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她没有笑过，也变苍老了，两眼网满了血丝，痛苦像只无形的大手，揪住了一颗纯真无邪对革命抱着无限向往的心。
陈毅后悔了，他不该把自己的忧虑告诉她，那种遗嘱式的安排，岂不把姑娘吓死？
他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但是，各地捕杀AB团的枪声却更加重了姑娘的疑虑。她在那些用刀砍死、用红缨枪戳死，用石头砸死的AB团的血洼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现实。
大打AB团的声势有增无已，使肖菊英感到大祸正在敲门。
1930年11月至12月，一个月中，不到四万人的一方面军，就打了四千四百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
杀就杀吧，一枪打死一刀砍死也好。可是，不，有的竟然用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牵着去游街。
陈毅接到了去总部开会的通知：
“时候终于到了，”他暗自思忖，“这是一出鸿门宴，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死就死吧！”他真正要托付后事了：
“菊英，我去开会，……”陈毅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能讲得太明，他指指墙上的挂钟：“等到下午六点钟我还不回来，你就快走，也不要带任何东西，那就出不了村了，一定去信丰城，藏起来。如果我没有事，我就派人找你回来，如果无人找你，你就别回来了。”
这是陈毅生活中的一大错误，他既没有想到妻子是那样脆弱又是那样刚强。
肖菊英既没有哭泣，也没有哀叹。只是低首垂目，漠然无语。这种悲极凄绝之气，使陈毅为之悚然。
他回来晚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过得太容易了，而他的妻子却忍受着比两个世纪还久的毒刑。
肖菊英认定她的命运已经定了。她开头总是反驳自己：“一个日以继夜为革命工作的人，怎么能跟反革命连在一起？”
她，一个二十岁的姑娘不会推理，却会比较，正在火线上杀敌的红二十军的领导人不也成了AB团吗？她弄不懂许多革命者为什么都让AB团这个鬼魂附体，把自己拖下黑色深渊？她认为丈夫已被邪魔选中，不会再回来了。
一时间，她心如枯井：逃走有什么意思？活着有什么意思？
一个稚嫩的心灵能经受住两个钟头的煎熬吗？其实，陈毅骑马的身影一在远处树林里消失，她就受不住了。一整天，她的眼睛盯着窗外，不饥不渴也不困，只盼望那白马的身影从树林后面钻出来。
墙上的挂钟残忍地向前走。“当！当！当！”敲响了下午六时的最后一声。
整天的烈火焚烧已经使姑娘不能多忍受一分钟，她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她不能就这样离开陈毅，她要带走他一点什么东西。
她仰起惨白无泪的脸。看见墙上贴着陈毅笔录的一首诗。这是唐代祖咏的《望蓟门》：
沙场烽火连胡月，
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
论功还欲请长缨！
“弘，我们走吧，离开这煎熬人的世界！”
她是那样平静而又坚定地把丈夫的手迹揭下来，塞进自己的怀里。象个醉酒的人，踉踉跄跄跨下门前的台阶，走到院内的一口半枯的井边，此时，晚风呜咽，满天阴霾，村庄犹如荒坟，一个求死若渴的妇女，倒撞下去。
“咕咚”一声，结束了一个人的悲剧，却没法结束时代的悲剧。
陈毅埋葬了妻子，尽量不让这颗殒落的石子击起舆论的浪花，好在死人如蚁的动乱年代，死个年轻妇女不过小事一桩，谁去过问飘落的一片树叶？但他的心海却狂飙怒卷不能自持，陡生出一种毁灭一切的激情。
他先是怨恨自己，不该预告凶信；继而怨恨菊英，不该如此脆弱，竟然寻此短见。
在山崩地裂的感情冲激之后，他终于平静下来，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吐出了两个字：
“怪谁？！”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回答的难题！伤心一入黄泉后，再得斯人又几年？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激情，使他把眼前的斗争高度抽象起来：
那是来势迅猛的泥沙俱下的浑浊洪流，由高山之源汹涌狂泻而来：初时，还是涓涓细流，可是千百条细流一边奔泻着一边扩大着、接纳着、积聚着，沿着雨淋沟、大冲沟啸聚而来，推波助澜，涌入河床，万源齐汇，越滚越大，越来越猛，裂岸惊涛，势如万马奔腾。
夹岸芦苇一齐倒伏下去，有几杆梗直的、幼稚的或是尚不清醒的芦苇来不及倒伏，就“嘎巴”一声齐腰折断了。
不倒伏即断折
“菊英，你是不是在这大肃反的洪峰下的那杆稚嫩的芦苇？”陈毅悚然而惊似有感悟，“难道我就不是一株既倒伏又待折的芦苇？洪峰是不可抗拒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人既是芦苇，又是波澜，你冲激我，我冲激你，推波助澜的不正是那些倒伏的芦苇吗？洪峰似乎是没有的，是一批芦苇去摧折另一批芦苇，可是，没有洪峰，芦苇能互相摧折吗？
不，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这种现象也许古人早已概括过了：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宁都会议，不再是肃反会议，这是用数以千计的同志的鲜血换来的。但在会议上仍然翻卷着与肃反相同的洪峰。仍能听到受屈的冤魂的哭泣。他跟周恩来的翠微峰金精洞的交谈能否有效？陈毅想像不出周恩来在这不可抗拒的洪峰面前是如何摆脱困境的。
四、变通之法
会议继续召开。
周恩来为会议向最好的方向发展，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但他知道，事物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也如此。
思想左倾的人并不是事事都左，而且在某个问题上很右，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是事事都右，有时也很左。这种二分法，连老祖宗都知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那就是说他也有不智的时候。这件事处理得很好，另一件事可能办得很糟。
他仍然认为前方委员们是对的，但硬顶必将受到加倍的反击，有时毁灭性的！曲则全，枉则直，陈毅和他在金精洞的谈话的深意就在这里，在肃清AB团时，陈毅的遭遇他是知道的，无疑是经验之谈。
阶级斗争有时很残忍的！周恩来不能不有所变通，如果他和毛泽东不能同时保留，就是保留一个也是好的。但他还是争取两个都能保留，不能不带有讨价还价的色彩，他说：
“毛泽东在前方，对战争是有利的，他可以贡献很多意见，以利于军事指挥，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贯彻，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由我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同志仍留在前方助理；第二，由泽东同志负指挥全责，我负责监督计划的执行。”
这个换了说法的提议，基本上等于没有变动，立即遭到激烈的反对。这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提议，周恩来不能只手回天。
“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毛泽东感到争取无望，退意已决，他缓缓站起来说，“我留在前方是不适合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有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局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毛泽东忽然感到，知不可为而不为，乃是明敏洞达之举，急流勇退，未必就是坏事，他平静下来，推开身后的椅子，冷然地说：
“也许大家还有许多话当着我的面不好说，我现在可以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