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综述
一、国外心理治疗话语研究现代西方心理咨询萌芽于17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及20世纪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和学校指导运动。早期的心理咨询研究着眼于咨询的理论与模式。30年代Williams创立了第一个心理咨询理论，即“以来访者为中心”的理论，而40年代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的《咨询与心理治疗》所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咨询模式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此之后，其他咨询理论也陆续问世。
随着心理咨询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发展乃至职业化，心理咨询的语言也逐渐引起临床工作者和其他各个领域（社会学、语言学等）的研究者的重视并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且被确立为一个大的研究领域。自此，国外对心理咨询语言的研究涌现了较多的成果，仅论著就有几百部，论文则不计其数。这些成果根据研究的角度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心理学角度的研究，社会学角度的研究和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
早期对心理咨询话语的研究主要是从心理学角度对心理咨询的会话技术和策略进行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以及临床心理咨询人员。
最早对心理咨询会话技术进行研究的是“来访者中心治疗”理论的创立者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942）。在以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理论的指导下，罗杰斯最早提出了情感回应（reflecting feelings）、核查理解（checking understanding）、营造相互适应的氛围（providing orientation）、明确表达关注（affirming attention）、复述（restating）、显示对来访者未明说的情感的理解（acknowledging client's unstated feelings）、解释（interpreting）、消除疑虑（providing reassurance）、自我暴露（self-disclosing）、直接提问（direct questioning）、正视问题（confronting），以及保持沉默（maintaining silence）和打破沉默（breaking silence）等会话技术。
自罗杰斯之后，对心理咨询会话技术的研究一直受到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临床心理咨询人员的重视。
Havens（1986）在其专著《接触：心理治疗中语言的使用》中从存在主义和人际交往的视角讨论了心理治疗中遣词用字的技巧和策略，并对具体的说话方式以及这些说话方式对治疗过程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把心理治疗的陈述语句大体上分为三个类别：共情性语言、交际性语言和行动性语言。他强调，为达到治疗的目的，治疗师要使用合适的语言（appropriate language），确切说就是何时问、何时指导、何时共情等会话技巧。
Shea（1988）把精神分析会谈视为“理解的艺术”（the art of understanding）。通过对会谈的动态结构进行分析，Shea指出了会谈的五个阶段：介绍、开始、主体、结束和终止，同时提出了治疗师在每个阶段应该采取的会话技巧和策略。在介绍阶段，治疗师应该降低来访者的焦虑，使之参与到会谈中来，具体涉及治疗师应该如何称呼对方以表示尊重和营造谈话的氛围等。在开始阶段，治疗师应该表示倾听、建立和谐的关系、促使对方开始讲述自己的问题等。对治疗师的具体建议有：运用大量的开放性问话以及温和的请求；避免药物、酗酒、性或其他敏感话题；选择来访者持有强烈看法的话题；避免使用摇摆性问题，尽量使用温和的请求指导来访者进行回答；问下一个问题前避免长时间的停顿等。在主体阶段，治疗师应该围绕以下方面展开会谈：病史，诊断性区域，来访者的视角，正式心理状态检查，社会历史，家庭历史，自杀的潜在性，发展史和心理基因史，医疗史。在结束阶段，治疗师可以通过询问来访者的感受以及元交际行为等来进一步巩固来访者继续治疗的愿望。在终止阶段，治疗师要明确表达终止性的话语和手势等。Shea认为，对会谈结构的揭示有助于治疗师很好地利用会谈不同阶段的自然过渡为治疗目的服务。
Fitzgerald（1992）分析了针对不同类型的来访者（个人、夫妇、家庭等）的谈话技巧，其中包括如何对个人、夫妇、家庭做出深入的评价，如何制定全面的治疗策略，如何做出动态的诊断，如何将治疗计划执行到底等。在研究中Fitzgerald提供了很多有关他如何操作的具体案例以及为达到治疗目的所使用的确切的语言。
Wachtel（1993）对心理治疗的话语技术的讨论侧重于如何从理解来访者到如何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Wachtel详细研究了治疗师所能说的话以及这些话对治疗过程的影响。治疗师的话语既要有治疗性，又不能伤害来访者的自尊或引起来访者不必要的痛苦和阻抗。治疗师想要表达的每一条公开的信息，以及治疗师对来访者的经验或动态性（即焦点信息）的每一次具体理解和交流，都带有第二种信息，即元信息（meta-message）。元信息表达了对焦点信息所包含的内容的一种态度。效率高的心理治疗师对来访者做出评论时，评论所包含的元信息和治疗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Wachtel非常关注治疗师的信息的含义，比如该信息促使来访者对治疗师做出怎样的评价，表达了治疗师对来访者怎样的看法，是否诱发了合作或阻抗，是否提高了来访者的自尊心，是否导致了冲突的解决、恐惧的减少或者技能的提高等等。
