私学得以平稳发展，特别是唐代兼有修书与收徒授业功能“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私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为宋代私学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私学教育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它在经历了发端于春秋，繁荣于战国，受挫于秦代，复兴于汉代，勃起于魏晋，稳步于隋唐后，至宋代又得以蓬勃发展并达到鼎盛。
（二）宋代私学发展的经济文化基础
五代十国的战乱与藩镇割据使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也给人们造成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在农业方面，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耕作技术，扩大耕种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使农业经济取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带动下，手工业经济大幅度提高，其表现为手工业作坊规模扩大，行业分工更加细密，使手工业产品数量增多，品类更加丰富；同时，随着草市的勃兴和商业城镇的兴起，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日益商品化，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发展，商品经济获得空前繁荣。经济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也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特别是商品经济的繁荣环境为私学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商业平台，那些凭借自己学识广博，把知识作为商品，通过传授知识谋生的人越来越多，无形中推进了私学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提高。宋代的刻版印刷术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逐渐发展起来的。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宋代的刻书业极为繁盛，不仅以国子监刻印书籍机构为中心的政府各机关刊印书籍，许多有条件的士大夫之家也刻印书籍，并且随着商品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民间还出现了众多专门经营刻书和卖书的书坊和书肆。遍布全国的官私刻书机构的出现，尤其“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6】的伟大发明，使大批量的图书生产成为可能，人们有了更多获得书籍的机会，心中也燃起了获取书籍中知识的渴望，要求受教育的人数大为增加，这在官学不能大范围普及的状况下，为私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宋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学派竞争的时代。这是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我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时代。【7】在宋初的几十年里，就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学派以及这些学派之间的斗争，继而涌现出大批领军人才：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王安石、陆九渊、吕祖谦、朱熹、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且开创了不同的学派。其中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构造了理学的殿堂，至朱熹集大成；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大师陆九渊，开创了“心学”；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安石成为荆公新学学派的代表；吕祖谦开创了中原文献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开创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成为反理学的代表。这些学派相互继承与批判、论争与融合，深化学术讨论，丰富了古代教育思想，掀起了中国文化史的新高潮。学派的论争，推动了经学教育和经学研究的发展，一些学者突破汉学框框，大胆怀疑经传，不仅各自发挥义理，创立学派，而且广收门徒，有些名儒大师曾就读于私学，后又从事私学教育。可以说宋代“百家争鸣”的文化复兴景象与私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私学作为各派论争的重要基地，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研究、学术论辩的开展，对于传播和发展学术文化知识，促进宋代教育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学术论辩的开展，自由讲学的盛行，也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善直接推动了私学的发展
宋朝建立以后，在政权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需要大批的统治人才，尤其需要补充和重用大量的文职官员，宋统治者于是决定，完善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广开入仕之门，选拔有识之士充实各级政府机构，以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科举考试制度打破了士庶界线，创造公平竞争的平台，为地主阶级的下层乃至自耕农民、工商杂类提供进身之路，成为普通民众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两宋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写过许多劝学诗篇，鼓励人们读书应举，如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鈡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司马光的《劝学歌》：“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王安石的《劝学文》：“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窗前读古书，灯下寻书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这些诗篇都赤裸裸地将富贵利禄与读书学文视为一体，更加激发了普通百姓通过读书科考取得功名、摆脱贫苦生活的社会心理。宋人洪迈在《得意诗》和《失意诗》中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人们在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情况。《得意诗》云：“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而一旦科场失意，就会像《失意诗》中所说的那样：“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可见，科考的成败与否不但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还关乎家庭及家族的荣辱，已成为当时民众普遍的社会心理。
宋代在科举考试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本质性的进展。
首先是进一步提高科举在百姓心中地位。宋太宗起，朝廷特别重视高第。如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甲乙第一进士及九经，授做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亦从优授官。在高第就意味着高官厚禄的前提下，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可以说大大增强，科举就成为做官的正途，乃至原来对科举不屑一顾的官僚权贵子弟，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其次是放宽考生参试资格并扩大科举取士规模。“贡举重任，当务选擢寒俊。”据统计，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比晚唐入两《唐书》的官员中寒门比重增加了33%。同时，被世人熟知的如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出自寒门。“据统计，自隋至清，各代进士录取总数，以宋为最，达36131人，加上诸科等总数达11万多人。宋代开科期间每年平均录取进士115.07人，为唐代（26.01人）四倍以上，各科总录取人数为唐代的十倍左右。”【8】
