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六年之后的“皖南事变”中临时动摇，换上便衣首先脱逃的行为，就表现出他性格的弱点。
项英阴沉着脸。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保证国际路线的完全的实现！”
几个委员表示附议。他们对项英的坚强的政治原则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会议的内容，会议的争辩，会议的情绪，不断地重复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劳轰炸，一直推到精疲力尽，达到预想目的为止。
“当然，批评可以从严！”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着会场。感到如果双方硬顶，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对方采取极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他转圈说：“可是，组织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适合的。”
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项英却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坚决。
“现在中央局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照顾某个同志的经验和兴趣，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红军中执行国际路线！”
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周恩来宣布休会，下午三时再开。
四、浑元圈
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象喊口号似地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身侧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
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
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辞，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那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那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的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的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中国国共两党分裂，而更加激烈了。
政治路线斗争，必然和权力斗争联在一起。那时，凯丰、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学识才华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因为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丢掉了校长的职位的！
在两派激烈的斗争中，任何人都要考虑自己在斗争中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有的考虑坚持正义和真理，有的考虑对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是否有利。
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正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学校的管理权力出现了真空，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他力图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式的校长屹立在革命历史舞台上，便极力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种拉帮结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敌对营垒。
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开了“血战”式的互相攻击。许多学生不愿参加这种互相诋毁、攻讦以达争权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学校中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又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学校成了“不似流血，胜似流血”的战场。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学，两败俱伤的内耗战仍在继续进行。
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国而没有卷入，所以他对学校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建议米夫把握住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条派，从而为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铺平道路。
在米夫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策略：因为互相指责的两派，并无严格的是非，第三势力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胜。如果米夫把第三势力投向阿古尔一方，把谢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稳固了阿古尔代理校长的地位，后来的正式校长就是阿古尔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决学校混乱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势力的争取者组织者，他成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凯丰那时并不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由米夫、王明组织起来的第三势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后来“反对派”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人是哪几个，说法不一，带有某些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一同盟式的集体，无论对于中山大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丰便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般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肖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人，这二十八个人中，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育，能流利地说一两种外语，只有五个人是工人阶段成份。他和博古一样，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产国际的无比正确。
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