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不要说话：听我断案，”毛泽东毫不掩饰对王虎林的反感，声音不高却有一种潜在威慑力量，“哪个不服，再提意见：第一、宋雨来原系下中农，经过勤苦劳动，上升到富裕中农；对吗？”
在王虎林和宋雨来认可后，又说：
“第二，既然是中农，就不能当富农来对待，对嘛？”
“对！”
“不能矬子里选将军，这样，谁家富裕了就打谁，谁家还敢富？革命是为了过好日子嘛，王虎林，你把村里中农打完了，再打贫农，整天靠打别人的财产过日子，谁还积极发展生产？你不能鼓动贫穷户去打富裕户，我们要有个法，不能乱打。”
王虎林嘟囔出一句震古铄今的话：
“还不是谁有权谁就是法，谁权大，谁说了算，先前我听乡苏、县苏的，现在我听主席的，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就是了。”
罗自勉见王虎林瘪了，趁机出气：
“这就叫言出法随，王虎林，你以前说我反动，我就成了反动；可是国家主席跟我平起平坐，和我交了朋友，你还敢说我反动？”
问题被扯乱了，问题被扯远了，问题也被扯深了。这的确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谁是法？谁是天？法大还是天大？言出法随对吗？
王虎林是弄不清的，他也不必弄清，但有一点他是异常清楚的，目前，国家主席比他这个村苏主席大，目前，这两个被他踩在脚下的猪狗不如的下等贱民，一个罗自勉一个宋雨来，在主席面前告了他的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他恨不能将他们一口咬碎：“他们怎么敢？他们算什么东西？竟然敢告一个苏维埃主席的状，可真是无法无天了！”
王虎林不敢发泄出来，只能把仇恨埋在心里；还有一点他也是清楚的：在竹沟村，我苏维埃主席就是天，我说的就是法。
这场关于法与天的不明不白的小小纷争，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警卫排长看看天色已经不早，他们还要赶回何屋去，在处处都有反水分子的情况下，走很长时间的夜路是危险的，他们不能不连连催行。
“王虎林，我现在就写个政策给你，你带回去念给全村群众听，不许改动，要原原本本，……”
毛泽东对这位村苏主席印象不佳，从他对罗自勉和宋雨来的眼神里，看到了他的邪心恶念。便抽出钢笔，拿出小本，写道：
“凡过去定为中农成份的，不管生活是否富裕，一概仍为中农，生活好靠劳动，靠精耕细作，不能靠分浮财！宋雨来的土地应归还，他烧麦田当然不对，反水更不对，但情有可原，应不予追究，望全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王虎林答应一切照办，毛泽东要王虎林带宋雨来一齐回村。
“主席，他王虎林不会放过我的！”宋雨来向主席寻求保护。
“两天后，他还不把土地给你，”毛泽东特意把话说给王虎林听，“第三天你就到县城何屋来找我！”
宋雨来又要下跪，被毛泽东制止了，并且特意在王虎林面前，拉着他的粗糙的手，表示支持，他有点不放心。
一部科学的土地法并不是很容易产生的，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文昌宫制定和颁布了《兴国土地法》把《井冈山土地法》中的“没收一切土地”作了原则的改正。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可是，法既是人制定的，也要人去执行。在批判“富农路线”后，不仅没收富农土地，而且也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清算了。诚然，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失误与挫折，只能使人民付出更大代价，却不能阻挡革命胜利的到来。他回到何屋后的第二个早晨，站在屋后青山之上，忽然想到了他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结束语，那是多么豪迈而富有诗意啊，他坚信革命高潮的到来：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四、为政之难
天黑了。罗自勉的独立小屋，离散落在山沟里的竹沟村大约有二里山路。
王虎林在前面慢慢走着，宋雨来在后跟着，两人都不讲话，心思是各不相同的。
王虎林越走越慢，他早已怒火中烧，他憎恨宋雨来，也憎恨毛泽东，他们使他受了奇耻大辱，他决意杀人！宋雨来有了共和国主席的保证，有恃无恐。
在宋雨来眼里，王虎林是个大坏蛋。可是，他是革命的急先锋，在最初打土豪分田地时，是谁第一个冲进刘兆庆家大院的？是王虎林，而不是他宋雨来；是谁揪着刘兆庆的花白胡须逼他跪倒在全村群众面前的？是王虎林，而不是他宋雨来；……是的，宋雨来佩服王虎林的胆量，但他仍然认为他是个坏蛋。后来，王啸林当了赤卫队长，竹沟村就是王虎林的天下了。
他可以随意强奸妇女，受害者却敢怒而不敢言，一个不识时务的丈夫在妻子被窝里，把光屁股的王虎林拖出来狠揍了一顿后，第二天夜里这个丈夫就消失了，他被赤卫队抓去枪杀在一个远离竹沟村的山沟里，罪名是与刘洪恩的铲共团相勾结，企图血洗乡苏维埃，证据也是有的，那是刘兆庆的儿子刘洪恩给他的一封铅笔写在烟盒纸上的信。
谁能查清这信是真是假？谁送来的？当然有人，可是这个人在看守不严的情况下跑了，打了几枪没有打中，谁去查清？谁敢去查？火线上死人千万，后方失踪一个农民算得了什么？等于死一个蚂蚁，大不了算死一只鸡。大家要干的事情太多了，谁有空去管？谁愿意自找麻烦、自找难堪？
1933年3月15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1号训令——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
