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的时候，也就是17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这篇文章最后发表在《读书》杂志1984年第9期。在发表之前，编辑跟我商榷：“企业家”要不要改成“实业家”？企业家的“冒险精神”要不要改成“探险精神”或“创新精神”？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个词都是贬义的，在中国的词典里面都是有负面意思的。我最后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编辑也没有强求我改动。这也是我们国内第一篇有关企业家问题的比较系统的论述。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家”在中国已经是非常褒义的一个词了，大家都去争当企业家，好多人都喜欢自诩为企业家，即使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企业家的标准。这就好像在“文 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自豪地称自己为“大老粗”一样。这在中国来讲是非常大的进步。但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中，仍然面临着好多问题，我今天讲的，就是中国企业家的困惑。
一、什么样的困惑？
中国企业家有些什么困惑呢？我认为，简单来讲，有这么几方面的困惑是让我们头痛的。
第一个困惑是速度的困惑。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高速发展，如果每年不能增长百分之几十，就不能算作成功，但高速发展也常常导致企业的崩溃。这样的例子好多，像巨人、三株、爱多等等这些企业，在年增长百分之几百的情况下，几年以后都垮了。
第二个困惑是规模的困惑。企业不搞大不行，没有足够大块头不行，不涉足多个行业不行——后面我会讲好多理由，但是规模大了，经营多元化，企业也就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
第三个困惑是与政府关系上的困惑。中国的企业家不傍着政府不行的，没有政府的扶持是干不成事的，是不能发展的。但是傍着政府，又容易陷入泥潭不能自拔，用我们现在一个很时髦的词，就是变成了一个“托”，变成了政府的一个“托”，最后企业仍然没有办法发展。
第四个困惑是家族管理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成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基本是都是家族化管理，也就是以血缘关系和朋友关系为纽带的控制。企业要发展壮大，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不走出家族化管理的体制，不利用市场上的人力资源、管理资源，不行。但是当企业家试探着迈出这一步，引入现代化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体制时，又缺乏可以信赖的职业经理人，大量的资产被偷窃，痛定思痛，最后发现“任人唯贤”还是不如“任人唯亲”，雇来的经理还是不如“自家人”值得信任，于是又要回到家族管理。
第五个困惑是利用资本市场上的困惑。企业的发展一定要获得外部资金，不利用资本市场不行。但是企业家在走进资本市场、获得外部资源的同时，他们最担心的是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而企业的控制权对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买股票的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第六个困惑是有关游戏规则的困惑。中国的体制问题很多，政府管得太多，游戏规则不透明。如果企业家按照规则办事，循规蹈矩，合法经营，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更不用谈发展了。但是不按照规则办事又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甚至是杀头坐牢的风险。所以有句话说“不违规等死，违规找死”。
第七个困惑是面临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困惑。中国的改革需要外力的推动，中国企业家需要外国投资者来解放。加入WTO和经济的全球化将迫使政府部门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为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也将使中国的企业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习惯于在政府的保护和摧残下生存的中国企业家在期盼着一个更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又在畏惧着恶劣的竞争环境。他们困惑：加入WTO是好是坏？
在这七个困惑中，最根本的是后面五个，速度的困惑、规模的困惑可以解释为后面的几个困惑的表现，所以下面我集中谈这五个困惑。
二、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市场是由政府主导的，所以中国企业家的行为是面向政府的，而不是面向市场的。
在中国，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进入自由我们没有。审批制就是中国的企业制度。办任何一个企业，甚至只是生产一种新品种的月饼，都要得到政府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好多个部门的批准。据权威部门统计，仅中央部门的审批就有2000多条，生产一个锅炉就要得到40个“准许”。企业还没有出生，企业家就已经把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政府部门。最近中关村科技园就在北京办企业的程序做了一个总结，根据他们拿出的材料，要在北京办一个企业，走完所有的程序，在纸上写下来有5米长。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政府是企业最大的供应商。过去，政府控制着所有重要的原材料和能源。现在的情况好一些，原材料有了市场，但政府对信贷资金仍然享有绝对的控制权。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要获得银行贷款是不可能的。企业上市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自己向民间筹集资金属于“非法集资”。
政府也是我们企业最大的客户。很多情况下政府是企业产品的最大的买主。好比说，我们好多的工程，都是政府作为业主进行招标，那你一定要满足它的需要。政府还进行好多的采购活动，比如说，大量的住宅是卖给政府机关的。即使政府不进行直接的采购，通过地方保护和歧视性市场进入规则，政府仍然可以限制一个企业的产品的市场范围。好比你是一个广东的企业，你想在湖南、河北销售自己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你很可能根本进不去。政府甚至可以规定老百姓只能买这个企业的产品，不能买那个企业的产品。在山西，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煤是不可能装上火车运出去的。
政府的政策在左右着我们企业的未来。处理风险是企业家的天职，但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是政策风险，而非市场风险。中国企业的失败，源于政策变化的远远多于源于市场变化的。所以对企业家来讲，预测政策的变化比预测市场的变化更为重要，更为基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企业领导人特别喜欢参加宏观经济研讨会的原因，而就我所知，外国的企业家根本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出席这些无聊的会议。不难理解，在中国，最受企业青睐的学者不是研究微观问题的管理学者，而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宏观”经济学家，而为了获得企业的青睐，经济学家的报告必须以透露政府的新政策开头。
在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的情况下，企业家要办企业，首先要搞定政府，首先要在政府内部建立起我们的关系网。无网不通，无网不灵，无网不行。有一句话是“经商要学胡雪岩”，就是要学胡雪岩怎样搞定政府官员。这方面，在座的企业界的朋友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可以向我提供更多的案例。
