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帮甲军阀打乙军阀好呢还是帮乙军阀打甲军阀好呢？李德同志的设想是合理的，当两个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最好不要插手，坐在高山观虎斗，等他们拼个精疲力尽一死一伤时，我们再动手，我们把部队西调，也不失为‘围魏求赵’之法。更何况，我们也曾派第三军团去截击过东征的蒋军，不过去晚了一点……”
“可是陈铭枢、蔡廷锴很快就被蒋介石打败了！”
“这一点倒出乎意料，可是蒋介石也是付出了代价的。”
“我们却失去了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机会！”
“即使我们配合了福建政府，会不会与陈铭枢、蔡廷锴一起被打败呢？再说，我们战略转移并不等于五次反‘围剿’失败。”
“把中央苏区丢了还不算失败？”
“并没有丢了中央苏区，我们的力量还在，大的转移是争取主动的措施，你能说运动战中大踏步后退时就是失败吗？我们退是为了进嘛，四方面军不是建立了川陕根据地吗？井冈山不也丢了？能说是大失败吗？……”
博古的脑屏上战火弥漫，与洛甫反复冲杀，左思右想全是自己的理，在这种时候，要作出冷静的反思是不可能的。他竟激动得坐了起来，面对着黑洞洞的墙壁愣了很久。
四、沙漠绿洲
在湘江东岸，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进行着最后毁灭性的战斗的时候，油榨坪却处在和平静谧之中。
湘江血战，双方都受到了严重创伤。敌人，并没有立即紧跟红军而至。中央两纵队，在油榨坪一带，得到了一天休整的宝贵时间。
周恩来从繁忙的事务中摆脱出来，缓步在资水河边，下午三时的金色的阳光，温柔地抚慰着他，他深吸了一口气，立即感觉到南方山林的呼吸，纯净、清新，混合着落叶的芳馨，在温软的风中，一丝丝浸润到他的肺叶里，前天的辛辣的带毒的硝烟味，已成了遥远的记忆。
他一人走着，警卫人员与他拉开十五米左右的距离。他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迎面看到树丛里站着一个持枪的女兵，老远就向他大喊：
“你不能过来！不能过来！”
周恩来微微一笑，那个女兵他认识，叫王泉媛。
“我们在洗澡！……”
这里的确是个洗澡的好地方，夹岸杂树丛生，绿萝纷披，庇护着一段宁静的河湾，水深及膝，由于河面宽阔，水流平缓，不时传来嘻笑和溅水声。
经常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女兵们，并不怕河水的微凉，洗净身上的尘泥污秽，那是多么惬意痛快。
周恩来转身向回走，沿着弯曲的沙质的河岸，向一棵高大伟岸的白果树走去。因为那里传来胡琴的悠扬的乐曲。那是他所熟知的《梅花三弄》，音韵自由地舒卷飞扬，欢快明净，又如泣如诉。音乐的魅力就在于某种情绪的高度抽象，它像一首蕴含着深奥哲理的诗。音乐具有最大的可塑性，不管你是喜是悲是愁是怨，音乐的波涛，都能把你的百端情感溶化进去，升华成一曲欢快的委婉的忧伤的歌，涤荡着你被日常事务玷染了的心灵。
周恩来从他身边走过去，那个拉胡琴的业余音乐家，正处在出神入化的状态，溶化在音乐的天国里，忘掉了人间。周恩来不去打扰他，那棵高大的银杏树，使他想到自己的故乡，他不敢十分确定眼前这棵生有扇形叶的树就是银杏，它和苏北平原上的银杏树略有不同。
久违的故乡，像个遥远的梦境，资水潺缓北流，它是不是汇往长江？
他坐下来，想起他幼年时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的痛苦。陈天华在日本蹈海自杀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他反映了对黑暗的中国深深的绝望，那是对中华民族沉沦的悲号。也许算不上英雄。自杀不是战斗！只能在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中加进一个小悲剧，正象四十七年后，为了控诉社会上的恶势力而跳海自杀的女青年范熊熊。
周恩来面壁十年仍然未能破壁。什么时候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动力和悲剧性的根源呢？幼年的周恩来在寻找，壮年的周恩来在寻找，恐怕老年的周恩来还在寻找，他本身不就是悲剧性的吗？他把寻找中华民族腾飞崛起的接力棒交在后人手上！他坐在资水河边，听到中华民族八十年代的改革大潮的澎湃之声了吗？
他又听到了激水的溅溅之声。在他的右边的树丛掩映的浅水里，有个战士把裤脚挽到大腿根，冲涮他的蓑衣，那是褐红色的棕织蓑衣。
这个蓑衣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在行军途中他见过它，在湘江东岸的炸弹硝烟中见过它。这就是那个牵驮骡的战士。
他走过去，和这个战士攀谈。
战士只知道他是骑马的大首长，并不知道他叫周恩来，他告诉周恩来，他叫文庆安，他很满意自己的名字，就是“喜庆安宁”的意思。
他把他带蓑衣的原因说得很含糊，只说是父亲的遗物。他知道首长反对迷信。
也许世上最聪明的周恩来，也未必窥破这个老实巴脚的农民战士的心灵秘密。原来人人的心扉并不是随时打开的。文庆安不愿意和首长多谈，他小小的年纪就懂得言多必失。只有同乡，才是他倾诉衷肠的对象。