Murphy & Dillon（2003）对会谈不同阶段的会话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这些会话技术主要包括如何开始，如何关注和倾听，如何支持和共情，如何探索和详述，如何改变来访者的行为，如何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如何结束和过渡等等。更为具体的会话技术还包括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焦点关注、共情、问话、沉默、情感反映、评价等等。
Seligman（2004）对会谈技术的讨论主要包括：如何构建有帮助性的问话（如开放性问话、封闭性问话、暗示性问话等），如何引出、关注、回应、评价和改变情感（如积极参与、追踪、鼓励、总结等），如何辨别、评价以及修正思想，如何辨别、评价和改变行为等等。
此外，对会谈技术的研究还包括Ivey等（2004），Fredman（2004）等等。Ivey等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意向性会谈的种种技巧，如询问的技巧、关注的技巧、积极倾听的技巧（如鼓励、释义和总结）、情感反应技巧等。Fredman则分析了情感性语言的重要性。他指出，注重对方的情感语言规律可以避免强迫、损害、孤立或给双方的谈话造成僵局。
（二）社会学角度的研究
心理治疗双方的社会文化特征，如性别、年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文化、权力等因素与心理治疗话语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考察心理治疗双方的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对治疗关系和治疗效果的影响。
Burman（1995：469-489）对以女性主义疗法为取向的心理治疗话语中的主体性和权力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权力问题与心理治疗模式和心理治疗过程是不可分割的。具体的模式意味着治疗师和来访者的不同权力地位。权力不是简单地移植到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或者从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消除，而是渗入心理治疗的工作和含义之中。治疗师主张权力的方式——对解释性的术语进行定义，或者摆出更有知识的姿态——不应该理解为与治疗过程的偏离，不是表明会谈的女性主义特征，而是表明了权力是心理治疗的不可避免的特征（这一点与其他的互动相同），只是女性主义疗法使权力问题更加显现出来。权力不是单一的，尽管治疗师拥有更多的知识，但是来访者的知识也得到了认可。也就是说，来访者可以接受、阻抗或者开启新的解释。Burman认为，会谈中话语的派生性本质表明没有具体的女性主义的心理治疗话语。谈话吸取了广泛的资源，但是是根据女性主义的信念或看法建构的。话语地位和策略对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有重大影响。
Stratford（1998：383-394）分别选取了两名男性和两名女性治疗师以及17名不同的男性和女性来访者为研究对象，目的是研究男性及女性治疗师是否通过他们所使用的言语行为中的语言向来访者施加权力。所有四位治疗师都是具有家庭疗法背景的治疗师。其研究结果显示，两位男性治疗师使用打断的频率比两位女性治疗师高出三倍之多，而且男性治疗师打断女性来访者的次数至少是其打断男性来访者次数的三倍。相比较而言，女性治疗师对男性和女性来访者的打断次数基本相当。打断意味着实施会话的权力和控制。影响治疗师话语打断的因素包括：治疗师作为改变主体的角色，其理论倾向、治疗关系、来访者问题的本质、前几次会谈中与来访者的会话互动模式等。此外，治疗师对性别和语言的看法和想法、性别定势等都是造成他们打断男女来访者的主客观因素。总体上而言，女性来访者被打断的次数多于男性来访者。这种打断不是由治疗师自身的性别所决定的，更多是因为治疗师的角色和地位。
在Guilfoyle（2002：83-97）的研究中，一直强调心理治疗话语中权力的存在。他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考虑心理治疗中的权力：话语（所说或所做）和物质性（materiality）（使一定谈话和行为成为可能的地理空间）。如果缺乏对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性的了解，就不可能了解心理治疗中的权力关系。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同时运用知识和权力对来访者开展治疗工作，因此治疗被视为权力/知识网络。Guilfoyle对“以对话为导向的”（dialogue-oriented）、“不知的”（not-knowing）心理治疗模式中的对话与权力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对话性的治疗中，公开的权力的行使威胁到互动的对话性地位，因此治疗师通过“不知”的做法来延缓或拒绝权力。Guilfoyle通过个案分析指出，正是权力的存在透露了对话性治疗的典型特征：不知（not-knowing）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不知”的治疗师抑制自己的“声音”以维持治疗的对话性（dialogicity），因此需要做特别的说话准备以便把治疗师的“不知”传递给来访者。没有这些说话准备，心理治疗会走向独白。治疗师的机构和社会文化背景使其获得了强势的说话地位，这种话语权力渗透到了治疗关系之中，对治疗中的这种权力的拒绝只是掩盖了这种权力，治疗师对权力的掩盖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权力是所有治疗享有的“共同因素”（common factor），理解心理治疗的过程时我们需要考虑作为权力的“继承者”的地位。因此，对心理治疗中的对话的“再理论化”（retheorization）需要把对权力的考虑纳入其中，而不是排除在外。
