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辉煌，1948年2月出生于晋江市英林镇上廊村。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晋江地委组织部干事、组织科科长、部务会成员，晋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晋江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永春县委代理书记、书记，泉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泉州师院党委书记等职。研究员。1999年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现为泉州市孔子学会会长。
其编著的主要作品有：
主编《海上丝路名城——泉州》，1998年11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主编《作家笔下的泉州》，1998年11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
主编《1949—1999泉州文学作品选》（小说、散文、诗歌三卷），1999年9月由鹭江出版社出版。
散文、随笔、杂论集《大鹏山下的报告》，1993年5月由香港华星出版社出版。
大学时代的毕业论文《浅谈茅盾的现代作家论》入选《1981—1982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9月版），散文《一道绚丽的思想彩虹》入选福建师范大学《百年文学大系》（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1998年起，洪辉煌与晋江籍作家许谋清合作，创作出版了4部对话集，包括：
《与历史结伴同行》，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该书有多篇对话录发表于《文艺报》、《当代作家评论》等报刊，引起较大的反响。如，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翟泰丰在医院里读到《文艺报》发表的《话说作家挂职》一文后，作了肯定的批示。另在一份中央关于作家挂职的简报里，引用了《话说作家挂职》的若干段句。《散文选刊》名家推荐20世纪中国的100部散文里，该书排在第100部。
《惊心阅读》，海南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两个人的城市》，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该书获福建省第24届优秀文学作品奖暨第6届陈明玉文学奖佳作奖。
《他们在追求什么》，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
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曾焕鹏在《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9卷第3期发表《文化层面的审视》，对《与历史结伴同行》进行评述，摘要如下：
……这一组对话（共10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当今社会一些文化现象的热情关注。虽然关注的视点大多落在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上，但从中却可以让人品味到其对当今社会整体文化构架的审美观照，以及对蕴藉着时代脉搏的多种文化层面审视后的深刻思索。
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不是一种闭门设席、坐而论道的空谈，而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确实“贴近对象”的审察与思考。譬如《走进山坳》一文的产生，即以时间的积淀和思想的发酵为催生剂。洪辉煌原任永春县委书记，对其属下的美岭村及村支部书记苏新添“可以说很熟悉”，1989年以来“每年至少去住村两次”。此次又特意与许谋清一起一路颠簸着进美岭，以求对对象有“更准确的精神把握”。在这种确实贴近对象的“逼视”下，对话认为以往宣传美岭的作品，“大多停留于浮光掠影式的叙写”，让人产生“美岭正在被完美化，苏新添正在被模式化”的担忧。解读美岭与苏新添，不能把美岭读成模式，把苏新添读成中央候补委员，而应真实地反映美岭曲折的发展过程，真实地反映集中在苏新添身上的改革转型期新旧价值观的矛盾，也就是不仅要宣传美岭人敢于突破山区的封闭性，放开视野，走出山坳去开拓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的创业精神，而且要强调美岭人勇于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有胆有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坚毅魄力。《凝视围头》一文也是几下围头后催生的。洪辉煌甚至特意去翻阅了40年前的报刊书籍，以期“具体再感受当年的战争氛围”。这种充分准备后的“凝视”，真切地审察出当时的文艺家普遍“企图用理性来图解这场战争”的弊病，思辨出当年国防部的一系列文告，如《告台湾同胞书》、《再告台湾同胞书》是一种至理至情、刚柔相济的“政治军事美文”，同时也解读出那场人情味十足的炮战所发出的“联蒋抵美”的信号。应该说，这种确实贴近对象的审视性对话，所带给读者的信息量是丰富的，视角是新颖的，可读性也是比较强的。它提醒我们必须从超前的致富意识和先锋者最重要的个性思想基础去理解真实的美岭精神，导引着我们从历史的广度和时代的高度去思索围头是怎样从战斗前线变为对台经贸热线的现实意义。
