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1901年10月1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淋山河王家坊，原名际主，又名直淮，号渔邨，笔名王真、碧辉，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共和国老一辈杰出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务院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在任时间长达19年，为历任校长之最。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前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常委，从1954年开始，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王亚南校长一生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地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他以在经济学和高等教育两大领域的杰出贡献，蜚声中外。
一、争分夺秒 持之以恒
王亚南父母早逝，幼年生活贫困。6岁入村里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后在大哥的支持下，到县城学堂（高级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靠已出嫁的姐姐的资助才读完中学。虽然家境贫寒，但他志存高远，学习特别用功。1922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教育系，并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完成大学学业。
“坚持以恒，定有成效”，这是王亚南的座右铭。他从小就养成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年轻时每天读书到深夜，有时油灯的油燃完了，自己规定的书还没有读完，就跑到村里的晒谷埕，借着月光继续用功。除了读书，他还抄书，抄资料。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书，他常借书来抄，有的是整本整本地抄。因为自己抄过，所以记得特别牢，即使后来年纪大了，他还能熟练地背诵一些古书。他在自己的一些著作中能得心应手地引用许多古籍的内容，就是小时候下苦功夫的结果。
念中学时，为了保证学习时不受外界干扰，王亚南在宿舍里写了这样的字条：“来客接谈十分钟，超过时间恕不奉陪！”可以说，为了学习、做学问，他争分夺秒，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在知识的田野上辛勤耕耘。王亚南曾仿效司马光，设计了“警床”：他把床板一头架空，人一动，床板就失去平衡掉下来，这样就不会睡过头了。即使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坚持不懈。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的闽变失败，为躲避通缉，他不得不取道香港去欧洲。船过红海时碰上大风浪，颠簸得使人无法站立，一个浪头打来，人就被摔出几尺远。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亚南还坚持学习。他叫餐厅的服务员把他绑在圆柱上，好让自己能聚精会神地读书。当时船上的外国人无不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中国青年，纷纷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真了不起！”
高效地利用时间，是王亚南成功的秘诀之一。散步的时候，他仍在思考一天中积攒下来的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就连看电影和戏剧也不全是为了消遣，而在于增进知识，了解社会。担任厦门大学的校长后，他已是50岁的人了，仍不放松学习。平时不是开会就是有人找他，校务繁忙，他仍不放松学习，抓住每天清早这段难得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他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冬天五点左右起床，起床后不是写作就是读书，一直到七点左右。这段时间人的精神好，又没人干扰，他说是读书写作的最好时光。
读书在于朗读，王亚南常常读出声来。1960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他的秘书正在午休，忽然听到大厅有声音，还以为有什么人来找王校长，急忙起来看个究竟，但大厅里只有王校长一人，原来是他在朗读外语。秘书看到这一幕深有感触，王校长都60岁的人了，还像初学外语的年轻人一样。他见秘书进来，便停下交代当天下午要办的事。秘书趁机问他：“您在朗诵什么？”他说：“念德语，不读会忘。”不但念德语，他还念英语；不但在家里念，出差时也带一两本书在身上，当车厢里没旁人时，便自个儿念起来。最为感人的是，1968年，他病情已非常严重，无法做学问，还在抓紧时间自学法语，坚持每天读半小时书，以避免精神涣散。
王亚南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表现出来的非凡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二、十年一剑 丰碑永存
1926年，王亚南大学毕业后到武昌私立成城中学任教，不过当年秋天成城中学就停办了。经友人王仲友介绍，王亚南投笔从戎，奔赴长沙参加北伐军，并在学生军教导团中担任政治教员。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王亚南被迫离开长沙返回武昌。后赴上海谋职，工作依然没有着落，遂辗转至杭州，借住大佛寺，打算写小说谋生。在大佛寺，他结识了后来成为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的郭大力先生，两人一见如故。在郭大力先生的积极鼓励与建议下，王亚南决定改向，与郭大力先生共同从事经济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并确立合译马克思经典名著《资本论》。他们认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要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石就是《资本论》。
大家知道，《资本论》问世后很快就有英、法、俄、日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出版发行，国内却鲜有人问津。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只刊登过《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直到1928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7年后，中国非但没有《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就连个别篇章的中译本也没有。缺乏理论武装，显然不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可见，翻译它的意义有多么重大！然而，《资本论》是一部卷帙浩瀚、博大精深、划时代的经典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寻求解放的“圣经”。在三大卷近200万言的鸿篇巨制中，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逻辑学、文学、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素有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之称，翻译它要具备丰富的知识，不是单单懂外语就能译好的。这对于既没有经济学根底又缺乏德文基础的王亚南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况且，当时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中，《资本论》被视为洪水猛兽，翻译它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如果没有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革命气概，肯定会望而却步。