以电台心理咨询话语为研究对象，Hodges（2002：455-479）运用福柯式的后现代方法论研究了心理治疗实践中的权力运作情况。通过心理治疗问题化（therapeutic problematization），来电者的烦恼被重建，关注的核心得以转向来访者与自身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转向），尤其是提供了来访者可以调节自身行为并使其将来可能的行为正常化的方式，促使来访者对自身同时作为治疗对象和负责任的主体做出解释。于是，通过产生带有责任的人，权力与心理治疗实践发生了联系。
Murphy，Cheng和Werner-Wilson（2006：475—484）研究了不同理论取向（合作心理治疗、女性主义疗法、结构主义疗法、叙事疗法和米兰家庭疗法）的六位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通过交际控制对权力的使用。所有的治疗师，无论他们对权力的立场如何，在首次治疗会谈中都会利用治疗师的角色对来访者施加权力。而且，治疗师所实施的交际控制的数量和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理论取向是一致的。比如合作疗法和叙事疗法取向的治疗师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在会谈中使用的会话控制的数量少于结构主义和家庭疗法取向的治疗师。
Sutherland（2007：193—209）认为心理治疗的“话语学转向”使治疗关系获得了应有的重要性。通过对比三种家庭治疗模式（叙事疗法、焦点解决疗法和合作疗法）下治疗师的权力态度和社会文化背景，Sutherland指出，有的话语学治疗师采取了非专家的帮助者以及情感反应的倾听者的立场，有的则承认与来访者相关的不可避免的专家地位以及在治疗过程中成为积极指导者的责任。治疗师通常喜欢在治疗过程中与来访者进入某种概念性框架。在话语性治疗中，这些框架是关于可能发生的对话的想法，而不是强加给来访者的思想、需求和行为。尽管对心理治疗中构成良好互动的成分持有异议，但很多话语学实践者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使来访者成为“积极的调解人、协商者以及自身生活的代表”。
（三）语言学角度的研究
语言学角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普通语言学、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理论对心理咨询会谈中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话语活动进行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综合性研究、言语反应模式的研究、问答研究、解述的研究、打断研究、话语风格的研究等。
1.综合性研究
综合性研究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综合性理论与实践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其内容相对比较丰富，主题比较广泛。主要包括Pittenger等（1961）最早对话语行为的微观研究，以及后来Labov和Fanshel（1977）、Russell（1987）、Gale（1991）、Ferrara（1994）、Per？kyl？（1995）、Per？kyl？、Antaki和Leudar（2008）、Pain（2009）等开展的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研究。其中除了Russell（1987）和Per？kyl？、Antaki & Leudar（2008）所著为论文集之外，其他均为专著。
Pittenger等在其著作《最初的5分钟》中，最早对心理咨询话语进行微观分析与实证研究。通过对心理治疗会谈最初5分钟的录音材料的仔细分析，Pittenger等指出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并描述心理治疗会谈中发生的一切”（Pittenger，et al.，1961：4）。他们认为，要求参与者在会谈之后对会谈进行描述是一种不尽如人意的观察方式，因为参与者的叙述可能是选择性的，而且是对实际会谈的推断，而不是直接的描述。Pittenger等表示，“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些推断所依据的行为的本质……我们想了解这些内容，部分是因为基本的科研兴趣，部分是因为这种知识在培训新的治疗师时显得尤为重要”。（Pittenger，et al.，1961：5）。在研究中，Pittenger等对话语进行了逐个仔细描述。在找出话语的隐含意义时，他们尤其注重词汇选择和音律特征（语调、音高、语速等）。此外，他们在研究中总结了人际交往的九个普遍性原则：内在参照（immanent reference），文化决定论（cultural determinism），交际模式重现（recurrence of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对照与合理选择的工作原理（contrast and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alternatives），信号与噪音的相对性（relativity of signal and noise），打包性强化（reinforcement：packaging），调整（adjustment），互动优先（The priority of interaction），以及显微镜危险（The dangers of microscopy）。
