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能行使权利，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才能行使这个权利。
尽管在公有制下人们也在“竞争”，但属于破坏性的竞争，用“斗争”一词更恰当，就是怎么把别人拉下来然后自己上去。
私有制的竞争是创造财富的竞争，是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竞争，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
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少，而是太多。我们制定那么多产业政策，思想根源是认为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更能预测未来，更能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更懂得市场规律。但我们知道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我说的，而是好多原来制定产业政策的官员退休下来之后，他们自己认为我们的很多政策是失败的。包括我们的汽车政策，至少在早期，假如我们允许中国的汽车行业更为自由地发展，中国民族品牌的汽车应该比现在强大得多。
我们有些政策是出于另外的一些体制的障碍而建立起来的。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快到修车铺的时候你的自行车轮胎就被扎破了，原来这是修车铺的人给自己创造工作，他在马路上撒一些钉子，你过去，自行车肯定会被扎破，然后你一定会让他给你修。我说的意思是，政府的许多工作是政府自己创造的。如果我们让市场更自由地发挥作用，让企业家更有积极性预测未来，特别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发展的话，我们好多的错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有的情况下，由于各种体制和制度的约束，中国好多企业家本身看得是比较近的，他不是看一个十年、二十年产业的规划、市场的趋势，而更可能看的是一两年的事情。这给我们的结构调整带来障碍。好多企业家都在揣摩国家的产业政策，但据我了解，很多的产业政策最后可能变成一个利益分配机制，滋生出更多的寻租活动。例如新能源政策，政府鼓励新能源，但是有一些人用新能源项目的名义申请到国家的很多基金，申请到这个基金之后，他就转做其他事情，根本不会去做新能源。这就变成了一个分配财富的机制。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个社会要健康地发展，最重要的是怎么使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这是很关键的一点。
各国都有各国的道路，但是人性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人性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制度，如何把人性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冲动变成为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在我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说我们并没有实行像东欧的那种私有化，我们还坚持很大比例的公有经济，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比东欧更快。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解，说明我们对什么叫私有、什么叫公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人们一般认为，国有经济或者公有经济，它的权利是属于大家的，属于集体的，而私有经济权利是属于个人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任何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能行使权利，只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才能行使这个权利。
我们讲国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私人经济，它们的最大区别在哪儿？最大区别是，在公有制下，权利都是依附在职位上的，所以我定义为“职权经济”。比如说你有没有投资的权利，首先依赖于你在不在政府，即使你在政府也不是所有职位都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我们知道，职位越高，他控制的资源就越多，职位越低控制的资源越少。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下，不仅资源的配置依赖于职位，甚至生活资料的配置也依赖于职位。比如说出差坐火车，谁能坐软卧，谁坐硬卧，谁坐硬座，这都是有级别规定的。司局级干部坐软卧，处级干部只能坐硬卧，科级以下干部只能坐硬座。你家里能不能安电话，你能不能有车，你住多大的房子，全是根据职位来定的。甚至你能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看什么样的报纸，也都是根据职位来定的，高级干部可以看大参考，普通人只能买小参考（《参考消息》），获取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所有的权利都依赖于职位。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人要获得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第一努力的是什么？进入政府。第二，进入政府之后怎么找到最有权力的部门，再在这个部门一层一层往上爬，爬得越高权力越大。这是我们公有制的一个基本特点。
私有制是怎样的经济？私有制的权利依附于财产。现在财产的通用标准就是钱，你有钱了，你就有了权利。你有钱了，你可以投资，买股票，买债券，办工厂，甚至办银行，你可以用钱买汽车，你爱买多大的汽车买多大的汽车，也可以买大房子，你可以住好医院，可以吃更好的饭，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
在职权经济下，争取职位最好的办法不是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怎么想办法把竞争对手挤下去。所以，尽管在公有制下人们也在“竞争”，但属于破坏性的竞争，用“斗争”一词更恰当，就是怎么把别人拉下来然后自己上去。这样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的忙不创造财富。
在私有制下，你想要获得钱，你得生产东西，卖东西，你能否卖出去，能卖多少价钱，最终谁说了算？是消费者说了算。消费者用货币投票决定你的命运，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给客户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哪个企业给消费者留的剩余多，哪个企业就有市场。所以我们看到，私有制的竞争是创造财富的竞争，是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竞争，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发明创造和技术进步。企业家为了能够使自己拥有这种权利，他只有去创造，而只有在他对未来的判断比别人更正确的时候，他才能够成功。中国的企业家聚在一块讨论更多的是什么？是政策。因为他能不能赚钱，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他对市场的判断，而依赖于他对政策的判断。如果政策本身带着好多钱的话，即使他知道这个政策错了，但是只要争取到这个政策的优惠措施他就有了财富。所以这两种体制下人的本质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变化的是这种行为是不是为这个社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怎么由职权经济变成产权经济。过去我们是有了政府的职位才能行使权利，现在如果有财富、有钱的话，不需要政府的职位也可以行使权利。这个变化最初从农村开始，原来农民进不了政府系统，他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给了农民自由，农民即使不进入政府系统，也可以搞投机倒把，出现了好多万元户，变得富有了。接下来的变化发生在城市人身上，原来好多城市居民进不了政府系统，进不了国有企业，生活也很困难，现在有钱的人能过上至少跟市委书记差不多的生活，甚至可能超过市委书记，你有车我的车比你还好，你有房我的房比你的还大。
有钱的人在很多方面可以享受到和有权人一样的生活，如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讲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也就是说，中国最聪明的人不一定要进入政府系统才能够享受财富，不一定要进入政府系统才能够调动资源。通过做企业，通过给消费者带来快乐、带来价值，同样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就发生了整体的变化。全世界的发展都是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聪明人为别人创造财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经济就可以发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体制使得这些人不是在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财富而获得幸福，而是通过怎么掠夺别人的财富获得幸福，这个经济一定就是停滞的。
中国今天仍然有好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其实很简单，我们既有职权经济，又有产权经济，这样的话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企业家，获得财富了，不一定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想办法通过收买有职权的人，收买控制资源的人手中的权力来获得资源。比如说我通过关系获得一块很便宜的土地，一倒手就赚很多钱，这个致富的过程可能比好多做制造业的人快得多。这仍然是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由此导致越来越多原来搞制造业的人转向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制造业产业。这对中国未来好还是坏？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由此看来，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干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过去一样不断地缩小职权经济的范围，也就是减少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解决。最严重的是，很多优秀企业家把他们的精力和时间花在通过政府关系、政府的政策来给自己积累财富上面，而不是通过为消费者、为社会创造价值来积累财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经济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当然我们看到，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在总结经验。我们过去讲吃一堑长一智，但是经验总结错的时候可能会走向反面。好多人总结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结论是市场失灵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这两年实际的政策，我们的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都是在向继续增大政府权力的方向发展。我们想象一下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其后果不仅是现有的资源的分配在扭曲，最严重的是企业家的能力分配、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用来想怎么讨好老百姓，怎么使消费者感到快乐，而是想着怎么讨好有权的政府官员，怎么使得政府官员感到幸福快乐，那么，这会造成中国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企业家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取得的成就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我们以为中国的道路就是由于有政府强势的干预，由于有大型国企，那我说这个经验总结完完全全错了。总结经验本身没有错，但是错误的总结将把我们带向一个非常不乐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