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贺孙录，辛亥，1191，以后，《语类》十四，九）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易与之说。张敬夫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学者见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某则不然。非是不与他说，盖不欲与学者以未至之理耳。（康熙《朱子全书》五、四，待检《语类》）康节学于李挺之，请曰：“愿先生微开其端，毋竟其说。”此意极好。学者当然须是自理会出来便好。（杨方录，庚寅，1170，《语类》一百，一）……读书须是子细，“思之弗得弗措也，辨之弗明弗措也”，如此方是。今江西人皆是要偷闲自在，才读书，便要求个乐处，这便不是了。某说，若是读书寻得那苦涩处，方解有醒悟。康节从李挺之学数，而曰：“但举其端，勿尽其言，容某思之。”他是怕人说尽了，这便是有志底人。……（黄义刚录，癸丑，1193，以后，《语类》百十九，二——三）人合是疑了问。公今却是拣难处问。教人如何描摸？若说得，公又如何便晓得？……（叶贺孙录，辛亥，1191，以后，《语类》百二一，一四）
（六）因举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
又云：
朴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又云：
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
看他是甚么样见识！今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为他挥下也。此是法眼禅师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禅家皆破其说，以为有理路，落窠臼，有碍正当知见。今之禅家多是“麻三斤”“干矢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堕理路。妙喜之说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转不如此说时。（沈侗录，戊午，1198，以后，《语类》百二六，一一）法眼是南唐的文益。雪峰（义存）传玄沙师备，师备传罗汉琛，琛传文益，文益住金陵清凉院。
妙喜是宗杲。
（七）论行脚
……圣贤说话，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且要阔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后自能应变。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讨常，便要讨变。
今也有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之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不是块然守定这物事，在一室关门独坐便了，便可以为圣贤。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下学只是放阔去做。局促在一隅，便窄狭了。须出四方游学一遍，这朋友处相聚三两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处相聚三两月日看如何。
安卿，须是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须是开阔，方始展拓。……吾友僻在远方，无师友讲明，又不接四方贤士，又不知远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变，这一边易得暗昧了。
先生饯席，酒五行，中筵亲酌一杯劝李丈（尧卿李唐咨）云，相聚不过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与淳，曰，安卿更须出来行一遭。村里坐不觉坏了人。昔陈了翁说，一人棋甚高，或邀之入京参国手。日久在侧，并无所教，但使之随行携棋局而已。或人诘其故。国手曰，彼棋已精，其高著已尽识之矣。但低著未曾识。教之随行，亦要都经历一过。（以上摘抄陈淳录，己未，1199，冬，在考亭问病时所记，《语类》百十七，一七——二八）禅宗大师教人，“不说破”只是一个方法。凡看话头，说无头柄的话，一棒一喝，都是这个方法。朱子颇赏识这个方法的教育作用，他屡次叙述这个方法。
但“行脚”也是禅门方法的重要部分。朱子七十岁时，在他病中，在他死之前四个月，他特别叮嘱陈淳，要学僧家行脚，走遍四方，观察山川形势，交接四方贤士，“这道理方见得周遍”，不可关门独坐，不要“村里坐，不觉坏了人”。这真是朱子晚年定论。
（八）禅与行不相应僧家所谓“禅”者，于其所行，全不相应。向来见几个好僧，说得禅，又行得好，自是其资质为人好耳，非禅之力也。所谓“禅”，是僧家自举一般见解，如秀才家“举业”相似，与行己全不相干。学得底人，有许多机锋将出来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为人，与俗人无异。只缘禅只是禅，与行不相应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己，解是禅也。（滕璘录，辛亥，1191，《语类》百二六，二三）