Labov和Fanshel在其1977年的专著《治疗话语：作为会话的心理治疗》中，首次从语用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对心理治疗话语进行研究，此前人们虽然公认会谈（interview）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会话活动，它既是一种诊断方式，也是一种治疗手段（simultaneously a diagnostic device and the method of therapy）（MacKinnon & Michels，1971），但是很多人认为会谈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是一门可以习得而不是可以教会的技巧。与当时很多研究者的看法不同，Labov和Fanshel（1977）认为，“如果不重视治疗性会谈中具体的言语行为和语言的具体使用，心理治疗实践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技能”。在本书中，Labov和Fanshel第一次运用他们称为“综合话语分析”（comprehensive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对一次心理治疗会谈最初15分钟的真实语料进行了微观分析。Labov & Fanshel（1977：37）认为，会话“是一个由话语（utterances）、命题（propositions）和行为（actions）构成的复杂的矩阵（matrix）。这一矩阵表明了两种类型的关系：由解释和生产规则来联结的表层话语和深层行为之间的纵向关系以及由序列规则来联结的行为和话语之间的横向序列关系。”他们试图把话语的所有层面，从韵律特征到言语行为再到话语序列，统统纳入综合话语分析的范围之中，其中的核心部分是言语行为，尤其是四种基本的行为——元行为（开始、继续和结束行为）、表征、请求和质疑（Labov & Fanshel，1977：60-65）。综合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扩展（expansion）。通过扩展，“把一切有助于理解当前话语的生产、解释以及序列等方面的信息集中起来”（Labov & Fanshel 1977：49）。对当前话语进行扩展时，Labov和Fanshel还利用他们对会谈的其他部分的了解、对其他会谈的了解以及治疗师的“内幕”知识来提供有关会话参与者的共识（shared knowledge）的具体信息。Labov和Fanshel使用扩展来确定命题。命题代表会话交际的认知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被定义为“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或者“真正被谈论的内容”（Labov & Fanshel，1977：52）。Labov和Fanshel的研究对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根据事态和会话参与者对事件所拥有的知识，Labov和Fanshel区分了话语事件中的A-事件、B-事件、AB-事件以及D事件，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类别是A-事件和B-事件。A-事件是仅为A所知，而B不一定知道的事件。因此，说话人A“对这些事件享有特权，可以作为专家来应对这些事件，而且丝毫不担心遭到反驳”（Labov & Fanshel 1977：62）。B-事件是对他人经历的描述，因此说话者基本上没有知情权。此外，Labov和Fanshel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话语规则（discourse rules），如确认（confirmation）、请求（request）、质疑（challenge）、连贯（coherence）等。
Labov和Fanshel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研究内容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继Labov和Fanshel之后，更多的研究者运用真实语料从语用学和话语分析视角对咨询话语进行研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著作问世。在Russell（1987）编著的《心理治疗中的语言：发现的策略》一书中，Pea和Russell（1987：303-338）进一步探讨了Labov和Fanshel所开创的心理治疗会谈的“综合话语分析”的民族志学背景，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诠释学和言语行为理论。他们进一步强调了对心理治疗语言进行微观分析的重要性，并对“综合话语分析”的一系列实际操作步骤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数据收集（data collection）；转写（transcription）；定义情景（defining the situation）；确定话语范围（identifying fields of discourse）；确定谈话片段（identifying episodes）；对副语言特征的转写和解释（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paralinguistic cues）；副语言特征的分类和转写的格式（types of cues and format of transcription）；副语言特征的意义的术语表达（terms for the meaning of cues）、扩展（“所说的”）（expansion）（“what is said”）；会话过程中言语行为、互动分析（interactional analysis）和行为序列整合的话语规则；话语生产和解释规则（rules of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Pea和Russell指出，“综合话语分析”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心理治疗中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尤其是其中连贯性的序列结构。在该书中， Russell（1987：341-351）指出了心理治疗话语研究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根据语言变量来选择治疗过程的终点或目标以检测来访者的语言和副语言的变化；对心理治疗语言采取辨别抽样法（discriminative sampling）以确认变化期内具有疗效的语言或与语言相关的过程；使用描述性数据以提供心理治疗中具体话语行为出现的频率和比较不同类型的治疗、治疗师或来访者；建构交际单位以确定说话者之间的联系；对心理治疗话语中不同大小的语言单位进行研究，以及对心理治疗语言的理论研究等等。