为了弥补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不足，王亚南与郭大力共同制订了系统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名著的计划，为翻译《资本论》做好准备。他们首先选择的是大卫·李嘉图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部书在英国就以艰深难懂著称，原作者估计当时英国能读懂它的人不超过25人。这虽有点夸张，但也的确反映了这部书的难度。所以，这部书于1931年1月在上海出版发行时，上海学术界、出版界为之轰动，认为“这在中国学术界真是一个伟大的功绩”。此后，王亚南又与郭大力合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克赖士的《经济学绪论》，并独自翻译高畠素之的《地租思想史》和F.H.奈特的《欧洲经济史》，同期还出版了多本专著。在此期间的1928年年底和1934年夏天，王亚南在友人方达功的帮助下，曾先后前往日本和欧洲，学习日语和德语，从事翻译和研究，深入考察西欧资本主义制度，为翻译《资本论》打下良好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先后有四种《资本论》中译本问世，但大多只译出部分章节，最多也只译完第一卷。1938年，郭、王两人历10年心血合译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部分三大卷（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有关剩余价值理论史部分是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后来考茨基违背马、恩原意，将其分离作为独立著作出版）终于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刊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完整的全译本。“十年磨一剑”，《资本论》全译本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事业厥功至伟，可载入史册。有些革命干部在回忆自己的人生道路时说，当年因为读了王亚南的著作，才决心参加革命。王亚南著作的影响力，以此可见一斑。
三、传播真理 坚持“定见”
1944年，时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王亚南组织人员赴闽西调查原红军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并兼任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开设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在厦门大学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火种。那时，王亚南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讲座自然吸引了大批厦大学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犹如一颗石子，在同学们心中激起了千层涟漪。讲座场场爆满，过道、门窗都挤满了人，椅子不够坐了，大家就索性坐在地上听讲。由于王亚南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厦门大学直接聘请王亚南来校任教。1945年秋，王亚南担任经济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
王亚南的讲座鼓舞人心，可国民党特务气急败坏，到处盯梢。王亚南为躲避特务的耳目，讲课时称马克思为卡尔，称列宁为伊里奇，并且以集体经济暗指社会主义经济，以个体经济暗指资本主义经济，特务被蒙在鼓里，不知所云，学生却非常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
在厦大任教期间，他不但仗义执言，抨击时弊，且多方介绍进步学者到厦大讲学论道，同时千方百计支持、声援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此，他被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当年，国民党的特务多次给他送来恐吓信，有的信中还夹有子弹。可王亚南对此毫不畏惧，泰然处之。他把恐吓信撕毁，把所夹的子弹扔掉，以此“回敬”特务们。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只有不畏权势、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才能做到！
在科学研究中，王亚南主张要有自己的定见，但又不能有成见。有自己的定见就是要有坚定的信仰立场，不随风摇摆，不迎合别人，当墙头草；不抱成见就是杜绝教条主义，对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思想不能抱有偏见，同时有错误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就改。王亚南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称道，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厦大经济学人。
四、敢为人先 开拓创新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本的序与跋中有这么一段话：“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王亚南把这句名言译成中文以鼓励中国人民，而他自己也是这句名言的实践者。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他总是全身心投入，用心血和汗水去浇灌“知识常青树”，而且敢为人先，善于开拓创新。
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的目的在于寻求指路明灯，即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中国该往何处去。因此，《资本论》出版后，他就集中精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经济的道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他非常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他独树一帜，首先提出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主张，极力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加以有效的活用”。他认为，在理论上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但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应该面对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王亚南教授的这一理念，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确立了一种基本导向。