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不是一种人云亦云，赶时髦凑热闹的闲谈，而是对人民大众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无遮无拦”地畅谈“自己的一番见解”。因之，贵在真诚地说自己想说的话，便是对话发表后能拥有那么多读者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譬如《话说作家挂职》一语中的地指出：“作家挂职又远离、拒绝权力”，“不合情理”。因为“挂了职你就有了位，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你把挂职当作挂名，不能为群众办实事、排忧解难，群众一定不会信任你，不会向你掏心里话，你的体验很可能是表层的”。这些话说出了当今作家挂职所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定位。其实，是确实挂职，分掌一定权力，承担相应职责，还是只挂名列席各种会议，并不是挂职作家本身所能决定了的事。因此，对话吁请有关部门应该确实让挂职作家“从官的特殊角度、位置切入”，在“当官”中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并正确处理好挂职行政与创作的关系，以期在“退出作家状态”中，真正把握生活本质，了解民情民意，写出无愧于改革时代的佳作来。再如《穿越文化沼泽地》就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繁荣和发展文化，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对话态度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机制未建立时，文化人不应有消极的失落感或盲目的随从性，而应积极转变观念，树立“文化是事业也是产业”的新意识，充分认识“文化的社会效益要通过市场效应来实现，文化资源要通过市场竞争达到优化配置”的重要性，努力改变只把文化作为一种消费的传统心态。这些见解，对文化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彻底告别计划经济下被“包”起来的安逸感，尽快减少在市场经济中不适感的埋怨情绪，可说是一帖拂心涤肺的清醒剂。
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也不是漫无边际、随意闲聊的泛谈，而是一种观念明确、对象具体的多侧面的文化关注。由此，派生出了几个特点显著的对话准则。
其一，坚持从个别谈到一般的论评思路。从人们熟识的具体事例入手，分析思辨其所蕴藉着的社会内蕴，让读者获取亲切实在的审美愉悦，欣登“观一斑而窥全豹”的高度，这是对话之所以引起一定反响的直接因素。譬如《泉州梨园的昨日和今日》既回溯探源泉州梨园传演剧目的古典性，又分析泉州梨园今日创作、演出和理论建设全面丰收所形成的“戏剧链”的密切性，从中强调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舞台艺术，它所独具的文化认同感，并且提醒人们去认真研究泉州戏剧的繁荣现象对当前地方戏剧团体的借鉴价值。《话说作家挂职》更是这方面的范例：以先后到晋江、石狮挂职体验生活的三位作家作为话题引子，具体实在地阐述出当今作家挂职所急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其二，话题定位于文化现象的多层次审视。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于文化自身发展历史的悠久，它必然具备不同的层次以及相关的层次涵义。泉州，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其丰厚的文化积淀自不待言，更何况泉州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商贸活跃，物质丰富，由此而形成各种文化现象颇具丰赡的内涵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就为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话资。《泉州思想文化片谈》一文诚如题目所示，谈论的是泉州人强烈的外出意识和“爱拼才会赢”的性格特征，泉州的思想文化与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的承传关系，以及泉州的宗教信仰为何带有兼容性与泛神论之特点的原因。整个对话从人的文明素质的形成谈到城乡文明程度的提高，从都市文化构架的分解谈到思想文化品格的健全，审视的层面呈现出一种多角的开放趋势。《文坛何时刮起“刺桐风”》评析的是泉州近年文学创作基调积极开朗、地域色彩鲜明的特点，剖露的是对其“量丰质平、精品不多、弱项未振”的忧患。审视的目光不仅掠过泉州作家在戏剧、影视、散文、诗歌、小说以及报告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而且心无挂碍地批评泉州文学创作所普遍存在着的题材褊狭，缺少思考；对时代关注不够，创新意识不强等通病。
