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太宗在早先连年作战中充分认识到农民的力量，认识到民强则国强。他下令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还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的措施，如不让地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殿，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必当处罚。太宗对自己制定的要求都身先力行。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大臣也多次劝说他修缮或另建宫殿，但他都没有听从。太宗还下令合并州县，革除“民少吏多”的弊利，减轻人民负担。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重臣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
太宗在民生、经济方面施行租庸调法。这个制度的主要精神就是“耕者有其田”。凡是唐朝年满十八岁的壮丁，都可由国家配给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年人（六十岁以上）或残障的人，则可分到口分、永业田各二十亩。寡妇和侍妾可领到口分和永业共三十亩。口分田在耕者死亡后必须归还给国家，永业田则可自由买卖。口分田依规定要种粮食，永业田则依土质分别种果树、桑、榆等。国家每年从口分田中抽取二石栗的税，这个税便叫租，此种税则占田地的四十分之一，比汉朝三十分之一的税则要轻得多。使农民占有一定土地，赋役负担减轻，有了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
太宗在国防方面也进行了重大改革。要使国防牢固，必须有充足的兵源，太宗依据北周府兵制的模式稍加修改，创立了唐朝的府兵制。在全国设置许多个折冲府，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选拔家富而体强的人当兵，被选上者免除徭役。兵役的期限长达四十年，从二十岁开始到六十岁为止。服役期间若无战争则安居田亩，只有在农闲时候才征召集合训练，当国家有事的时候，就派临时将领统率着去作战。战争结束后，兵士回到自己的家乡种田，将领则回朝廷报到。平时府兵还要轮番到京师宿卫，这叫做“番上”。府兵制的优点是选民为兵，农人不必个个服役，训练既精，国家又不必给饷，而且可防止将帅拥兵自立专擅。这些制度不仅加强了国防，还对农忙没有损害，保障了百姓的生活。
除此之外，太宗还十分注重法制建设，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在立法内容上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难能可贵的是，太宗深刻认识到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他对于执法官吏的要求是一定要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
唐朝初期任用贤良，虚怀纳谏，实行轻徭薄赋、疏缓刑罚的改革，使得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百姓生活富足，国力强盛起来。
明君的一面改过镜
唐朝之所以后来发展成最强盛的国家，与太宗“开直言之路”，虚怀纳谏是分不开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有名的谏臣魏征。魏征在隋末战乱时，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做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在太子建成手下任职的时候，曾劝太子除去当时还是秦王的太宗。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把魏征先任命为谏议大夫，后升为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
玄武门政变后，太宗李世民第一次见到太子府的谋臣魏征时，不禁生气地问：“听说你曾经劝太子杀我，有这么一回事吗？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的感情呢？”
魏征理直气壮地说：“情势如此怎能怪我！要是太子当初听我的话早点动手，怎会有今天的下场？”