Patton & Meara（1987：273-301）对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双方的互动模式进行了定性研究。他们认为，对自然语言使用的三个维度，即命名性（naming）、关系性（relating）和解述性（formulating）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心理治疗的过程，从而对心理治疗会话的特征达成共识，其中包括：会话参与者使用相同频率的语法结构的趋向性和追踪性；治疗师和来访者对相同话题进行讨论的偏好；一个参与者的评论出现在另一参与者的评论之后的可能性；其中一个或两个参与者认为对他们的谈话进行评论或谈论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对会话的评论本身就是为了试图弥补双方谈话的不确定性或者改变双方谈话的意思，即为了达成共识。根据Patton & Meara提出的以自然语言为媒介的咨询双方的互动模式，伴随着咨询双方达成共识，互动关系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出现在每个参与者用来解释语言的知识之中，或者出现在表示信息的名称、关系以及解述之中。
Gale（1991）对一次45分钟的家庭治疗会谈进行了会话分析研究。该研究考察了心理治疗中会话变化发生的过程，对O'Hanlon（作为治疗师）所追求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solution-oriented）的9种方式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通过多个话轮寻求回应”、“使自己的谈话与来访者夫妇中的某一位的谈话重叠以获取话轮”、“澄清含糊的指称”、“解述”、“提供试探性解读”、“对自己的断言进行不断修正直至获得想要的答案”、“忽略对自己的断言的误解或拒绝而继续自己的谈话，似乎自己的断言被接受了一样”、“提问或提出可能的问题然后自己作答（而不是让来访者夫妇作答）”、“运用幽默将话题转移到自己所追求的话题上”等等。这些干预方式主要用来诱发来访者的具体行为，即“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回应。Gale的分析有助于理解治疗师和来访者夫妇之间的互动模式。
Ferrara（1994）对来访者和治疗师在多次个体治疗会谈中的语言使用进行了会话分析研究。该研究主要考察心理治疗中的言语事件和言语行为等，具体分析了5种话语策略：对个人经历的复述（retelling）、梦的讲述与解释、重复的运用、隐喻的运用，以及叠接句的运用等。Ferrara的研究表明：语言是互动性的，话语是相互建构的（Ferrara，1994：6）。
Per？kyl？（1995）以艾滋病咨询话语为研究对象，对艾滋病咨询中话轮转换不对称的现象进行了会话分析研究。Per？kyl？指出，“咨询师主要通过两种类型的话轮来完成咨询的任务：一是问话，二是告知性与建议性陈述。因此，在咨询会谈中，来访者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回答咨询师的问题或者在倾听咨询师的建议和信息”（Per？kyl？，1995：37-38）。Per？kyl？进一步指出，艾滋病咨询中互动不对称的现象不同于其他的机构场合，如新闻采访或法庭盘问等。在艾滋病咨询中，这种不对称现象与机构性环境和机构性角色下的任务相关。治疗师的任务是探索来访者的情感、信念和感受，并给他们提供建议和信息，而实施这些任务主要是通过反复提问和提供陈述来完成。同时，心理咨询中的种种活动，即探索来访者的情感、信念和感受，并给他们提供建议和信息等也明显地预设了来访者的被动和回应的地位。Per？kyl？还分析了艾滋病咨询中的几种重要的问话技术，如循环问话（circular questions）、假设问话（hypothetical questions）等。Per？kyl？把艾滋病咨询中的话轮转换结构描述成“准谈话性的”。也就是说，不同于其他的正式机构性场合如法庭和新闻采访，心理治疗中的话轮转换不是事先规定的，或受控制和约束的，而是受局部控制的、轮换的。
Per？kyl？、Antaki和Leudar（2008）等编著的《会话分析和心理治疗》一书较为全面地收集了近年来对心理治疗话语的会话分析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Antaki对心理治疗中解述话语的研究，Viaro针对来访者对治疗师的再解释的回应的研究，Rae对心理治疗中词汇替代的研究，MacMartin对叙事治疗和焦点解决治疗中来访者对治疗师的乐观问话的阻抗研究，Per？kyl？对精神分析中的解释、情感和主体间性的研究，Halonen对团体治疗中人称指示作为经历建构的手段的研究，Streeck对治疗师眼中的会话分析的研究等等。
Pain（2009）在其著作《不仅仅是谈话：会话分析——哈维·萨克斯对心理治疗的贡献》中，运用会话分析的理论分析了治疗师在心理治疗的三个不同阶段（即“让来访者讲话”、“问题讲述”以及“确认来访者的问题”）与来访者进行会话交际时所运用的话语策略。这些策略包括如何鼓励来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如何给予恰当的回应和反馈以促进来访者的故事讲述，如何确认指向来访者潜在问题的线索，以及如何最终确认来访者的问题等等，其中还涉及一些具体策略如问话、自我揭示、鼓励语、物态变化语、总结、解述、解释、共同详述等等。此外，Pain还指出了这些话语策略在日常会话中的适用性。
2.言语反应模式的研究
言语反应模式的研究者主要是Stiles。Stiles（1987：131-170；1992）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口语反应模式”（verbal response mode，简称VRM）。根据言语行为所涉及的经历的来源（source of experience）、实施言语行为时对经历所做的推断（presumption about experience）以及言语行为的参考框架（frame of reference），口语反应模式区分了8种类型的话语：反映（reflection）、认可（acknowledgement）、确认（confirmation）、启发（edification）、解释（interpretation）、问话（question）、建议（advisement）、揭示（disclosure）。Stiles对心理治疗话语的定量研究表明，不同理论倾向的心理治疗师在进行言语上的干预时使用口语反应模式的意旨（intent）有显著差异。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师使用最多的是情感反映和认可意旨，格式塔派的治疗师使用最多的是建议、解释、问话和揭示意旨等等（Stiles，1992：47）。诚然，不同学派的治疗师在使用口语反应模式的意旨方面有显著不同，但是同一理论背景下的治疗师在使用口语反应模式的形式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同的治疗理论主要体现在口语反应模式的意旨层面，治疗师可以策略性地使用不同的形式来改变或弱化某些冒昧的干预，同时也体现了治疗师使用语言的习惯。和治疗师的口语反应模式的多样性相比，来访者倾向于使用较为相似的口语反应模式，并不受治疗师的治疗理论背景的影响。来访者使用最多的口语反应模式是揭示（Stiles，1992：49-50）。