20世纪40年代，王亚南教授著述颇丰，其中两部主要代表作：1946年问世的《中国经济原论》（又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和1948年刊行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均成书于此时期，同期出版的还有《社会科学论纲》、《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著作。这些著作可以说是王亚南教授践行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为建立“中国经济学”做出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其中《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研究，并提出独到精辟的见解，从而形成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被誉为“中国式的《资本论》”。我们也可以将此书看作是对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的经济理论解读。该书1998年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是唯一入选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2010年12月由商务图书馆列为清末以来“中华学术名著丛书”百本之一再版发行。此书可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奠基之作。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崩溃之时，他又与时俱进，立即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社会经济改造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等专著和《混合经济制度批判》等多篇论文。应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他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提出许多相当有远见的论点。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王亚南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发表系列文章，对《资本论》的对象、体系、结构作了深入的剖析，形成了学界公认的、独树一帜的“王派”理论。在科学研究方面，他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说：“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写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并依据这个体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会科学领域。”1954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国地方经济封建制度论纲》正式出版。该书着重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实质和超经济剥削的特点，率先提出中国地主经济体制具有弹性的理论。这是王亚南应用《资本论》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又一重大成果。
五、教育名家 德泽流长
王亚南不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懂得人的价值”的教育家。他发现和培养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事迹，早已传为学林佳话。然受惠于王亚南的岂止陈景润一人，会计学泰斗葛家澍曾深情地回忆恩师王亚南校长对自己的提携、鼓励和帮助，并说他的人生道路因王校长而出现了转折。
1950年8月，王亚南刚刚担任厦门大学校长3个月就着手创办经济研究所。他以开拓精神，筚路蓝缕，使厦门大学成为国内最早培养经济学家的摇篮之一。经济研究所成立当年即开始招收研究生，王亚南校长兼任所长并亲任导师。邓子基、黄良文、谢佑权、陈可焜、潘天顺、胡世凯等均是他门下的研究生，日后这些研究生大多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和统计学家。
王亚南校长不仅热心提携后进，而且在主政厦门大学期间广纳贤才，知人善任，不论流派，不论系别，不论私人恩怨，只要对方有真才实学，他都委以重任。当时厦大文理科的许多知名教授，都是王亚南延请来的。这些兼收并蓄的“大肚容人”政策，为厦大储备了一流的师资力量。“南方之强”因此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频繁调整，王亚南审时度势，在关键时刻保留了几个核心专业，稳固了原有的师资队伍，为日后厦门大学经济学科的振兴与发展积蓄了力量。可以说，作为经济学家同时也作为教育家的王亚南校长，奠定了厦大经济学科的百年基业！
王亚南校长求贤若渴，培养人才不拘一格，精心呵护人才的成长。在学习上，他提倡多学、苦学，勤思、穷思，学思结合，学以致用；在研究上，他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发现真理，服务真理。他特别关心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常用自己的稿费为有困难的学生缴交讲义费，夏天为他们添置蚊帐，冬季为他们购买冬衣和鞋子，还固定补助家庭困难的学生。作为共和国老一辈著名教育家，王亚南校长形成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教育理念和独具一格的人才观。他认为，人才是一个综合的概念，高等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以研究的态度进行教与学，高等学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工作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为了改造和建设厦门大学，王亚南在全局工作上，坚持政治与业务一齐抓；在业务工作上，主张教学与科研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王亚南校长所撰写的有关教育、人才以及教学的系列文章，极具创见。而他的人才观，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一份宝贵遗产，对于当今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主政厦大19年，王亚南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身为校长，他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先师生之忧而忧，后师生之乐而乐。他不但十分关心校内教职工，而且关心他们的子女。他常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要关心他们健康成长。厦大幼儿园刚创办时，经费紧张，条件艰苦。王亚南得知情况后，就把自己在《中国经济问题》和《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悉数捐献给幼儿园。像这样的逸闻轶事简直不胜枚举，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文革”爆发后，在酷烈考验中，他如岁寒之松柏，傲然挺立，表现出一位学者不畏强权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