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大军将行万事待理的时刻，竟这样详尽地介绍毛泽东是很不寻常的。
“我一到苏区，就碰上了肃反，发生了富田事件。这人的政治倾向本来是右倾，可是处理富田事变却左得出奇，原因就是借肃反整掉那些反对他的人嘛！”
李德在三十九年后写的《中国纪事》中，用“据说……”方式，引用了项英的这一观点，同时，他也写出了周恩来与项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周恩来称毛当时采取的恐怖手段是‘镇压反革命斗争中的过激行动’，项则直率地称之为‘党派斗争’……”
显然，周、项对肃反的评价是有质的差异：前者是肃反的扩大化；而后者却是排除异己的行动。
事物的复杂，还在于同是一个提议，出自内心的动机却极不相同。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志应该随军长征，因为他是中央红军的创始人，是因为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指挥娴熟，他应该在红军中发挥作用。
李德和博古本来是不同意的，可是后来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这个问题：
“所以带他西征，……”博古对项英说，“就是要他脱离开中央苏区这个根基，……”博古说到这里已经是触及到很深的层次了。
李德和博古在研究去留名单时，对留毛在苏区好还是带他西征好是颇费掂掇地，毛泽东在军内已无职权，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在离开他的“共和国”后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如果把毛留下，他很可能在原来的深厚根基上东山再起！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李德、博古却不愿中央苏区重新落在一个与国际路线相违拗的人手里，所以他们选择了项英。让安泰离开大地，把毛泽东从党、政、军方面全部架空。
博古和李德认为在中央苏区贯彻国际路线，主要阻力来源于毛泽东和他在军内外的影响，所以他们对毛泽东的特点作过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在正式与非正式的场合进行的。李德在他后来的《中国纪事》中写道：
我在中央苏区最初三个月，结识了一些领导人物，这里我想插一段我对他们的观察和判断。这些观察和判断都是很粗浅的，而且最初的印象也难免同以后的印象交织在一起。为了尽可能地全面，我把一些在当时通过谈话以及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也写了进来。
和我本人经常有些来往而又很熟悉的人是很少的，即使在“保卫措施”比较放松和我的脚病痊愈以后，我的活动范围也主要是局限于定期访问中央委员会、总参谋部和军事学院，还有总共到前线去了五次。当然，还有很多偶然碰到的人及其名字，我已忘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恶意的暗示。很长时间我都吃不惯味道很浓的菜，象油炸辣椒，这种菜在中国南方，尤其在毛的故乡湖南是很普遍的。这就引起了毛的讥讽，他说：“真正革命者的食粮是红辣椒。”和“谁不能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总之，他喜欢引用民间的形象比喻，引用中国历史上哲学家、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格言。有人告诉我，历来很着名的红军八项政治原则和四项策略原则中的一部分也是毛从历史中，也就是说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起义的口号中吸收过来的。他根据中国古代军事着作《孙子兵法》提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但在长征路上他又引用孙子的另一句话“投入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就连他那句关于红辣椒的格言也是随形势而变化的。在云南时，真正革命者的标志是鸦片，因为当时发给红军战士的津贴，不是银洋而是鸦片。而在西康，革命者的标志是虱子，在那里我们几乎让虱子给吞吃了。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了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当然，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这是我对他的印象，博古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还说了几条理由：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着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着更是屈指可数。糟糕的是，毛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他的阶级划分，不是从“社会生产的一定历史地位”及其同生产资料一定的关系出发，而是从收入和生活水准出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在实践中影响很深，例如上面引用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统计数字，就是这种影响的表现。这种歪曲使毛可以按照主观判断来确定不同阶层的阶级性质，并在实际上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交替使用的这两个概念，被他归结为共产党的统治，而共产党的统治在他看来又体现为红军的力量，因为他认为，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内战的形式进行的。
李德所说的毛泽东的短，恰恰也带来了毛泽东的长。他由此而没有成为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者，而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所独有的思想，却成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法宝。这对博古和李德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在他们看来条文比实践更重要，或许由于来得比较容易。
关于这个问题，我同博古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交谈了多次，我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有认识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与之斗争。他们不想由于这些“理论”问题同毛泽东破裂，这当然也是符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的。他们知道，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有时开玩笑说，他的影响是利用了“民众的激情”，其实倒不如说是基于长期共同进行武装斗争的传统。由于这种传统毛同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对于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城里人”，则以白眼相待。因为他同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在他的眼里，苏区以外共产党人英勇的地下斗争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只有农民军队的武装斗争才有意义。他狂妄地以为，只有他才能担负起把他所理解的革命引向胜利的使命，所以在他看来，只要有利于他达到个人独裁的目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