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我们在办企业的时候，即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私人企业，也要想办法搞成一个集体的企业，或者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也就是所谓的“戴红帽子”，染红。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我们国家，好多行业只允许国有企业搞，不允许民营企业搞。如果你不给自己戴一个红帽子，你就进不了这些行业，得不到政府的批文，你就没办法开业。第二个原因是政府对私人的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如果是国有企业的财产给人偷了，被会计贪污了，政府有公检法去抓这个人；但如果私人企业的资产被盗窃了，政府经常不愿意去抓人，去审判这些偷盗资产的人。但如果我戴了红帽子，我的财产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搞定政府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企业家直接进入能够影响政府决策的部门，比如说当政协委员，当人大代表，当全国劳模。有了这样的位置，就有了渠道，就可以见到政府领导人，可以提出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或特殊的庇护，当然也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待遇。如果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人大代表，那么他得到贷款就要比政协委员容易一些，政协委员又要比不是政协委员的容易一些。我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收到很多民营企业家给我的名片，翻开看一下，几乎很少能找到一张名片上面没有印着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头衔的。
搞定政府的最后一招是，如果合法的程序都不行的话，就只有贿赂政府官员了，通过金钱，通过其他渠道来贿赂政府。这当然是风险最大的一招，但企业家很无奈。如果有光明正大的办法，谁会走此路呢？
这样，我们的企业家要把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大量的资源花费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我曾经问过一些企业领导人，你们有多少时间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他们说有百分之五六十都是在应付政府。民营企业花在与政府关系上的时间比国有企业还要多！这是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
但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与我们企业家的偏好是不一样的。政府有政府的功能，政府官员有政府官员的规则。本来企业家只有商业的功能，只要经营好自己的企业，能够创造利润就行了。但是，为了搞定政府，企业家必须为政府官员分忧解难，最后是政府官员的偏好主导了企业家的偏好。
我前面讲的前两个困惑，都与这一点有关。为什么企业必须高速地、快速地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喜欢速度。对每一个地方政府首长来讲，增长速度是他的政绩，是他升职的希望。但是增长速度怎么来？就要企业界的人给他努力。长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什么长虹要重视速度？这跟四川省重视速度有关。如果长虹一个新的老总，只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的利润，但长虹的速度上不去，四川的速度就可能会被影响一两个的百分点，这个时候，四川省政府就可能更喜欢一个追求速度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追求效益的领导人。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搞大，因为只有搞大，你才安全，你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你才能搞到钱。政府最重视的是安定团结，一个企业搞大了，要垮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定团结的问题。所以这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来想办法帮助你。如果你的企业很小，垮了也造不成什么社会影响，也没有人上街闹事，政府就一定不会重视你。
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必须不断地投资新项目、新工程？因为政府需要政绩，只有新的项目才能代表政绩。前任的市长、前任的书记让你搞了个项目，上面的领导已经参观过了，新的市长、书记又要带着新的领导参观的话，总不能再看那个旧的项目，他一定要看个新的项目。
所以政府一定是喜欢你搞些新的项目。
中国的企业也必须进行多元化经营。近几年来在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界，对于企业应该是专业化还是多元化经营有好多的讨论，我本人也就此发表过一些观点。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从一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集中一个行业搞好，搞到最好，是最重要的。但中国的企业都立足于多元化。这有好多的原因，我想与政府主导企业的外部市场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第一，政府官员是要消费的，你如果给他送钱，这个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你搞一个桑拿浴、卡拉OK，请他去玩玩，潇洒潇洒，风险就可能不是很大。所以没有搞这个行业的企业家，在搞定政府的关系上，比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家要难得多。
第二，政府官员也有好多的亲朋好友，需要安排工作。如果你只搞一个行业，他的亲朋好友都安排到这个行业，你的企业就搞不好，就很难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另外一些企业。你也不指望这些企业能赚钱，只是让那些亲朋好友在那里有个工作，可以领工资而已。
在这里，我给大家引用一段原湖北幸福集团总经理周作亮先生的话。我们知道，幸福集团两年前已经垮了，他也不再是这个企业的总经理了。这件事情在当地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差点酿成了湖北的一场金融危机，所以上面惊动了中央，下面惊动了省市。
周作亮的话，我想说出了在座的好多企业家、好多企业领导人的心理状态。他说：我是国家树立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全省学幸福，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块头做大。我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市政协副主席，感到潜江的紧迫性很大。我们潜江在汉沙公路旁边，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决心，我要求市里向省里请示，幸福铝业开业后，要全省的工业来这里现场参观。我们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名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工程项目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同全国的先进比，我们必须上。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
省领导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个部门支持我们？交通部门哪会给我们500万解决这个道路问题？我们现在加快发展，所以领导都来支持我们，周边省市没有发展，就没有领导支持。现在全省都叫起来给我们借钱，有人说幸福是怎么得来的，我们没有亲，没有邻，市委谁跟我们是亲戚朋友？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因为我们搞项目搞上去了，领导对我们很支持。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单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