其三，力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话，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一问一答，限制范围；一种是两相阐述，话题延伸。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属于后者。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解释即是：“对话，使人们可以用两双眼睛来看生活，用两个脑子来思考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借你的脑子和我一块思考”的对话，实质上是把对方“作为对手”进行思想交锋，以期在交流中产生碰撞的火花，达到事越析越清、理越辩越明的境界。譬如，如何认识《人字旁的“侨”》，许谋清从一个专业作家观察生活的敏锐性出发，认为不仅应从血缘亲情的角度来解读侨的心理意识行动，而且应从“侨也是一种流通”的角度来理解侨身上带着的商业意识。洪辉煌则从一个宣传部长思考生活的必然性出发，既赞同许谋清上述的两个观点，又反对许谋清由此得出的一个推断：“明清以来的海禁，是大陆文化对海洋文化的扼杀。正在萌生发展的商品经济意识被迫外移了，我认为，这就是侨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们的出走，是我们这块土地商品意识的一种消失；他们在海外，和异域文化的结合，延伸并加强了这种商品意识；他们回来了，又把这种强化的意识带回这片土地，唤醒并激发了这片土地。”洪辉煌批评了这种论断的单向性偏颇，因为“中国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外来商品经济意识的激发只是变化的外因”。这里的对话片断告知我们，洪辉煌、许谋清的对话绝不是那种一唱一和的应景式的凑热闹对话，而是确确实实通过观点的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的对话。读者从中可以获取明辨事理的审美愉悦，也可以由浅入深地认识关于典型塑造与人物个性要符合生活逻辑、艺术逻辑以及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等较为深奥的创作问题。《寻找精神实证》亦如是。如果说在“寻找”富裕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时，许谋清采取的是“俗谈”的口吻，语言机敏，谈锋犀利，常取比较角度，轻松随意地拾取历史与现实的众多事例为据，体现出作家对现实生活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洞悉世态人情的智慧光芒，那么洪辉煌摆出的是“雅论”的风姿，语言深邃，谈锋沉健，常取理性高度，适时恰切地引用马恩列斯的言论以及党的有关政策法规加以佐证阐析，体现出领导者超乎常人的理论修养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应该说，这种俗雅相衬，例理互补；观点交流，思想碰撞，以利话题多侧面延伸的对话准则，并不只是《寻找精神实证》一文所特有，而是贯串于整个对话录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国立华侨大学教授李建东在《福建文学》2004年第2期发表《精进与叛逆》一文，对《惊心阅读》进行评述，摘要如下：
……真应了“阅读就是一次心灵的历险”这句格言。洪辉煌、许谋清的新著《惊心阅读》，就是这样一部历险的书。
阅读本是一桩惬意的事，却谓之曰“惊”。洪辉煌曰：“阅读的最高境界就在于面对作品产生的这份‘感动’和‘战栗’。”许谋清曰：“阅读的‘惊’的过程，不仅是接受不仅是丰富，是自身灵性的被唤醒。心有灵犀一点通，‘点’是阅读‘惊’的过程，‘通’是效果。”阅读若只是信息的一般摄取，而未有阅读主体对阅读对象的投射与改造，那么这种阅读只能是“沉睡的阅读”或“被动的阅读”，“惊”也就无从谈起。且看洪、许二位对王选《思想的声音》的阅读：王选于此文曰：“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于是洪辉煌在《走近名人》篇中，引用冯友兰先生的形象比喻，“大人物之成大人物犹如拉车夫。车初走时，车夫要费大气力，至于走开以后，车有自己的向前之势，于是反作用力反小，只随其势而自走。车走愈快向前之势愈大。此犹大人物愈大，其做事更容易。”这无疑是深化阅读对象的主题，精进大人物的“实质”。而许谋清在《王选的圈套》中，则是另一种格局，“语言圈套会有副作用。要承认差别。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喊人民万岁，千万不要以为你真的和毛主席一样万岁了。刘少奇可以对时传祥说，我和你一样；时传祥可不能对刘少奇说，我和你一样。说句笑话，名人到一地，人请他吃酒席，凡人就到小店里买个面包吃，名人若还说我与你一样，听起来极不舒服的，语言圈套给我们留下很多沉痛的教训。”确实，这个“笑话”是笑不起来的。静思之后，除了“沉痛”还有什么呢？