3.问答研究
问答是心理治疗会谈中的主要互动形式，其研究具体包括对问话的研究，对答话的研究，以及对问答互动结构的研究。
早期的问话研究侧重于对心理治疗问话频率的研究（Snyder，1983；Baldwin，1987；Neimeyer，1988等）以及对心理治疗问话的各种分类研究（Fleuridas，Nelson，& Rosenthal，1986；Penn，1982，1985；Tomm，1985，1987，1989；White，1986等）。研究者们对不同类型的问话冠以诸如“循环问话”、“假设性问话”、“干预性问话”、“外化问话”、“将来假设问话”、“奇迹问话”等名称。他们提出的问话的功能类型有“释放信息”、“请求责任”、“建构主导性故事”、“重构信息”等等。
早期研究中对心理治疗问话的定量分析以Winefield等的研究为代表。Winefield等（1989：77-86）选取了90场会谈以及10场会谈的首期、中期和后期的语料，对心理治疗话语中的附加问话及其权力进行了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通过对比早期和后期会谈中附加问话的数量、类型、后续话语以及命题内容，Winefield等有了以下的研究发现：来访者后期的附加问话的数量远远高于其早期的附加问话的数量；来访者早期的附加问话以降调为主，后期的附加问话以升调为主；早期的附加问话之后通常是另一个说话者开始讲话，后期的附加问话之后说话者通常继续讲话；来访者早期的附加问话的命题内容主要是关于事实的陈述，后期主要是关于自我理解和解释。随着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自信心的增长以及心理调整能力的提高，来访者的附加问话的数量就会增多。后期会谈中来访者的附加问话不是为了让出话轮让治疗师控制谈话，而是为了确认治疗师对她的看法的回应，这些看法清楚地表达了她重新获得的自信。也就是说，治疗师的赞同被来访者所预设；来访者不是寻求确认，而是与理解她的治疗师分享自己的看法。因此，附加问话的使用显示了来访者自信心的增长和权力的增强。
近年来对问答的研究以McGee等（2005）、MacMartin（2008）、Muntigle & Zabala（2008）Tracy和Robles（2009）、Bartesaghi（2009）等为代表。
McGee等（2005：371-384）以相邻对（adjacency pairs）、预设（presupposition）、跨联推理（bridging inferences）以及共识（common ground）作为理论原则，研究了问话作为治疗性干预的互动模式。该模式反映了心理治疗中的问话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且该模式是动态的，是以对治疗师和来访者之间的交际的微观分析为基础的。该互动模式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心理治疗中所有的问话都需要答话。治疗师的问话有助于引出来访者的答话并把话轮返还给治疗师以便开始下一个问话。也就是说，每一个问答序列都倾向于把主动权交回给治疗师。由于问话需要答话，因此问话有助于打断并重新调整不利于治疗的对话。第二，答话人必须理解问话的内容。也是就是说，答话人必须利用跨联推理和隐含的共识将问话语境化。第三，问话限制并引导答话人讲述自己特定方面的经历。也就是说，问话一方面开启了不同答话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限制了可能的答话。第四，为了做出回答，答话人必须做大量的总结工作。也就是说，答话人必须总结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知识，并当场得出结论或形成观点。第五，在构建答话时，答话人通常不对问话中嵌入的预设做出评价。第六，嵌入的预设具有可塑性，可以被更改。一旦答话人质疑问话嵌入的预设，问话人可以澄清的方式予以改变。第七，一旦答话人做出回应，回答行为本身就隐含地接受了嵌入的预设为共识。第八，答话为来访者拥有，而不是治疗师。因此，来访者密切地参与到了共同构建新的共识之中。第九，一旦问话被回答，主动权返回到问话人，也就是治疗师的手中。基本的话语序列为三步结构：问话—答话—后续。第十，随着会话的快速推移，很难返回到早期嵌入的预设。McGee等认为，在由治疗师启动的治疗过程中，对问答进行微观分析有助于治疗师了解问话对心理治疗会话交际的影响，因为在心理治疗中，所有的问话都是建设性的，问话是心理治疗中的强有力的语言工具。
MacMartin（2008：80-99）以50多场心理治疗会谈的语料为基础研究了叙事治疗和焦点解决疗法中来访者对乐观性问话的阻抗问题。乐观性问话的命题内容涉及来访者过去、现在或者将来的经历或特征，期望来访者对自身的主体性、能力、适应力、成就等予以肯定。MacMartin的研究表明，来访者对乐观预设的阻抗性回应有两大类型：似答型（answer-like）和非答型（nonanswer）。似答型回应有三个次类：乐观性降级回应语；重新聚焦回应语；玩笑或者讽刺回应语。非答型回应主要是指来访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回应。此外，MacMartin还分析了治疗师应对来访者的阻抗的策略，其中包括：用不太可能引发阻抗性回应的乐观性问话代替另外的乐观性问话；用更乐观的话语重构或者取代来访者先前的阻抗性回应中的话语；对乐观问话中的语词或韵律进行调整，重新提出或者再次利用乐观性问话，促使来访者做出支持性的回应。其中，最后一种策略在语料中最为常见。