但是，项英比博古、李德更熟悉毛泽东的素质，也了解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潜在影响和深厚的根基。他再三向他们提出：
“你们无论如何要注意毛泽东的言行，防止他对部队施加影响。”
“我们把他放在中央纵队，跟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他们在一起，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博古说。
“洛甫呢，王稼祥呢？”项英顽强地提醒。
“洛甫同志是莫斯科来的，王稼祥同志也是，更何况洛甫跟军队没有任何关系，王稼祥伤情很重……”
李德同意博古的分析：
“毛泽东跟中央军委的人，不可能有很多接触的机会，更何况在大军西行的连天炮火中，行军、打仗、宿营，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能有多少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呢？”
的确，毛泽东要恢复自己对军队的领导权是困难的，在当时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是李德博古还是项英，他们都忽略了一点，毛泽东这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有两块土地：
一块，是不移动的——中央苏区；
一块，是移动的——浩荡的西征大军。
夺取政权，这是革命者的目的。
在我们审视历史伟大人物和领袖人物时，我们不难察觉：谋取权力，并不是贬义词。因为伟人有了权力才能有所作为，不管他们推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他们几乎人人都相信自己在为一个伟大事业服务，在为祖国或人类的进步服务，都想用自己的巨手推动历史的巨轮！
为了这个目标，许多权势达到绝巅的人物，也不惜献出自己的心血和生命。即使像拿破仑一样，就他个人来说，还缺少什么？他宁肯忍受风雪严寒乃至有被俘和击毙的危险，远征莫斯科！有的领袖用残忍的手段(不惜用暗杀)清除政敌，那是因为他觉得在他握有权力之后，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幸福。因此，刺杀政敌之“恶”与自己权柄在握之后推动历史前进之“善”，便统一在一个人身上！
历史包罗万象，人的思想意识也千姿百态，也在时常变化，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在另一件事上他是错的；在这件事上他是旧传统的反叛者，在另一件事上他是旧传统的屈从者；有些事他办得很聪明，有些事又办得很愚蠢。他可以下几步好棋，又出现几次不应有的失误；他有时表现正常，有时表现失态；他有时斗志昂扬，有时又意冷心灰；在战场上是舍命救战友的英雄，不妨在夜里去偷别人的老婆；那些只承认世上思想是单一的不是万般复杂的人，只要低下头看看自己有多少私心杂念，就非常清楚，心灵，那是一面照己的镜子。
照人容易照己难，披露自己的内心，需要最大的勇气。卢梭说得好：“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像卢梭那样，把自己灵魂深处的卑劣丑恶、软弱怯懦、弄虚作假、市井无赖……的表现都写出来的人，恐怕绝无仅有。所以卢梭是伟大的！而那些把自己塑造成一无错处的神的人，恰恰是渺小的：看上去虽然高大，却是泥胎！
历史不断地向我们证明：善、恶、美、丑交织在一起；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幸福与痛苦交织在一起。
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一个哲学名词：“二律背反”。他认为当理性企图对本身有所认识时，必然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他举出四组二律背反：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是无限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不存在自由；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
这种简单的辩证法，在老子时代就提出来了。从右手拿矛左手举盾的老头的叫卖声中，早就可以听出来了。
可是，一些自称高举马列主义辩证法的火炬的人，却往往钻进形而上学的樊篱。
无情未必真豪杰和无毒不丈夫，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东西！
杀恩人奖仇人似乎不可思议。其实这是不了解生活逻辑，历代皇帝杀功臣，那不是由于昏庸，恰恰是来自清醒。功高震主是危险的！韩信受辱胯下，在为王之后，反而召辱己之无赖授以中尉之官。这可以使自己的形象闪闪发光，可是，当他从汉中逃亡时，为他指路的樵夫反被其杀，这种灭口可以使自己得到安全。奖励仇人并不是由于宽宏大量，杀害恩人并不是由于生性残忍。都是为了需要。
历史也不止一次的证明：对往事的判断与评价是有反复的。人们的信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渊明早已思索过了。
人人都在思索，这些深层次的内心活动都用重帷厚幕遮掩着，少有人说实话。
戴高乐在这一点上是直言不讳的，他说：政治家“应该懂得何时要装聋作哑，何时要诚恳坦白，只有在采用了千条良计并作出种种庄严承诺之后，他才会被委以全部权力……”
他还指出：“每个实干家都具有强烈的私心、自尊心、冷酷无情和狡诈的本领。如果他们能以此作为达到伟大目的的手段的话，所有这些都可以得到谅解。甚至还会被看作是优秀品质。”
兵不厌诈，诈并不全是坏东西！
目的越崇高，领袖的潜在形像就越伟大。难怪人们在争议“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是否正当了！
博古、李德和项英，就人事安排，重用谁，提防谁，团结谁，分化谁，一直谈到第二天的凌晨两点钟。
项英叫醒沉睡在隔壁的警卫人员，送他们回“独立屋子”。
山野已经起雾，空气湿度很大，周围一片朦胧。东北、西北方向的炮声，唤起李德、博古行将离开苏区的惆怅，与项英交谈所激起的亢奋的心境，顷刻为之黯然了。
待李德、博古在夜雾中消逝后，项英回到屋中，把灯捻亮，打开他的笔记本，一行一行细读。他试图勾勒出红军走后苏区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可是，他的思路却阻塞着，支离破碎，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
在西征途中，李德和博古并没有忘记项英给他们的忠告，并没有丧失警惕，可是，因为湘江兵败，也因为毛泽东并没有提出反对党的路线，只谈人们眼见的事实——军事失败，他懂得仗要一个一个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更懂得更换军事领导权，在一切服从于战争的时期，也就等于更换了党权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