洪辉煌与许谋清是一对很好的搭档。他们在大学里所修专业不同，后来的人生道路也不同，学文学的洪辉煌从了政，不是学文学的许谋清却从了文。不过两人默契的内心世界可以达到惊人的一致。在闽南这方金土地上，他们有更多的感悟；对社会现象、文学现象，经常以“对话”的形式阐释出新的理念和新的意象，其实两人的风格并不相同，比如对于“世纪一画”罗中立的《父亲》，他们就分别读出了不同味道。洪辉煌高屋建瓴般地把《父亲》作为告别旧时代的象征，“《父亲》创作于拨乱反正的年代，父亲没有哀怨，没有奢求，因一种本分的无声的诉求而牵动了一个时期的大政策。罗中立敏锐独到而不失赤子之心，于是《父亲》让我们百感交集，泪流满面。”许谋清则用一位作家的细腻眼光，解读《父亲》：“皱纹，泥污，汗水。深藏在里边的一双善良的小眼睛。老人斑、苦命痣、扇风耳，只剩一个牙。手指头，缠着纱布，洇出的血痕，夹在纱布里的一颗谷粒。一只锔过的蓝花瓷碗，半碗茶水……”之精微细腻，不用著一句解释，意义尽在其中矣。不由使我想起海德格尔当年细读荷尔德林的诗句。但“罗中立一开始给这幅画起的题目是《粒粒皆辛苦》，这说明他感觉到了但没有完全认识到这幅作品的非凡的价值”。因为“他画的是养育着我们的本质的父亲，同时是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而坚韧不拔的父亲，并不是能给我们进行‘再教育’的父亲”。在对于“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的阅读中，洪辉煌运用恩格斯的唯物史观，阐释宋江悲剧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连题目也命名为《历史的“力的平行四边形”》。许谋清则深掘宋江性格的底蕴，惊呼：“第一个解剖国民性的应该是施耐庵，第二个才是鲁迅。”故题目直截了当地命名为《宋江悲剧》。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阅读”当中，感受到一种令人心惊的震撼。在他们同样解读唐敏散文《心中的虎》时，洪辉煌重视于“虎”的威严不在于狂啸与“吃人”，而是气宇轩昂地与我擦肩而过，表示了对我的真正的蔑视。（《生搬硬套说“发现”》）而许谋清却从“唐敏语言用得这般的狠：人类最美的目光都死了”的赞美入手，谈到闽南人的写作，特别是小说的不是，“不是语言障碍而是心理障碍”，导出“作家不是学会别人，而是懂得和能够区别于别人”（《真正的创作是一种发现》）的结论。
这种以阅读对象为闸门，而洞开自己思想之流的真知灼见，在《惊心阅读》里比比皆是。特别是他们对一些文学走向和文坛掌故，更是能够在精进与叛逆中开掘新意、摇撼心旌，探赜发微、斐然成章。洪辉煌能够于政务倥偬之中，始终密切关注文坛新秀与新作。在对蔡芳本文化散文的阅读中，他联想到公刘的两句诗：“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而从中“读到了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遗存，也读到了生命的律动和延续。”（《写在〈故乡屋檐下〉的前面》）许谋清最擅长“鸡蛋里挑骨头”，在同名文章里，他根据看好的杨少衡小说《木船和一顶帽子》，进而联想到“兰考那个官，他酒后吐真言，说他不喜欢焦裕禄精神，而且酒醒后马上组织学习焦裕禄，来不及了，他也一样丢掉了帽子”。这里的反讽效果不言自明，反腐败的根柢在什么地方。虽然离题而作，或曰：“反其意而用之”，但“叛逆”的结果是为了对主题的“精进”。
……
作为科学家而又酷爱艺术的爱因斯坦曾虔诚地表示：“艺术作品将给我最高的幸福感受。我从中汲取的精神力量是任何其他领域所不及的。”无论是形骸俱释般的陶醉，还是刻骨铭心的彻悟皆源于此。在阅读中，人们所获得的灵与肉、心智与官能的快乐以及对宇宙万物和人生的某种奥义的参悟，方能进入一个惊心动魄的世界。萨特曾详尽描述过这种独特的“惊心”阅读现象，“阅读是由许许多多的假设，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幸福组成”，读者总要“走向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的前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时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拢来的未来之中”。这种未来的召唤是洪辉煌、许谋清他们不断进行破译、新解、开掘、创发阅读对象的动力之一。不论是对原创的精进还是叛逆，都会是一场惊人的心灵探险，从而给阅读对象以新的创造。
《两个人的城市》出版后，泉州师范学院及晋江、永春有关单位，先后于2009年6月25日、7月18日、8月1日，分别在泉州师院、永春美岭、晋江安海等地举行3次出版座谈会。会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黄良在《福建日报》2009年8月16日发表评论《反思与批判》，摘要如下：