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边区各县裁判部，对于已捕犯人，应迅速清理、凡属罪恶昭着证据确实的分子，首先是这些人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应立即判处死刑，不必按照裁判部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第二十六条须经上级批准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可以先执行死刑后报告上级备案。至于中心区域，同样要将积案迅速解决，不准仍然堆积起来，稽延肃反的速度。即在中心区域，若遇特别紧急时候，亦得先执行死刑，后报告上级，这是敌人大举进攻的，我们应取的必要手段，不能与平时一概而论的。
王虎林听到传达后，真是如鱼得水。政策也许是好的，但不完备的条文执行起来，伸缩性可就太大了！什么是证据确实？谁来核定这证据是否确实？要有什么样的证据？一句话？一封信？一个举动？
放了一把火！这火是谁放的？是抓人的人放的还是被抓的人放的？还是另外的人放的？栽脏诬陷怎么办？
王虎林在前边走着，突然“哎呀”一声跌了个跟斗，脚崴了。痛得不能动，坐在路边捧着脚踝骨直揉搓。
“我回村去叫人来接你？”宋雨来不想去扶他。
“不，你是反水分子，单独回村赤卫队会抓你的！”
这时，他看到向西北行走的一串火光，那是毛泽东回于都何屋的路线。
夜更黑了，宋雨来的心脏收缩起来，浑身毛发根根直立，悚然生出一种不吉的预感，但是，毛泽东的高大的身影和巨大的手在庇护着他，那有力的一握，那句“三天后到何屋来找我”的话，使他的生命万无一失地有了保障。
“那怎么办呢？我扶你回家吧？”宋雨来勉强地说。
“那真是谢谢了，你把我拉起来吧，我的脚疼得不敢沾地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王虎林用的就是这种将死的哀音，使宋雨来无端地生出几分怜悯。
他弯下腰去，要把他所憎厌的村主席扶起，从此，他们将要握手一笑泯恩仇了。
宋雨来似乎眼前有烛光倏忽一闪，那是王虎林被毒烈仇恨烧红了的目光，带着几分讥诮嘲弄和狞恶的神情。
“不好！”宋雨来刚要立起，这是十分之一秒发生的事情，他觉得眼前蓦然爆裂了一个雷霆。在爆响之后，他象风化的山石一样，摇颤了一下，就轰然坍塌下去……一头拱进路边的草沟里，一切都变成神秘莫测的死寂。
王虎林丢掉了手中的猫头大的石块，觉得不妥，又拾起来，在宋雨来头上砸了几下，便健步如飞地回竹沟村去了。
他的弟弟王啸林正惴惴不安地在家里等他。
“先消尸灭迹，”这是弟弟听完了原委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怎么向毛泽东交待呢？”
“山野里的狼会改变他的面目，谁也不会认出他来。”
“总不保险。”
“那就把他拖进西沟里去，那里草深树密。”
“这事你去干吧。”哥哥把地点告诉了弟弟，“带上枪，……”
“我想带几个队员去！”
“不，绝对不行！”
“可是，我一个人，拖不动……”
“只能一个人，这是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事，一点风声都不能透！”
当弟弟不很情愿地向外走时，哥哥又叫住了他：
“你顺路把二先生找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二先生原是竹沟村的小学教员，老了，在村苏当文书。虽然守旧，但文笔流畅，颇有才情，王虎林还是留用了他。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何屋收到王虎林的一份报告：
毛泽东主席：
昨日所教，胥遵上命：凡中农利益，不损毫分。过去错误，当即改正。临夜偕反水分子宋雨来归村，行至中途，路边林中忽有呼啸声起，宋雨来一变谦恭之貌、温顺之态，猛然对职扑击，凶如虎豹，恶如狼豺，将职推入沟中，继而举石砸职头部，幸职预有所备，未被击中，迅即逃回。
窃谓：宋雨来系反水分子头目，对苏维埃积恨极深，决难悔悟。昨日之表现，实为被俘后之伪装。
职疏于戒备，看守不严，逃此反水分子，愧愤奚似？请求处分，以赎渎职之过。并望政府，派队殄除此祸，以平民愤，以安地方。书以至诚，伏乞明察。
专此
报呈
竹沟村苏维埃主席
王虎林
毛泽东面对这个报告愣了很久。
“宋雨来怎么会跑了？他竟然骗了我？他还有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火烧麦田的确太过分了，但他……王虎林是靠不住的，这是个假报告？那么，宋雨来总会来见我的。”
三天过去了，宋雨来没有来。
毛泽东派人去竹沟调查此事，但村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王虎林又重述了宋雨来逃走的经过。还带调查者去看逃走的地方(当然他怕万一露出什么马脚，未敢带到真正的凶杀发生地)。在这块地方除了踏倒的草丛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路边到处都有踏倒的草丛。
调查者以精确的调查记录，证明了王虎林所说一切是真实的！
毛泽东看着写来的调查报告，批示如下：
“古云：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所以为泰；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不可不察也。”
毛泽东自以为是十分清醒的。
宋雨来之死，已是千古之谜。
“君子可以欺其方”，只要说得合情合理，就会相信，悲剧在于自以为是洞察一切，其实是上当受骗，所以冤案难免，失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