Muntigle和Zabala（2008：187-226）分析了夫妻治疗中的问答序列，重点研究了来访者的可扩展性回应（expandable response）。可扩展性回应是指回应没能解决治疗师所提出的与当前的互动任务相关的问话。根据自我启动、他人启动、自我扩展和他人扩展之间的区别，Muntigle和Zabala区别了扩展的四种方式：自我（来访者）启动—自我扩展；他人（治疗师/配偶）启动—自我扩展；自我启动—他人扩展；他人启动—他人扩展。Muntigle和Zabala指出，扩展是受局部和互动控制的会话活动，是由所有会话参与者主导的，需要调动广泛的会话资源。大多数心理治疗的重要目的是让来访者进行详细的讲述。在心理治疗话语中，让来访者进行详细的讲述不必通过治疗师的干预（也就是通过他人启动）来完成，自我启动—自我扩展亦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引出来访者的更多谈话的方式，尤其是当治疗师的目的是让来访者构建个人经历的重要意义时。
Tracy和Robles（2009：131-152）对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七种机构性场合中的问话和提问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问话和提问是构建和反映机构性世界的方式。在心理治疗中，问话被认为是基本的互动工具。心理治疗会谈中的问话与个人生活中出现的麻烦相关，问话通常让答话人可以进行较长的叙述。而且，心理治疗中的问话比其他医学领域的问话更为间接，问话表现为“让来访者讲话”而不是“获得事实”的方式。治疗师尽量从一种“不知”的立场问话，试图把来访者当作了解自身情况的专家。尽管如此，治疗性谈话中的角色很难消除它们自身的机构性特征，治疗话语终究显示了治疗角色的不平等性，比如有的治疗师在问话的时候总是采取一种权威的口吻等等。
Bartesaghi（2009：153-177）的研究指出，对心理治疗中的提问的会话分析研究有助于解释会话实践与机构性目的之间的交际纽带。作为会话实践的提问带有机构性目的，该目的是以治疗师为导向的，是由治疗师设想的。心理治疗会谈中的提问主要实现三个方面的治疗性目的，而且这三个方面互相关联。第一，参与，也就是人际策略。第二，界定适当的治疗性问题。第三，用机构性术语进行确认。
4.解述的研究
解述是治疗师用于完成治疗任务的重要互动资源，是说话者得以对先前谈话进行回顾的反身性手段。通过解述，说话者可以有选择性的保留、删除或者改变先前谈话的某些方面（Heritage & Watson，1979）。治疗师对解述的运用一直是话语分析和心理治疗研究的重点所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有Davis（1986）、Hak & de Boer（1996）、Drew（2003）、Antaki et al.（2004，2005a，2007）、Hutchby（2005）、Antaki（2008）以及Pain（2009）等。
Davis（1986）是最早针对心理治疗会谈中的“解述”进行具体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明晰了这样一种观点：“解述”是治疗师运用心理治疗的语言对来访者的问题进行重述/诠释（recasting）、继而提出心理治疗议程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治疗师对来访者谈话的“原材料”进行改变并使这种改变为来访者所接受。基于这种改变，Davis称“解述”（formulation）为“再述”（reformulation）。Davis认为，来访者最初所讲述的种种“麻烦”（troubles）可以转化为典型的“治疗问题”（therapy problem），这个转化过程称为“问题解述”或“问题再述”[problem（re）formulation]。“问题解述”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界定问题”（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证实问题”（documentation of the problem），以及“获得来访者的同意”（organization of the client's consent）。对来访者的问题进行选择和梳理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解述”这一会话常规完成的。治疗师的“解述”通常要求来访者的赞许或者至少是服从。来访者也会对治疗师的解述予以否定，但是其否定方式十分缓和，通常表现为同意之后再接一个反面实例。概括地讲，Davis的核心思想是：解述是一种期望对来访者谈话所做的治疗性诠释（paraphrase）予以认可的会话方式。
Hak和de Boer（1996：83-89）研究了三种门诊会谈中“解述—决定”相邻对（Formulation-decision Pair）的用法和功能，这三种会谈包括：内科门诊中的询问式会谈，精神病治疗中的调查式会谈，以及心理治疗中的协作式会谈。结果表明，在协作式的心理治疗中，治疗师主要运用“解述—决定”相邻对这一互动模式把来访者的困惑转化为专业性问题。在此基础上，Hak和de Boer进一步讨论了协作式心理治疗会谈中“解述—决定”相邻对的会话性隐含特征。他们发现，在专业性问题定义的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解述—决定”相邻对，其功能也不相同。会谈早期阶段的“解述—决定”相邻对主要是针对病人的行为和经历进行说明和描述，对此治疗师和来访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后期阶段的“解述—决定”相邻对的主要功能是治疗师告知来访者他所做的专业性解释，并且检验来访者是否抗拒该解释。由此，他们把心理治疗首次会谈中的解述分为两种类型：“归纳来访者谈话的要旨”（The formulation of the gist of the client's talk）和“做专业性结论”（The formul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upshot）。第一类解述虽然受专业标准的约束而且被认为是专业性问题定义的依据，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这类解述是非专业性的，是来访者的话语。这类解述后面通常紧跟来访者的“有资格的认可”（qualified confirmation），具体说明治疗师所做解述的合理性。第一类解述得到病人的认可之后，就成为第二类解述的依据。“做专业性结论”是对当前问题的专业性解述，通常病人会对这种解述表示认可，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认可是最小认可（minimal）（即“嗯”、“对”等），只是表明对治疗师“专业性判断”的“不否定”（non-disconfirmation），而不是真正的认可。此外，Hak和de Boer还分析了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原专业化”（proto-professionalization）。【3】