……由于与洪辉煌先生和许谋清先生相熟，所以读书的过程就比较亲切，读书以后的印象就比较真切。相同的一本书，100个人有100个截然不同的感受，我的感受就5个字：反思与批判。
两个人合写一本书，两个人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对话，充满思辨交锋，这本身就很让人感兴趣。以问答的形式成书，当前繁荣得近乎泛滥的出版书市上已不复多见（除了科技、生活、心理类图书），更多的是作品专集和理论专著。其实，翻开我国文化史，在早期最著名的《论语》“克己复礼”篇目，就是孔子与颜回的答问，即大家都知道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之说。随着社会的发展，答问成书的传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颠覆了。《两个人的城市》的问答形式，摊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有恍若隔世、阔别已久的感觉。这一问一答，话题游览于泉州的山海之上，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中，游离于历史与现实之外，游弋于人文和环境之间，富有“反思与批判”的意气和光芒。
这本书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许问洪答：由作家许谋清来提问，领导洪辉煌来回答。许的提问充满挑衅，洪的回答蕴涵反思。洪辉煌先生长期在泉州地区担任领导职务，从政之余，从不停止对脚下生长和工作的这一方土地的人文反思，对历史和人生有自己一套比较系统的见解。而他的阅历、见识、理论和文学修养是我向来景仰的。《两个人的城市》一问一答，基本上勾勒出“多元文化宝库，海峡西岸名城”的脉络，涉及泉州的方方面面。读完这本书，体会到作者的语境，心里不免有一些儿惆怅，因为从书中我们可以充分品味到：泉州拥有光辉的历史；在现实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而明天呢，能不能延续灿烂辉煌呢？作者的问答显然并没能明确给出一个让我们赏心悦目的结论，一个十分肯定的、让我们十分信服的答案。也或许，作者尚且继续在比文学更深的层面上思考。答问者洪辉煌先生作为泉州市多个岗位的领导人，对许谋清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是很棘手和尴尬的。有一些问题比较尖锐，有一些问题虽说暧昧，但很难回避。宥于身份，难以说得清道得明，这就很考验回答者的政治智慧，洪的回答很大程度展示了他的文化功底，善于缓冲矛盾，辩明事理，他的处世原则和是非观点，让我们一目了然又若有所思。这正是文学不同于政治的区别之所在。文学的模糊美学，多种解读，留给我们意犹未尽，无尽的思索……
我们生活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破坏与建设、贫困与富有、神圣与世俗、慈善与残暴、同情与仇恨等等爱恨情仇，对立的难以统一的事物混淆于一体。这个多元年代，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作者行文释义开辟了想象的空间。文学观念、审美情趣、历史价值评判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关心社会、忧患现实，是文学亘古不变的传统；关注社会、关怀人生，从来都是文学的主流。作为领导者身份的洪辉煌先生，他又以作家的眼光扫描穿越泉州的过去和未来，古城海港衍生的许许多多命题，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对许谋清先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给出了泉州人“祖上很阔气，如今很艰难，未来很光明”的解答。
第二部分是洪问许答：由领导者洪辉煌先生提问，作家许谋清来回答。洪的提问直接指向作家的社会责任、文学的时代价值、作家的人生坐标。许的回答体现了批判……
2012年9月8日，福建省作家协会、晋江市文体新局、晋江市文联为《他们在追寻什么》的出版举办座谈会。会后，《福建日报》、《福建文学》等先后刊发了相关的评论文章。
会上，洪辉煌发表创作谈时说：“人的生存智慧说到底是选择的智慧。当今时下，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人们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自由度越来越多，然而我们周围时常可听到叹息：生活的路怎么越走越窄！这是为什么？其实，任何时候，选择都不是脱离现实的随心所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由于心浮气躁，欲望过多，由于追赶时尚，随波逐流，人都很容易失去选择的理性和主体性，看不到选择要面临的风险。青年马克思说的是，‘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他们在追寻什么》主要写了一群在俗人眼中‘走歪了走偏了’（许谋清语）的文化人。谋清笔下呈现为晋江人和北京人，而我则是写了熟人和自己。