（九）禅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应。观他又安有睟面盎背气象？只是将此一禅横置胸中，遇事将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论说，不论行。
昔日病翁（刘子晕，字彦冲，1101-1148年）见妙喜（宗杲）于其面前要逞自家话，渠于开善升座，却云：“彦冲修行，却不会禅。宝学会禅，却不修行。所谓张三有钱不会使，李四会使又无钱广皆是乱说。大抵此风亦有盛衰。绍兴间（1131-1162年）最盛。（郑可学录，辛亥，1191，《语类》百二六，二四）
（十）问德粹（滕璘）在四明曾到天章育王否？曰，到。曰，亦曾参禅否？
曰，有时夜静无事，见长老，入室，亦觉心静。
先生笑。因问，德光如何？滕曰，不问渠法门事，自是大管人事。
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吊陈魏公（陈丞相俊卿，封魏国公，淳熙十三年（1186年）死，朱子为他作行状），回途过雪峰，长老升堂说法，且胡鹘过。及至接人，却甚俗，只是一路爱便宜。才说到六七句，便道仰山大王会打供。想见宗杲也是如此。……（郑可学录，辛亥，1191，《语类》百二六，二四下）
（十一）（潘）时举云，释氏有豁然顿悟之说，不知使得否？不知倚靠得否？曰，某也曾见丛林中有言顿悟者。后来看这人也只寻常。如陆子静门人，初见他时，常云有所悟，后来所为却更颠倒错乱。看来所谓”豁然顿悟者“者，乃是当时略有所见，觉得果是净洁快活。然稍久则却渐渐淡去了，何尝倚靠得？
时举云，旧时也有这般狂的时节，以为圣人便即日可到。到后来果如先生所云”渐渐淡了“。到今日却只得逐旋挨去。然早上闻先生赐教云，诸生工夫不甚超诣。时举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诣旨？
曰，只从大本上理会，不是逐旋挨去，自会超诣。且如今学者考理，一如在浅水上撑船相似，但觉辛苦，不能向前。须是从上面放得些水来添，便自然撑得动，不用费力，滔滔然去矣。……（潘时举录，癸丑，1193，以后，《语类》百十四，一一）朱子三十七岁时，有”观书有感“诗两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可以同潘时举所记相参证。
（十二）朱子与吴寿昌谈禅
（吴）寿昌问，鸢飞鱼跃，何故仁便在其中？先生良久微笑曰，公好说禅，这个亦略似禅，试将禅来说看。寿昌对，不敢。
曰，莫是”云在青天水在瓶“么？寿昌又不敢对。
曰，不妨试说看。曰，”渠今正是我，我且不是渠。“（适按，此是洞山渡水见影偈）曰，何不道”我今正是渠“？
先生问寿昌，子好说禅，何不试说一上？寿昌曰，明眼人难谩。
先生曰，我则是异于是：越明眼底，越当面谩他。
先生问寿昌，子见疏山□□□□，有何所得？对曰，那个且拈归一壁去。曰，是会了拈归一壁？是不会了拈归一壁？寿昌欲对云”总在里许“，然当时不曾敢应。会先生为寿昌题手中扇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执笔视寿昌曰，会么？会也不会？寿昌对曰，总在里许。
吴寿昌，字大年，邵武人。有丙午（淳熙十三年，1186）所闻录。
（《语类》百十八，二四——二五）
禅宗的方法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一苏辙《栾城集》十八有“筠州聪禅师得法颂”，有序，记省聪“晚游净慈本师（大本）之室”，苦思“口吞三世诸佛”语，“迷闷不能入。……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觉，知三世可吞，无疑也”。序文说：
……聪住高安圣寿禅院。予尝从之间道。聪曰：“吾师本公，未尝以道告人，皆听其自悟。今吾亦无以告子。”予从不告门，久而入道。乃为颂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严辞去，得之瓦砾。临济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此即所谓“不说破”。子由谪高安在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年）。此颂与《筠州圣寿院法堂记》（元丰四年六月）大概同一时代。
省聪死在绍圣三年（1096年），年五十五。见子由的《逍遥聪禅师塔碑》。（《后集》廿四）朱子四字诀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答汪尚书》，甲申十月廿三日，隆兴二，1164，朱子三十五岁）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李方子录，戊申以后，淳熙一五，1188，朱子五十九岁）宁详毋略，宁近毋远，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廖谦录，甲寅绍熙五，1195，朱子六十五岁）看《语类》十一，一七下盖卿甲寅记，百廿二，一，伯羽记。某块坐穷山，绝无师友之助，惟时得钦夫书问往来，讲究此道。