“倒是个耿直不怕死的人！”李世民心中暗暗佩服，满腔的怒火慢慢地平息下来，看了他几眼后问道：“你是否愿意在我的新政府中做事？”
“只要是能使臣子成为良臣而非忠臣的明君，我想任何人都愿意为他效劳。”
李世民大惑不解地追问：“忠臣和良臣有何不同？什么样的君主才符合你所说的明君？”
魏征严肃地回答：“忠臣和良臣当然不一样，像稷、契、咎陶这些人就是良臣，而龙逢、比干这等人就是忠臣。良臣就是既能善佐君主，使国家兴盛，自身也能荣华富贵，传到子子孙孙；忠臣却不然，听起来似乎很崇高，实际上却往往以其愚忠，令君主做出极大的恶行，不仅使国家灭亡，自己也遭到诛杀，君臣两方面都没有好下场。至于君主也有明暗之分，所谓明君就是能广采博纳，多听多看，自然就不会被奸小所欺，所做的事也就少有失误。如果只肯采信某些人的话，自己又不花工夫去求证，这个君主的施政能正确、公正吗？像尧、舜就是明君，他们对任何的建议都听取采纳，所以朝中虽有奸恶的人，也不能蒙蔽他们的耳目。至于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这些人都是糊涂的昏君，不仅断送了国家的前途，也留下了千古的恶名！”
李世民一听果然有道理，就十分恭谨地对魏征说：“但愿你能辅佐我，使我能成为一位明君，也使全朝文武都能成为良臣。”
魏征果然不负期望，经常入宫和群臣研究政务，而且只要有失误，即使犯错的人是皇帝，他也毫不留情地加以制止。
这里就有两件魏征直谏太宗的故事。第一个就是鹞鹰之事。
邻国进贡了一只十分矫健机敏的鹞鹰，太宗一见就爱不释手，成天在内宫把玩。这天，太宗在御花园中散步，他把鹞鹰放在自己的手臂上想象着带这只鹰在草原上奔马狩猎的情景，嘴角不禁浮起了微笑，不停地轻抚着鹞鹰。
这时卫侍跑来通报：“魏征，魏大人到。”
太宗转喜为惊，抓着鹞鹰不知该往哪里放，“天哪！千万不能让那倔老头看到，否则他又要骂我不务正事了！”越想越急，干脆将鹰藏到衣服里。
其实魏征早就看见了这一幕，他本来也就是为这件事进宫的，看皇上为此慌得手忙脚乱倒不觉好笑起来。
“有事吗？”李世民强装镇静地问。
“没什么事，”魏征微微一笑，“听说皇上要修建东都的皇宫，张玄素进谏反对，有这一回事吗？”
“我只不过是认为现在有许多外邦人士到我朝觐见，应该把京城修建得漂亮一点，倒没想到这要花费许多人力，是我欠缺思虑啊。”李世民一边回答，一边用手按住胸口，免得鹞鹰乱动。
接着魏征又随便找了些事和太宗商谈起来，直到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便告辞回去。等他一走，太宗急忙将鹞鹰从衣服里拿出来，鹞鹰却早已窒息而死了。太宗无奈地叹口气。
第二天早朝，太宗向魏征感慨地说：“美好的玉都隐藏在石头里，如果没遇到良好的工匠发现并雕琢，这块石头就永远成不了玉；一旦遇到良匠，那这块石头就摇身一变成为稀世的珍宝。我虽然材质不佳，但你不时以仁义约束我，用道德督促我，使得我小有成就，我不是良材，你却是个良匠啊。”
还有一次是关于太宗打猎的事。太宗自少年起就东征西讨，所以对骑马射箭这些事十分爱好。当了皇帝以后，却反而没机会在战场上奔驰，为了过过瘾，他便经常找机会出外狩猎。
有一回太宗出巡洛阳，途中碰到一群野猪在树林中奔跑，不禁十分兴奋，立刻拿箭射击。只见他接连四箭，箭无虚发射死四头野猪，正要搭箭射另一头时，“陛下，小心！”唐俭一边大声呼喊，一边下马冲了过去。
在唐俭大喊之时，一头野猪已冲到太宗马蹬旁，眼看就要撞上了，太宗不慌不忙弓箭一丢，拔出佩剑将那头野猪斩成两半，大笑着对唐俭说：“怎么样，宝刀未老吧？”
唐俭立刻板起脸说：“汉高祖能在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统治，陛下不知爱惜自己的性命，您以为以武平定天下，天下就太平了吗？”
“您要处理的都是重要政务，难道杀了这一头畜生，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吗？万一因此丧生呢？”魏征也在一旁责怪。
太宗听了虽觉有些扫兴，但他们说得十分有理，所以不但没发脾气，反而非常客气地表示自己的确太鲁莽了，从此就尽量减少跑马打猎的活动。
可是，很长时间以后，他再也忍不住了，趁魏征请假回家扫墓，便计划进行一次大狩猎，宫里为此忙得天翻地覆，正当一切准备就绪要出发的时候，太宗却取消了这个计划。大臣们都十分疑惑但都不敢询问原因，一直等到魏征回来，大家就赶紧请他去问问。
“陛下，听说您要到终南山打猎，所有车辆都准备好了，却又没去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太宗有些不好意思，笑了一会儿才说：“我确实是很想去的，但是实在怕你回来以后责怪我，所以只好作罢了。”