《有故事的照片》讲的是接触经历过的人事，写别人居多，但从整体上却勾勒出自己的一段人生轨迹，采用的是‘聊照片’的形式，这也可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创新。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权力和金钱更容易受追崇，当文化人办文化事往往被看作‘傻帽’，吃力而不讨好。《他们在追寻什么》用一句问话作书名，但作者并没有提供肯定明确的答案。我俩力求忠实讲述主人公们各自的价值取向及兴趣爱好、个性特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他们无怨无悔的坚守和对选择结果的承担和享受。一位学者对世人提出如下忠告：‘做一个选择者而不是斤斤计较者，对足够好感到满足，选择后坚持到底，培养感恩的态度，少留遗憾，未雨绸缪，不要有过高期望，不互相攀比，尤其要学会积极地控制自我。’（蕾娜塔·莎莉塞《选择》）我以为，这群追寻者庶几近之。”
《福建文学》副主编郭志杰认为，“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与人沟通、与人对话的方式。一部作品的问世，面对无数的阅读对象，当读者接触，实际上其对话就已经开始，只不过这一对话处于无声的状态。作家是用自己的作品与阅读者对话，读者在感受作品之时，实际上自身也参与其中，绝对的隔开不太可能，理解与体验实则就是与之对话的方式，只不过这一对话并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尽管这本书并不是以两个人直接对话的方式展开，但这仍不失为一种对话的方式。在这集子中，我们发现有一部分是两个人同写一个人，也就是说，在共同的聚焦点上产生碰撞。当然，对话本身就源于不同，假如两个人同属一个人，对话就失去任何意义。同样写一个人，不同人的视角，必然构成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景观，因为当人审视他人之时，并不是单纯目光的聚焦与接受，人的主观意识、情感以及审美趋向艺术感受等等必然参与其中的判断与分析，这一内存对于每一个人，显然并不一样，其结果肯定不同”。“两人写得一致的都是家乡的人。描写人构成本书最大的主题，尽管绝大部分篇幅都较短，似乎是有意识的节制，但正是这短，将人写得准确到位，实则并不容易；假如将人写得很艺术，就更不容易。现在社会渐渐开始重视人本观念，将人本观念提到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社会的觉悟、人的觉悟。我觉得，人到世上，除了看世界外，更多的是来看人，世界也是人的创造。我觉得人本观念这一形态对于社会而言十分重要，对于文学艺术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本身完全符合文学艺术内在的追求。假如在文学艺术的表现中，将人撇到一边，或者站在人的焦点之外，表达虚无缥缈的意识，这样的文学艺术是值得怀疑的。两位作家的对话与追寻，经由人这一主体形成的对一块地域文化及其内涵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作为一位热爱文学，并具有文学情怀的官员，他（洪辉煌）对人与事物的见解不可能与作为小说家的许谋清趋向一致，正是这差异，构成‘杂交的优势’。在洪辉煌的笔下，呈现的大多是家乡与文学艺术相关的人与事，相同的志趣让他与这些人构成情感上的呼应，也就是说，让他的叙述更具真实的力度。由于他熟悉身边的人与事，再加上情感的真挚，显得朴实自然、真切可感，与许谋清构成展示的另一面。同时，他在观察人与事时，有机地掺杂着知性的感受，有着属于自身的见地，这些见地，对于加深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将起到很好的点睛作用”。“人活在世上，必须与人对话，人不可能活在与世隔绝的空间，人唯有在与人的交流与对话中，进入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状态。当然，这种对话涉及的是广泛的社会层面。当人的精神追求达到一定的高度，也喜好在另一层面上形成对话，这种对话的展开有时并不受限于某些固有的形式，在人与人之间，或者在文本与文本之间，都可以自由地进行。文字的交流因为经由符号而构成另一种对话的形态，它具有凝结并具有相对固定的一面：它不像一般的对话，对话之后随风消散留不住任何痕迹。文字的对话与交流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变得具体而明晰，构成更多探寻的可能。这一文集的出版，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一启示”。（见郭志杰《文本对话，新的可能——读洪辉煌、许谋清〈他们在追寻什么〉》，载《福建文学》2013年第1期）
对本书中洪辉煌《有故事的照片》部分，泉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陈志泽撰文《精神的回眸与纪实的魅力》（见《星光》2011年第4期）进行评述：
……