第三是考试内容注重实用。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帖经、墨义、诗赋等传统科目，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既有需要死记硬背的考题又有大量需要理解和联系实际的内容。所以宋代通过调整考试内容，有利于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
第四，加强考试制度建设，严肃考风考纪。为防考试作弊，在考试管理上做出如下举措：首先，在考试人员管理上，力戒考试者与应试者的亲属关系。宋真宗曾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其次，阅卷环节，实行弥封、誊录，以防作弊。再次，在试题管理上，推行锁院制度以防考官泄题。
通过上述的调整改革，扩大了科举考试的影响和覆盖面，科举考试制度更加成熟健全，进一步加强了统治者对于科举考试的绝对控制和国家权力部门整体监控的程度，限制了权贵子弟徇私舞弊、朝中权臣把持科场的特权，庶族与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跨入仕途的数量日益增多，在统治阶层中逐步形成了一个庶族官僚集团，从而为宋代政治和文化教育的运行注入了强大的生机。
随着科举考试的深入人心，要求读书受教育的人数大量增加。虽然在三次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较之以往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讲，各地官学建立时间不一，规模各异，而且时兴时衰，所以可以进入官学受教的人数非常有限。在官学满足不了这一要求的状况下，大批士子奔走于私学学堂，使私学逐渐兴盛起来。求学者大多抱着要参加科考的目的而至，许多私学也是面对士子们求学受教、读书应举的需要而设置教授内容，如辛文悦“以五经教授”【9】；戚同文“隐居教授，学者不远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10】。可见，为考取功名而读书的社会心理直接影响着宋代教育的追求目标。私学教育面对的是普通民众，在人们都想通过科考改变命运的现状下，大量的私学教育要想确立自己的地位，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就不得不迎合科举考试的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影响，最终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和场所。但无论如何，科举制度直接推动了私学的发展与兴盛。
（四）宋初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是私学发展的政策保证
宋朝建立后，汲取晚唐五代两个世纪藩镇割据、权臣悍将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措施，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尤其是高度重视文治，宋太祖明确提出：“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推崇儒家的伦理纲常，尊孔崇儒是宋代文教政策的核心。宋代统治者认为：儒学是“人伦之大纲”，只有尊崇孔子，恢复儒学的至尊地位，才能真正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可见，把尊孔崇儒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把教育作为安邦治国的主要工具，就必然影响到教育的发展。一时间文风日起，社会各界学子读书热情高涨，要求受教育的人数大为增加，而官学教育难以满足需要私学去填充。于是，私人办学得到官方的支持与赞助。
首先，宋统治者在民间广泛选拔有才识有贤德的师儒授以官职。如石介做官之前是私塾先生，“躬耕徂徕山下……以《易》教授其徒，鲁人称徂徕先生”【11】。后考中进士，诏为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学者从之甚众。此外，程颐、孙复、范文正、富文忠等都是以此方式入仕的。宋统治者不但允许私学在民间自由发展，还常常聘请私学教育有成就的学者到各级官学任教，如张载“尝坐虎皮讲《易》京师，听从者甚众……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为横渠先生”【12】；文彦博任长安通判时，“闻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学宫，异其礼际，士子矜式焉”【13】；世称泰山先生的孙复，在四举进士不第后，退居泰山授徒讲学多年，从学者甚众；庆历中，“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迩英阁祗候说书”【14】。程颐做官之前在洛阳聚徒讲学，从学者不绝于馆，私学教育颇有成就。哲宗时，司马光、吕公著极力推荐程颐，“共疏其行义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15】。
其次，注意吸取和推广私学教育的先进经验，运用于官学教育之中。例如，胡瑗是宋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他早年在泰山隐居读书，苦读十年后回到家乡，在苏州创办私学，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胡瑗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学经验，通过范仲淹和滕宗谅的推荐，他先后被朝廷聘请为苏、湖州学教授。胡瑗在苏、湖二州州学任教的过程中，努力总结此前的教学经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人们称之为“苏湖教法”。他把这套独创的教法应用于州学中，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取得了颇好的成效。由于胡瑗在苏湖教学中成绩卓著，庆历四年，仁宗皇帝下诏，派员考察苏湖两州州学，并决定将“苏湖教法”应用于太学。这样一来，“苏湖教法”通过太学的采用以及各地州学的纷纷效仿，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与肯定，为宋代学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私学教育能够在宋代如此兴盛的发展，是与宋政府给予的政策鼓励和资助分不开的。宋统治者对私人办学采取开明态度，积极营造宽松的文化气氛和学术环境，上至官员，下至贫民，皆可授徒讲学。官学教师在其正常的教学工作之外，也可招收学生传授经学。民间师儒可以收徒讲学。根据《宋史·王昭素传》记载：王昭素，“开封酸枣人，少笃学不仕，有志行，为乡里所称，常聚徒教授以自给。李穆与第肃及李恽皆尝师事焉。乡人争讼不诣官府，多就昭素决之”【16】。政府还参与部分私学管理并资助部分私学，以此控制私学的规模和发展方向。对颇具规模的书院多次赐书、赐匾，鼓励和支持其发展。如景祐二年（1035年），根据集贤校理刘沆的建议，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白鹿洞书院九经；咸平四年（1001年）赐岳麓书院诸经“义疏”和“释文”、《史记》、《玉篇》、《唐韵》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因旧名赐额；天圣二年（1024年）赐茅山书院学田三顷，以充资费。政府的这些举措，提高了书院的知名度，刺激了众多书院的纷纷建立，从而促进了私学教育的发展。
注释：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89页。
【2】[汉]王充：《论衡·别通》。
【3】毛礼锐：《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4】《晋书·世祖武帝纪》。
【5】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
【6】[宋]沈括：《梦溪笔谈》，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7】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页。
【8】周宝砚：《试析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主要特点》，http：//www.fwsir.com/wenshi/HT-ML/wenshi_20121202142029_201698.html。
【9】《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
【11】[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
【12】《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中华书局1978年版。
【14】《宋史》卷四三二《儒林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5】《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宋史·儒林一》卷四三一《列传第190》，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