长孙皇后过世后，太宗专门命人修了一座塔，以便随时可以看到埋葬长孙皇后的昭陵。一天，太宗在塔顶指向皇后的昭陵给魏征看，魏征东张西望了一圈后告诉太宗什么都没看到啊。太宗又指了指，不是就在前方吗？魏征回答到前面不是皇后的昭陵吗，我以为您让我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呢。
唐高祖比长孙皇后早一年崩逝，献陵是高祖的坟墓。父亲过世，太宗并未下令建高塔怀念他，现在为皇后特意建了一座塔，天下的人会认为他重妻子甚过父亲，是大不孝。太宗知道魏征又在趁机进谏了。
第二天，太宗就派人把塔拆了。
贞观初年，魏征上谏了二百多件事，都被太宗采纳。所以，太宗这样说过：“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魏征死后，太宗经常痛哭，并对身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魏征在太宗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一代贤后长孙氏
贞观十年（636年），太宗的妻子，唐朝的文德皇后去世。每一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支柱，那个支撑唐太宗的支柱就是长孙氏文德皇后。
文德皇后是隋朝骁卫将军长孙晟的女儿，再加上她的先世是北魏的宗室长，所以被称为长孙氏。长孙皇后的家世虽然非常显赫，但她从小就知书达礼，端庄稳重，没有一点千金小姐娇纵蛮横的性格。长孙氏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当时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为妻，她年龄虽小，但能悉心事奉公婆，恪守妇道，相夫教子，深得丈夫和公婆的喜欢。在秦王李世民征战期间，长孙王妃跟随着丈夫四处奔波，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能够专心作战。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氏作为一国之母并不因地位的改变而骄矜自傲，她始终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太上皇李渊，长孙皇后十分恭敬，每日早晚必去请安，时时提醒宫女怎样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尽守孝道。
长孙皇后非常宽容大度，她从不因为自己与太宗同生共死、感情深厚就要求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妃嫔争宠的现象，这在历代都是极少有的。
因为长孙皇后很有见地，所以唐太宗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并有时会按照她给出的意见来处理国事。但长孙皇后没有因此就干预政事，她认为“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她只对唐太宗说过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她提出的是原则，而不愿用细枝末节的建议来束缚皇夫，她十分相信李世民手下那批谋臣贤士的能力。
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他文武双全，早年就跟随李世民在秦王府中做幕僚，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并辅佐李世民赢取天下，立下了卓卓功勋。太宗本想让长孙无忌担任宰相，长孙皇后却奏称：“妾既然已托身皇宫，位极至尊，实在不愿意兄弟再布列朝廷，以成一家之象，汉代吕后之行可作前车之鉴。万望圣明，不要以妾兄为宰相！”太宗觉得他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凭的是他的功勋与才干，完全可以“任人不避亲疏，唯才是用”。长孙无忌也因妹妹是皇后而有所顾忌，不愿意接受宰相之职。不得已太宗只好让他作开府仪同三司，位高但是没有实权，长孙无忌仍要推辞，理由是“臣为外戚，任臣为高官，恐天下人说陛下为私”。太宗很严肃地告诉他，这是唯才是用，并不是任人唯亲，长孙无忌才接受这个职位。
长孙皇后的大儿子李承乾自幼被立为太子，他的乳母遂安夫人管理太子府的日常用度。当时宫中实行节俭开支的制度，太子宫中也不例外。遂安夫人时常在长孙皇后面前抱怨太子府内一应器物都很寒酸，花费经常捉襟见肘，因而屡次要求增加费用。但长孙皇后并不因为是自己的儿子就加以娇惯，反而认为既身为储君，没有德行就没有能力管治天下。长孙皇后的公正明智，使宫中所有的人都佩服她，愿意听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