他们认为，心理治疗首次会谈中的解述过程通过“解述来访者谈话的要旨”以及随后对要旨“做专业性结论”，以“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把来访者融入一种专业性的话语之中，使来访者了解了自己的哪些行为和经历在治疗师看来是相关的，这些行为和经历如何被治疗师解述并作为具体的专业性定论的依据。通过了解日常生活事件被转化为专业性解释的过程，来访者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称职的病人，也就是说，如何称职地讲述自己的经历。由此，来访者也就成了一个“原专家”（proto-professional）。因此，“原专业化”在心理治疗首次会谈时已经开始了，这是治疗师在会谈中具体使用“解述—决定”这一手段的结果。Hak和de Boer的研究还表明，相对于其他的门诊会谈，解述在心理治疗会谈中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而且结论性解述（upshot formulations）的适用性大于要旨性解述（gist formulations）。
Drew（2003）对包括心理治疗在内的四种机构性电话交谈中的解述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电台广播脱口秀的主持人对电话参与者的话语的解述具有倾向性，促使他们对自己的情况（argue their case）进行争辩。新闻采访人的解述则表现出中立性，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新闻公正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听众澄清问题。企业谈判中的解述虽然表面上是说明（report）对方的立场（position），实则被巧妙地把控以服务于某一方的自身利益（Drew，2003：293-308）。心理治疗中的来访者的解述则是为了核实治疗师话语的隐含之意。总而言之，解述是实现机构性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也因实际运作中的具体机构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Hutchby（2005）分析了儿童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的解述现象。他强调了积极倾听的作用，并把积极倾听分解为总结和反思，首次提出了对所听到的话语的一种非中立性重构（non-neutral reshaping）。他认为，心理治疗的常规结构表现为：问+答+解述（表面上的总结和反思）。而且，治疗师的解述使谈话朝治疗性的方向发展。
Antaki，Barnes和Leudar（2004：127-138）对解述的研究始于2004年。他们从会话分析的角度，针对认知疗法中的治疗师和来访者难以就治疗性问题达成一致的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具体分析了语料中比较典型的“建议—再述—阻抗”序列结构（proposal-reformulation-resistance）。随后，Antaki，Barnes和Leudar（2005：627-647）具体研究了心理治疗中的诊断性解述现象。他们认为，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无论是对来访者话语要旨的解述，还是对其话语的隐含意义的解述，都是诊断性的。也就是说，治疗师通过“解述”对来访者的叙述进行明晰、澄清或者提炼，从而更好地了解来访者的病史和症状。在这一过程中，治疗师运用其“专业性视野”（professional vision），通过要旨性解述和结论性解述对来访者的叙述提出诊断性诠释，进而作出治疗性解释。“解述”话轮构建了“症状”和“诊断”话轮之间的桥梁。他们认为，“解述”建立了来访者的叙述与治疗师的干预的解释性成分之间的纽带，是心理治疗得出诊断结果的必由之路，也是心理治疗取得成功的捷径。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治疗师的解述有时比较隐蔽和委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摈除来访者叙述中的情感色彩，使叙述保持中立性，同时弱化来访者所讲述的问题。但是，这种隐蔽性的解述有时可能会遭到来访者的误解、回避或阻抗，从而不能有效地实现其机构目的。通过对解述的进一步研究，Antaki，Barnes和Leudar（2007：166-181）还指出，解述是对来访者所讲述的痛苦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本身就是治疗，或者就是治疗的一部分。对解述的序列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解述是对来访者话语的心理学解释，这种解释期望得到来访者的认可。但同时，解述的序列结构也使来访者的阻抗成为可能。
Antaki（2008：26-42）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解述的三个特征：对前一个说话者话语的新的描述；对这些话语的改变；预设来访者对这一新的描述表示赞同。Antaki还具体分析了治疗师如何运用删除、选择、改变等策略进行解述，以及心理治疗中解述的三方面的作用：病史记录和诊断；治疗性解释；管理会谈的进程。总之，解述一方面表示对来访者的倾听，另一方面帮助治疗师确定症状，解决麻烦，做出心理学的解释等。此外，Antaki还进一步分析了解述中的阻抗现象，明确指出了解述的合作性面孔背后所隐含的斗争性甚至强制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