列宁是怎么评价农民的呢？“农民，他的善良和残忍，他的勤劳和自私，他的聪明和狡诈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却想打开这个战士带有神秘色彩的心灵。
“在江东岸拉驮骡的是你吧？周恩来先坐下来，又抬手要他坐到自己身边来。
“是的。”文庆安把蓑衣晾在一块卧牛石上，怯生生地坐在周恩来身边。
“飞机差一点炸着你吧？”
“可不，一块弹片‘嗡’地一声紧贴着我的脸飞了过去，热风把我煽了个趔趄，……”
“好险，你应该注意防空，卧倒。你们受过防空训练吗？”
“空是防不住的。”文庆安象个哲学家似地抬头望望湛蓝的天空，“这要看命大命小。”他发现自己说漏了嘴，立即补充说，“我知道首长是不相信这个的。可事情就是怪，就说前几天吧，中央队的首长们围成一个圆圈在开会，一颗炸弹恰好落在正中间，眼看全完了，可是，没有炸。我听说子弹有瞎火，可没有听说炸弹也有瞎火，你说，这里面能没有命大的？”
周恩来不由得把身后仰，哈哈大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由文庆安用宿命论的观念说出来，觉得很有味。这是群众对不能理解的事物的一种解释方法。
“不管命大命小，还是要学会防空。”
首长的关切深深地打动了文庆安。他差一点把他截去小拇指的“秘密”说出来，后来觉得还是不说为好，便改口说：
“我倒不怕挨炸，就是怕天天走啊走啊，也不知哪一天才走到头。也不知哪一天转回咱苏区去。”
周恩来一时很难回答。他把目光投向明天的行程，莽莽苍苍的越城岭象宇宙大厅里的一扇壮丽无比的屏风，摆在他面前。资水河上荡漾着金色的阳光，几只白鸥在水面上翔掠，山雀在林间啁啾。几只沙鸭在碧波的茜草中钻动。周恩来只觉筋肉徐徐松驰，感到疲倦后的酣畅和焦虑后的安适，心静如资水，缓缓流逝。
似乎已经远离了战争。
他也觉得文庆安的疑问应该回答，应该予以恳切的回答；难道这是回答文庆安吗？岂不是也在回答自己？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周恩来想了一会儿说，“我个故事叫沙漠里的绿洲，你想听吗？”
“想听。”
“从前，在一个叫撒哈拉沙漠的地方，张眼一望是无边无际的沙丘，看不见一棵青草。有一个阿拉伯的小伙子，……”
“小伙子叫阿拉伯？”
“不，那不是人名，是地名，那是很远的地方。那个小伙子叫什么无关紧要。他一心要干一件大事，对人民有好处的事，他的爷爷告诉他，做好事不容易，没有决心没有耐性什么事也做不成。”
“小伙子要爷爷交给他一个最能考验决心和毅力的任务。爷爷把自己的拐杖交给小伙子说：‘去，去把它插进沙漠里。’”
“‘这还用什么决心耐力呢？’小伙子以为爷爷逗他，‘走到那里一插不就完了？’……”
“‘不，’爷爷说，我叫你让这个拐杖长成一棵大树，大树再生小树，小树再长成大树，子子孙孙向下繁殖，直到沙漠里有了一片绿洲，你的雄心壮志就算完成了。”
“‘怎么才能活呢？’小伙子已经有些为难了。”“爷爷说：‘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这拐杖是一棵鲜树枝，只要有水就能活，你看，水井就在这里，你向沙漠里送水，来回也不过一天的路程。’……”
“小伙子第二天一早兴高采烈满怀信心地去了。插上爷爷的拐杖浇上了水，回来天就黑了，吃了饭倒头就睡，天刚亮，就被爷爷推醒了。爷爷告诉他，沙漠渗水渗得厉害，象个漏斗，要天天浇水才得活。”
“小伙子傻眼了，‘天呐，这要浇到哪年哪月？’”
“爷爷笑了，‘你不是自己要找个最能考验决心和耐力的事情做吗？”’
“小伙子没有办法，虽说稍微有点后悔，但他还是抱着希望，看爷爷的拐杖能不能发芽！他每天早起晚归浇那棵无枝无叶的拐杖。小伙子总不见拐杖发芽，他失望了，怀疑爷爷骗他，那根拐杖本来是死的。他用手指甲刻了一下拐杖，竟然水津津的泛起绿色。小伙子又恢复了希望。”
“大约一个月吧，拐杖真地长出了绿芽。小伙子已经不再计算日子了，只要树能长大，他就要用水浇，浇到老浇到死他都不在乎。”
“为什么？”文庆安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在湘江东岸，毛泽东主席也给他们讲过灵渠的故事。
“这个小伙子天天担水，看着拐杖长成了枝叶茂盛的大树，大树旁又生出了小树，他的爷爷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还是不断地浇。沙漠上终于有了一片树林。有一天，他忽然跌倒在井边，在水里一照，才知道自己头发已经白了，跟他爷爷生前一样白。”
“他终于挑不动水了。他又要他的子孙继续浇那片树林，他向他的子孙们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只要那片树林长绿，爷爷就永不会死。’……”
“首长，我也是有耐性的，”文庆安觉得充实了不少，他望了望越岭的高峰，忧心忡忡地说，“听说明天要翻这座高山，我怕驮骡上不去！”
“是很难爬，”周恩来站起来说，“只要小心一些，总可以上得去，实在不行，就丢些东西嘛。不过有个好处，在山里行军，不怕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