近方觉有脱然处。潜味之久，益觉日前所闻于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恨未得质之高明也。（朱子三十一岁时，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往延平谒李侗，“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以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他三十三岁，1162，又住西林院。）元来此事与禅学十分相似，所争毫末耳。然此毫末却甚占地步。今学者既不知禅，而禅者又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劄着痛处。亦可笑耳。（《续集》五《答罗参议》，此书无年月，但王白田编在乾道二年丙戌，1166，朱子卅七岁时，似不误。）李侗有《与罗博文书》（《王谱》一上，二一——二二）——原稿至此为止。
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一）敦煌本《坛经》惠能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又偈曰：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此处可以看出惠能故事的作者拟作了两首偈，而没有决定用那一首，就把两首暂时都保存在稿本里。敦煌写本此节保存的正是这两首原稿的状态。
11世纪里西夏文译的《坛经》残本还保存这两首的原样子。罗福成译文是：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法（？）常清净，如何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即如明镜。明镜本清净，如何惹尘埃？
西夏文译本及罗译，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四卷第三号。
（二）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本《坛经》此本的底本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蕲州刻本，而蕲州刻本的底本是天圣九年（1031年）晁回第十六次看过的惠昕在乾德五年（1967年）改订的两卷十一门写本。兴圣寺本，昭和八年（民国二十年，1933年）影印。
此本的“六祖呈心偈”已删两首，存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三）日本加贺大乘寺出来的道元写本此本昭和十年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现，昭和十四年（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铃木大拙印行。道元于日本贞应二年（1223年）入宋，四年后回国。他的写本的底本是政和六年丙申（1116年）福唐将军山比丘存中刻本。
此本也是两卷十一门。其呈心偈也是一首：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
禅宗的方法：道不可告，告即不得
苏辙《栾城集》十八有“筠州聪禅师得法颂”，有序，记省聪“晚游净慈本师（大本）之室”，苦思“口吞三世诸佛”语，“迷闷不能入。……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益，知三世可吞，无疑也”。序文又说……聪住高安圣寿禅院。予尝从之问道。聪曰：“吾师本公未尝以道告人，皆听其自悟。今吾亦无以告子。”从不告门，久而入道。乃为颂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严辞去，得之瓦砾。临济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此即所谓“不说破”。
子由谪高安在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年）。此颂与“筠州圣寿院法记”（元丰四年六月）大概同一时代。省聪死在绍圣三年（1096年），年五十五。见子由的《逍遥禅师塔碑》（后集24）。
《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全唐文》与《全唐诗》都是官书，都不注明每一卷的来历。这是最糊涂又最不负责任的编纂方法，这个方法就使这两大部史料总集大大的减轻了他们的史料价值，就使我们感觉每一首唐诗或每一件唐代诏令或一篇唐代文字必须先考定其来历才敢引用！
近年有些学术界的朋友（以上八字原作“日本的大学教授还”）有时还引用《全唐文》里的假文件来作“史料”用的！所以我要指出，这些文件都是从不可信赖的假文件里转抄出来的。
我指出的几个假文件，只是几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将来还可以多举一些例子。
南港胡适
（一）所谓“中宗召曹溪、惠能入京御札”
（《全唐文》十七叶十一）
朕请安秀二师，宫中供养。万机之暇，每究一乘。二师并推让云，南方有能禅师，密受忍大师衣法，可就彼问。今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愿师慈念，速赴上京。此诏不见于《唐大诏令集》，也不见于现存二个最古本的《六祖坛经》。只见于很晚出的德异（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序）宗宝（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版）本《坛经》的“宣诏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