作品以聊故事的方式，饶有兴味地讲述了照片背后的事情，这就很好体现散文、随笔的艺术特征，读来亲切、轻松，别具吸引力。古希腊，散文被称为“口语著述”，16世纪法国蒙田创立了“试笔”体，后传入英国，为培根发展为“家常闲话式的散文”或“絮语散文”。中国的传统，散文如何写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我们现在见到的散文、随笔，正襟危坐、四平八稳发表高见或耳提面命教诲式的不少，《有故事的照片》这样的写法引起我的浓厚兴趣，我是每篇都看的。
《有故事的照片》是照片的配文，除了个别根据照片的特点倾向报道外，23篇作品大都属于散文或随笔。这种纪实的“文配画”是难得的新闻、摄影与文学相结合的好形式，具有自己的魅力。作者长期担任党委、行政领导职务，得天独厚拥有这方面的“资源”。将它们开发出来，让读者共享，应感谢作者的慷慨与刊物的眼光。由于讲述的大多是时政大事，有的还关涉一些有影响的领导、名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读者了解或重温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与重要人物间接接触，受到思想的启迪与审美的熏陶，颇获裨益。
摄影作品抓住生活稍纵即逝的瞬间予以定格，自然不可能太讲究摄影艺术（甚至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达到较好的效果）而以真实取胜，但恰恰因为迅速反映生活的某个画面而精彩、感人，配文根据摄影作品提供的画面加以记叙与阐释，二者相得益彰，取得了双赢的效果。
我这里要着重多说几句的是文字方面留给我的美好印象。
《登五台山》其实是一篇很有欣赏价值的精粹的游记，它让我想起古代描写“官民同乐”的散文、游记作品。古代描写“官民同乐”的作品描写的常是某县令、某太守与老百姓一起游玩的事，因为描写风景的精彩而成为游记名篇。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写了太守欧阳修与民同游，并记叙了滁州一带的绚丽风光，一直流传至今。洪辉煌的《登五台山》写的是他与机关的同志同游永春五台山。五台山虽名气不大，但作者仍有自己的观察与发现，既有五台山独特的情景的描绘，环境的烘托，游者情感的融入，又隐隐跳动着思想的脉搏。文中提到：“据说封建社会的县官都要登临的：求风调雨顺，保平安好运。”作者是共产党的新时代的“县官”，他的登临，也有同样的祈求吗？作者没有多说——空白比赘言更有滋味。文末“越年4月，我调泉州市委宣传部。同游者中人附会：五台山，真灵”，作者用了“附会”一词，态度已鲜明，但因为调动（荣升）是在游山后不久，也就耐人寻味。这就是散文的“闲笔”了。“闲笔”给散文凭添了情趣。《在澳门办泉州电视节》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在记述了“在澳门办泉州电视节”的盛事后，不无遗憾地写道“首届举办反响热烈，因此接着办第二届。如此说来，应是皆大欢喜的美事一桩。然而如今却烟消云散，没了下文”，并指出“有时好事、可以办的事不一定就能办好”，这最后平淡的一句话，有经验、有教训，提醒人们去思考。《“清其神”》是关于时任国家文化部长王蒙的速写，三两笔勾勒，就传神地写出了人物的风采。文中写了陪王蒙到古厝茶馆品茶的细节。承载散文题旨的细节至关重要。“王蒙和我们围坐品尝安溪铁观音。他呷了几口，放下茶杯，沉吟片刻，称赞道，这古色古香的民居，别致配套的茶具，复杂连贯的程序，气味馥郁的茶香，散发出一股浓浓的闽南文化味。主人看他动了情，便请他题词。纸墨早就准备好了，王蒙没有推辞，欣然命笔，题了‘清其神’三个字”。这个细节对于刻画人物起到烘托和暗示作用。“清其神”只三个字，却别具文化含金量，王蒙的捷才和对于闽南茶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情有独钟也跃然纸上了。无独有偶，另一篇人物速写《高山仰止》浓缩了梁披云先生的事略，同时是一篇关于教育的精短论文。梁老的“总结一生办学经验，归集到一点，就是任何时候我都不敢聘请比我差的人当教师”，是精辟的经验之谈。“这话固然包含了他的谦虚，但更是一语道破办教育的铁律：教师是关键，管理出质量”。作者加以阐发与总结后写道：“在学校侨捐工程奠基仪式上，他强调，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权出权’。这‘有权出权’，就是要求受捐方领导切实负起责任。”说者幽默、睿智，写者有心，这才令读者深受启发和感染，发出会心的微笑。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简洁、精炼的文风，这是一种语言功力的体现，更是思想水平的体现。例如《“清其神”》一文中，作者写他曾当面约请王蒙写泉州，但“十多年过去，王蒙写了许多长篇短制，但我没有看到他写泉州”。为什么王蒙没写？作者以不尽尽之，让读者去猜测、去回答。“空白”是散文的技巧之一，作者是运用得很恰当的。再如《蔡其矫诗歌研讨会》介绍了研讨会的经过，文末“没想到，两年后，蔡其矫驾鹤西归，给诗坛留下的是他对自由的不倦追求和爱的歌吟”，短短的一句，既有深深的叹息，又有对于诗人的一生精当的评价与概括。现在动辄数千字乃至万言以上，却拖泥带水、空洞无物，语言毫无张力的作家、写作者不少，还有卖弄高深，制造纸上“巫气”之风，实是文坛的悲哀，洪辉煌先生的《有故事的照片》都很短，却短而精悍，言之有物，耐读、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