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愿给博古太强的刺激，把失败说成了失利。
“总结主要是找主观原因，”王稼祥说，“客观困难是明摆着的，强调客观容易忽视主观。”
谈话进行得极为勉强，说的也都是不成不淡没滋没味的话。就像一辆负有重载而缺少润滑油的车。每推动一步，都“吱吱嘎嘎”响一阵，使人感到吃力，甚至不堪忍受。虽然不能说完全言不由衷，却的确称得上话不投机，双方都保持着礼节上的客气，内心却在拉大距离，说一句，掂几掂，越谈越有一种疏远感。博古知道王稼祥话中所指，觉得很不舒畅。他已经预感到统一认识之难了。
“当然要重视主观原因，”一种强烈的辩护的意愿在博古心中挣扎，他用略带反驳的口吻说，“客观原因也不能忽视。总结，要全面。片面性，不容易找出真正原因，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三人交谈嘎然停车，这种六目相视面面相觑情状，实在叫人难受。
“失利也不是全是坏事嘛，”毛泽东懒散地在藤椅里伸展开四肢，悠然地说，《周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坏事变好，而是事物的辩证法嘛。”
博古一时很难领略这段话的奥意。也不知这段话指向何在，但他却掂出了它的分量，似乎也察觉了毛泽东的隐秘的心境。博古对中国古典哲学研究太少了，无言以对，他极不适应这种场合，便借口去看看洛甫，告辞了。
三、博古与洛甫
湘江血战，几乎引起所有人的反思，只是地位不同、角度不同、经验不同、深度不同，当然结论也绝不相同。
洛甫接受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总体构想，毛泽东提议由他整理一个带有总结性的系统的意见。洛甫知道，最先同意毛泽东的意见的是王稼祥而不是他。但是王稼祥重伤经久不愈，很难当此重任；毛泽东亲自出面向“三人团”发难，是困难的，不利的。因为毛泽东自从宁都会议被解除军职之后，一直处在无权地位，并被视为抵制国际路线的右倾路线的代表，在此情况下，他的意见很容易引起逆反心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这些意见由当时的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推行王明路线的四大金刚之一的洛甫来说，就策略得多，明智得多。这也就是他后来代替博古当中央书记而不是毛泽东的原因。
洛甫唯一为难之处，就是他不懂军事，也从未过问过军事，目前要解决的恰恰是军事路线。由他来完整地表现出毛泽东的对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分析是困难的。在许多方面他是矛盾的朦胧的。直到九年后(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时，他还讲过这时的处境：
“……此外关于军事系统方面，青年团系统方面，保卫局系统方面，我知道得很少，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关于博古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我在十九路军事变时，觉得李德把军队西调不对，广昌战斗中把军队硬拼受损失不对，其余我知道很少。”
洛甫心境复杂。自从渡过潇水后，肠胃又一直不适，辣子鸡的确他吃不消，胃隐隐作痛，他怕明天爬山不便，就早早躺下了。
刚刚把被头往头上一蒙，博古便踏进门来：
“怎么？真的病了？”
“哪里，胃稍稍不适，老毛病了，在莫斯科时就犯过。”洛甫披衣而起，坐在床沿上。“怎么？你怎么有空到中央纵队来了？坐，坐。”
博古坐在一把吱吱嘎嘎的竹椅上。他觉得与洛甫单独相见，机会难得，便开门见山。
“思美，”博古用只有少数人知道的名字称呼洛甫，声调恳切而带凄恻。“现在红军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李德同志非常焦虑，他希望我们莫斯科来的同志紧紧团结起来，共渡难关。”
博古用“思美”来称呼洛甫，近乎苏联名字中的“爱称”。表示特别的亲近和特殊的感情，犹如中国人略去姓名只叫字，毛泽东同志，泽东同志，润之。用这三种称呼时的情感与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博古的原名秦邦宪，在苏联的名字波古良，博古是从波古良演化而来；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在苏联的名字利得洛夫，李德是由利得洛夫演化而来；
洛甫，原名张闻天，在苏联的名字依思美洛夫，洛甫是由依思美洛夫演化而来。由于博古跟他特别亲密，称“思美”以示区别。
使用别名化名，这在当时是一种时尚，也是工作、安全、保密的必须。同样，在中国的外国顾问，也都有一个中国的名字，如罗易、马林、越飞、加伦……
博古的这个亲切的称呼唤起了洛甫无尽的感情，但他表示沉默，那时，他们的确是亲密无间的同学、战友。可是事物总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头那句话是有道理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年在中山大学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现在都在何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变化是必然的，真正涌聚在王明旗帜下的能有几人？
“王稼祥到苏区来得早，”博古说得有点伤感，“他跟毛泽东在一起的时间长，受他的影响是必然的！”
洛甫从床上站起来，呷了一口白开水，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的同学，心想：你嘴里在说王稼祥，还不是拿他来影射我？
“你听说过吗？”博古显然没有注意到洛甫的心境，只顾说下去，“他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职务，他竟然没有举手！”
那神态，那语气，不举手就意味着背叛。
“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权力嘛！”洛甫淡淡地说，显然，他并不想跟博古深谈，他放下水杯，竟然没有给博古端水。
博古对洛甫的回答甚感意外：
“难道这不是对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
“噢，”洛甫推了推眼镜，“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嘛。”
博古渐渐感觉到洛甫对他的疏远和冷淡。这才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裂隙在中央苏区时就开始了。西征出发前的那场争吵就露出了端倪，不过当时没有在意就是了。
博古到苏区负责领导临时中央之后，洛甫到临时中央政府当人民委员会主席，意在剥夺毛泽东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一部份政治权力，这就使王明路线执行者，把握了党权、军权、政权，以便全面地推行王明的政治路线。
那是战略转移之前的一个明朗的秋夜。洛甫怒气冲冲地来找博古。博古对洛甫的怒意是有思想准备的。在前天，他们就瞿秋白和何叔衡同志能否随军出发就发生过争执。
瞿秋白当时正在吐血，何叔衡年迈多病，博古认为他们同部队行动，不但增加部队的负担而且他们也会被拖垮。
洛甫则认为博古对政府人员照顾不周，缺乏感情，把瞿、何留在苏区，势必更加危险。
博古坚持把他们留在苏区，然后找机会送他们到上海去养病，洛甫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搪塞，在红军突然撤离、白匪四面杀入的情况下，哪里有可能托关系护送他们去上海？
博古坚持说是“三人团”的决定，洛甫只好服从。
洛甫又一次感到无权的悲哀。
在洛甫心目中，博古虽然聪明热情能干，却不够老练，甚至有些冒失。在中山大学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他的旗帜并不鲜明。在私下里，他纠正了博古许多模糊认识，使博古充分地认识到托洛茨基主义者完全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那时候，他把博古看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虚心向他求教的小弟弟。他之所以能够作临时中央的负责人，既不是靠他的经验和才华，也不是靠他的资历和威望，而是靠与王明、米夫的亲密关系。
而现在，他竟然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不把他这个人民委员会主席放在眼里。
当时，为了战略转移的机密性和机动性，“最高三人团”决定少带机关人员，并且把非带不可的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去。这样便于行军作战。开始洛甫也是同意的。可是，作为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不好，不如把机关集中，编成战斗单位。到底分散好，还是集中好，洛甫并没有明确的预见。也许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吧？
但是，人的感情因素有时是十分微妙的：由于他对博古的独断专行早就有了强烈的反感。他就把这次能否听从他的意见，当成博古是否尊重他的试金石。
“怎么了？思美，”博古见洛甫怒气冲冲，脸上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现出素常的快活的直率的微笑，一边让座，一边用俄语说出了五个字，这种称呼并没有使洛甫觉得亲切，反而产生了一种捉弄人的亵渎感。他以为博古在居高临下，故作宽宏的姿态，“又有什么不满意了？”
“你不觉得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散到各兵团去，是欠慎重吗？董老、徐老、谢老、林老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毛泽东同志的夫人贺子珍还怀着七八个月的身孕，……他们怎能跟部队行动呢？……”洛甫此说稍有夸张，是年，董老48岁、林老49岁，谢老51岁，徐老57岁。唯留苏区的何叔衡最大，为59岁。
“那怎么办？”博古不无诧异地说，“把他们留在苏区？前几天你不是为把瞿秋白和何老留在苏区而大发脾气吗？”
“可见你对政府人员的安全思考得太少。”洛甫责备着，“毛泽东同志提议把政府机关集中，……也好统一照顾。”
“你也认为这样更好些吗？”博古弄不清是他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见。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因为他是政府主席，‘三人团’应该尊重他的意见！”
“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我跟李德、恩来商量后，立即把决定告诉你……”
这个建议终于被采纳了。
这个建议引起了严重的后果：部队必须抬起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这顶轿子。
如果当时“最高三人团”预知抬轿子产生的严重后果的话，他们准会拒绝这个提议了。
博古当时虽然采纳了洛甫的提议，却没有弥补他们之间已经很难弥补的裂隙。
1943年12月16日，洛甫在延安整风期间，记述了他和博古的矛盾和冲突，今天加以仔细推敲，就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它还不太完整，还不太明朗，字里行间却展露出当时的真情：
“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反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
“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磨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
这一点，洛甫觉得理由并不充分，让他去担任政府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的重要职务，很难说是排挤，那么，不排挤，应该担任什么职务呢？他在整风笔记中又写道：“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这的确是很耐人寻味的，也是令人费解的。如果说，第三次‘左’倾路线推行者，以博古取得党权，以李德取得军权，以洛甫取得政权，以达到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统治，以洛甫同志去排挤毛泽东同志在政府的地位，是可以理解的。而洛甫同志去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是从中央排挤出去呢？还是加重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呢？如果不受排挤担任此职，在中央应该是什么地位呢？他在笔记中继续写道：“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
交给谁，笔记中没有言明，括号中提到“项英回来后”，是否暗指把领导权交给当时是政府副主席之一的项英？很难说，洛甫在笔记中继续写道：“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当时政府是不是真有文牍主义？公开批评是不是背后攻击？
后人只能存疑，洛甫继续写道：“当时关于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给他们批准。
“在出发以前，‘最高三人团’要把我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后因毛泽东提议未分散)，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原文如此——笔者注)物质基础。”
这段笔记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值得后人深深研究的。